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勝利已到了73個年頭，很多史料重溫了中國對日最榮耀的一刻：
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停泊著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美國海軍密蘇里號。艦上舉行日本向盟國全面投降的簽字儀式。所有戰勝國登艦受降。經美國提議，各國一致推舉中國為登艦第一國。
大受降結束後，蔣介石終於在他日記中的雪恥後面劃上句號：
“雪恥之日誌(指1928年濟南慘案以來的日記)，不下15年。今日，我國最大的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地投降了。50年來最大之國恥與餘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屈辱，至此自可湔雪淨盡。
一雪前恥之後，全世界共享了華夏榮光。
受降的次日—9月3日，就此成為一個特殊節日：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
榮光前後，是國際地位的空前提升。
1943年1月11日，美國與中國政府簽定了《中美新約》，廢除一個世紀以來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結束了在中國享有的政治、軍事和商業特權，世界各國紛紛跟進，使中國“百年屈辱，洗於一日”。
1945年10月，聯合國正式宣告成立，設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排名第四，居美、蘇、英後，列法國之前，成為名正言順的“世界第四強”。
1945年 12月15日，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再次來到安放孫中山衣冠冢的北平西山碧雲寺，正式告慰國父先生：中國重返東方一哥之巔，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殷殷可期。
此時的中國國際聲譽，達到了自盛唐之後的再次鼎沸程度，國際社會對中國寄予厚望。尤其美國這個二戰的最大贏家，對中國伸出碩大橄欖枝。
早在二戰發生轉折的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與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談話就時表示，中國應取得四強之一的地位，並平等地參加四強機構，參與制定該機構的一切決定。二戰結束後，無論是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還是後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確立領導世界戰略之後，都特別希望有一個亞洲鐵哥們替他“署理”亞太。當時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是不二人選。世界四強，前三強系歐美國家，那麼第四強亞洲中國，當然就是當之無愧的東方第一強。在美國的期許下，世界將要看到一箇中國接替日本領銜的新東方。
中美之勝給予日本的教訓也足戒千百年。
戰敗後的日本，被美軍佔領。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強行修改了明治憲法，留下了麥克阿瑟版的和平憲法，憲法規定：議會是日本最高權力機關，天皇不是神只是普通一公民，國家象徵元首。為此，他給歷史留下這樣一樣照片：
他與日本裕仁天皇合影。片中他雙手叉腰，而天皇垂手站立。
這是民權對皇權的歷史性勝利。麥克阿瑟就此成為再造日本的新國父。
而此時中國也以戰勝國姿態，戰機飛抵日本東京。
1946年5月27日，中國軍事代表團一行30人，乘坐B-24轟炸機, 赴日與美軍商談中國軍隊佔領日本事宜。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是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維吉尼亞軍校的民國精英人物朱世明。
朱世明等人到達日本後，發現日本還在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立即照會日本政府，令其禁用“支那”、一律改為“中國”正稱。
雖然“支那”的來歷既不原創於日本，原是佛教盛地印度經書對中國稱謂“chin(秦)”的音譯，英文亦由此音譯為與“瓷器”同語的“china”。但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的英語音譯“支那”卻被日本叫得山響，帶上了嚴重的貶義與地理歧義。眾所周知，日本是一直使用漢字的國家，當用漢字完全可以寫上“中國”兩字並有直接讀音，而之前“清國”時代，日本用“支那”稱呼中國甚至是有善意的，是區別於漢民族不認的清朝，但民國成立後，再稱中國為“支那”就變味了，因為它主要是強調是“關內中國”，是不包括蒙古族滿族聚居的東北和內外蒙古地區的，為軍國日本肢解中國提供理論支持。
所以，民國成立後，中華政府多次照會日本政府，要求對使用中國正稱，但傲慢的日本軍政府不加理會。而這一次，他們卻不敢不理。戰勝國責令戰敗國改正，命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以日本當用漢字“中國”易之。日本政府不得不服。其後，“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學校教科書、媒體中消失。
不過，略留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沒有趁勝追擊，將英文對中國的稱謂“china(瓷器)”改為“Central Countr（中央之國）、照會世界各國，乃至迄今不少海外僑胞忌憚此音譯，當代華人在世界面前還要自稱“瓷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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