当代艺术圈子里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针对作品的讨论了，更多的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你好我好大家好，艺术家，作家们可以谈政治，谈女人，就是不谈作品。艺术展成为了社交会，新闻发布会成为了吹捧会。
谁还认真敢说某某的画不好，某某的书写的不好，几乎看不到了。
近日，在上海书展的一场文化沙龙中，有媒体报道，批评家李陀与许子东进行对话，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非常软弱，文学评论没有争论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隐患。他的意思是说，文学争鸣的东西太少了，绝迹了。我听了这话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美术界，谁还敢说谁的画不好，人们都谈别的，就是不谈艺术。
李陀的发言太好了，喜笑怒骂，真性情，现在艺术界太需要这样声音了。
李陀说了什么，我这么大赞。你听听，他说，称现在的批评家已经不敢与作家争论，“比如说阎连科明显越写越差，为什么没有人批评阎连科？原来他写《受活》的时候我是挺支持他的。现在他不理我了，国际大专家了。之前还经常一块聊天，但是他写《为人民服务》以后，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怎么写这种东西？阎连科他很不高兴，后来他再也不理我了，我说你写那个狗屁《风雅颂》，狗屁小说。而且现在小说越写越差，可是他现在人越来越高，为什么？ 让批评家去想一想。听说他现在带一大群学生呢！好像那学生还都挺服他的，不是好现象。”
很有意思的是，对于李陀的批评，人家阎连科在微信朋友圈中还给出了回应，“我在写完《受活》之后，李老师曾给我过许多鼓励，这让我终生难忘，而且会永记在心……我确实没有接到过李老师打给我的批评《为人民服务》的电话。”此外，阎连科谈到文学批评是软弱的，文学批评的自由更加重要。
阎连科（左）和李陀
以下是阎连科微信朋友圈发手书回应李陀全文：
李陀老师以前是我尊敬的前辈和作家，以后也是我尊敬的前辈和作家。关于李陀老师与许子东先生最近在对话中谈到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与《风雅颂》是“狗屁小说”“越写越差”，其实李老师还是高估了它们的价值。我以为它们不仅是“狗屁”，而且还是“屁狗”。
我在写完我在写完《受活》之后，李老师曾给我过许多鼓励，这让我终生难忘，而且会永记在心。但说到他对《为人民服务》的批评，我就从此不再理他了，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我确实没有接到过李老师打给我的批评《为人民服务》的电话。他如果打了，我也决然不会生气，且会充满感激。因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以为《为人民服务》是什么好小说，为此我还专门写过《禁书不一定就是好小说》的演讲稿来反省《为人民服务》的写作。
说到后边和他联系少了，并非是因为李陀老师对我的批评，而是自《为人民服务》之后，
我的写作批评不断，出版异常困难，朋友越来越少，弄得我自己都羞于见人，而且李老师多在美国，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什么时候离开，我都无从知道。就我而言，不仅是和李老师来往日少，就是以前的同辈好友作家，也是二年难得一见。毕竟，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人好作家，见人真的有难堪之处，这一点请李老师谅解。去年得知李老师用多年之心力完成了长篇小说《无名指》，发在《收获》的增刊上，接到刊物本来想看完了找机会和李老师聊天，可几番努力，也终未看完，这也就又误了见面聊天。至于我以后的写作，无论小说多么“狗屁”或“屁狗”，以我的固执，就像贾平凹对《浮躁》一样，改变起来相当困难，也只能“狗屁”下去了。
当然李老师以为今日的批评家都太软弱，对坏作品不敢批评——比如对我的写作。其实除了他们的软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评我的文章（无论说好说坏），发表都比较困难，这一点可能李老师不太知道。其实我倒真的希望所有的批评家都来批评我，因为能自由的批评，在我和文学中，该为多么的重要。 我知道所有的批评都是对我好，一如李老师年高八十，对我好还肯骂我一样。
最近几天，朋友或熟人不断电话、微信来谈论李老师对我的批评，也就写这么几句解释说明一下，并向李老师问好祝福。
多保重！
连科
我们艺术界需要这种声音，还有谁这么认真的，真性情的，不为钱，不为名，只为好作品发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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