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们学贯中西，渴望用笔杆子唤醒一代人，救世于苦难。他们单纯，他们学做学问，他们也学做人，他们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改变不了历史长河既定的方向，他们只求为当下的青年学子带来精神上的振奋，使他们不至于被国仇家恨压弯了腰。
细数民国翻译那代人，且听鄙人慢慢道来。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
“点烦”的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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