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大爆发的时刻，皇甫嵩力挽狂澜，大破黄巾，延缓了东汉朝廷的衰亡。然而被封为车骑将军后，却没有像其他车骑将军如董卓吕布华雄那般威风凛凛，而是孤零零的守在洛阳。
皇甫嵩(?—195年)，字义真，安定朝那(今甘肃镇原东南)人，东汉末期名将。灵帝时为北地太守。黄巾起义爆发时，任左中郎将，与朱儁（jun）率军镇压起义军，后官至太尉，封槐里侯。应该说皇甫嵩的和一千多年后的曾国藩有些相似，皇甫嵩消灭黄巾军威震天下，曾国藩围剿太平军名杨四海，而曾国藩成了中兴之臣，皇甫嵩则最终屈于董卓之下，令人扼腕。
皇甫嵩的名字，基本就是跟“黄巾起义”连在一起的。说到“黄巾起义”，就会说到皇甫嵩；说到皇甫嵩，就会说到“黄巾起义”。范晔的《后汉书》，甚至把对“黄巾起义”的主要介绍，都放在了《皇甫嵩列传》里。
“黄巾起义”刚一爆发，正在首都参加御前最高军事会议的皇甫嵩，即率先提出要先解除“党锢”，以防“黄巾”与党人合流。汉灵帝在征询了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后，很快同意了皇甫嵩的提议。随后，皇甫嵩就被任命为左中郎将，跟右中郎将朱儁一道，前去征讨颍川“黄巾”。
颍川紧邻首都洛阳，直接关乎朝廷的安危。
当时东汉朝廷面临的形势可谓已是岌岌可危。尽管事先已得知消息，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处置，但“黄巾起义”的爆发，还是给东汉王朝带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冲击。河北全境瞬时沦为“黄巾”的天下。安平、甘陵两国的国王，分别被当地人劫持，以响应“黄巾起义”。就在皇甫嵩、朱儁受命出征之际，同样紧邻首都洛阳的南阳地区，“黄巾”张曼成部攻杀了太守褚贡。出征之初，性格偏急的朱儁，又在跟颍川波才部“黄巾”的交战中，吃了一场败仗。
东汉朝廷急需要一场胜利，来挽救迫在眉睫的危局。在这种形势下，皇甫嵩领兵进驻颍川郡的长社，跟波才部“黄巾”展开了对峙。
当时皇甫嵩只有两万人马，“黄巾军”则人多势众，且呈围攻之势，皇甫嵩军中人心惶惶。但皇甫嵩发现了“黄巾军”的一个弱点：“依草结营”，于是，当机立断，采用火攻战术，夜袭“黄巾”，“黄巾”大乱。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也领兵赶到，皇甫嵩与朱儁和曹操的兵马汇合一处，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
这是自“黄巾起义”爆发以来，东汉朝廷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一场“及时雨”式的胜利，首都洛阳的危机暂时得以缓解。
随后，皇甫嵩和朱儁乘胜追击，又相继击破汝南和陈国“黄巾”，“三郡悉平”（《皇甫嵩列传》）。
战局开始朝向有利于东汉朝廷的方向逆转。
之后，皇甫嵩和朱儁兵分两路，皇甫嵩向北攻击东郡“黄巾”，朱儁向西南攻击南阳“黄巾”。皇甫嵩再次取得胜利，生擒“黄巾”首领卜己，斩首七千余级。
皇甫嵩和朱儁领兵征讨颍川“黄巾”的同时，尚书卢植也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前往征讨河北“黄巾”。
河北“黄巾”是张角兄弟直接领导下的“黄巾”，可以说是“黄巾军”的大本营，不仅人数众多，实力也要更强一些，所谓“梁众精勇”（《皇甫嵩列传》）。本来卢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得罪了前来视察军事战况的宦官特使，遭到宦官诬陷，结果“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卢植列传》）。
卢植无辜被囚后，朝廷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继续攻打河北“黄巾”。
这是董卓在平定“黄巾起义”中的第一次出场，也是董卓唯一一次跟“黄巾”直接交手。
但董卓未能取得胜绩，“军败抵罪”（《董卓列传》）。
这时候，已经攻破东郡“黄巾”，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皇甫嵩距河北只有一箭之地，于是朝廷下令，皇甫嵩继续向北攻击，征剿河北“黄巾”，这等于是接替了董卓的任务。
这是我们看到皇甫嵩和董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虽然是以“交接班”的形式，一前一后，他俩这一次很可能连面都没有见到，但毕竟也算是一次重合。
经过几番激烈鏖战，皇甫嵩最终剿灭了张氏兄弟领导的“黄巾军”。皇甫嵩因镇压“黄巾”有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封槐里侯，领冀州牧。
至此，除了朱儁仍在南阳地区与“黄巾”进行胜负已定的最后决战外，由张氏兄弟领导和发动的“黄巾起义”，在中平元年（184年）的当年，就已经被基本平定。
“黄巾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年之内就被东汉朝廷平定，从军事决战的角度说，皇甫嵩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蔡东藩在《后汉演义》里说，“黄巾”之平，皇甫嵩为首功，这是实至名归的评价。站在东汉王朝的立场上说，皇甫嵩是“黄巾之乱”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而将倾的人物。如果没有皇甫嵩，东汉王朝的终结时间，就有可能被提前。
平定“黄巾”给皇甫嵩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皇甫嵩的人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汉书》说：“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皇甫嵩列传》）。这种“威震”的效果之一，是一个名叫阎忠的人，跑到皇甫嵩面前，一通长篇大论，希望皇甫嵩考虑一下“南面称制”，——就是要皇甫嵩自己当皇帝！这种“非常之谋”的想法，当场被皇甫嵩拒绝了。
“黄巾起义”快被平定的时候，甘肃金城（今兰州）又发生了湟中义从和先零羌的叛乱。
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孝灵帝纪》）
湟中义从，原指在湟中地区跟随汉族将领征战的非汉族勇武之士，带有义勇军或志愿军的性质。起初是一批小月氏人，后来也有了羌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加入其中。先零羌则是羌族部落中最具战斗力的一支，是东汉政府最为头疼的边疆对手之一。
皇甫嵩在“黄巾起义”爆发之前任北地太守。北地郡治所原本在今宁夏境内，后因羌乱，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将郡治内迁到当时的池阳，也就是今天陕西泾阳和三原一带，差不多就在长安的正北面。皇甫嵩任北地太守，郡治应该是在这里。中平二年（185年）三月，湟中义从和先零羌开始骚扰三辅地区，于是，朝廷任命时在冀州的皇甫嵩移师关中，“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皇甫嵩列传》），说白了，就是专门来对付北宫伯玉和边章、韩遂这伙人。
与此同时，朝廷重新起用了之前“军败抵罪”的董卓，让他跟皇甫嵩一起协同征战。
诏以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董卓列传》）
这是董卓的名字跟皇甫嵩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一起，董卓成了皇甫嵩的副手。
只有四个月，到同年七月，皇甫嵩就被免职了。免职的原因，一是没能取得像征讨“黄巾”一样立竿见影的战绩；另外，也是得罪了当权宦官，结果被收缴了左车骑将军的印绶。
皇甫嵩遭免职后，朝廷改派了张温任车骑将军，来担任前线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皇甫嵩被免职了，董卓却原地不动，不仅如此，还升了一级！由原来的中郎将，提升为破虏将军。一升一降之间，皇甫嵩和董卓的起伏曲线，在这里发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形式的变化，往往都有内因在起作用，只是史书在这里，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和叙述。
边章、韩遂的部队，却在经历了几番让人眼花缭乱的整合后，变得更加兵强马壮。一个名叫王国的人，被推举为这支武装的首领。中平五年十一月，王国率众围攻陈仓。陈仓是陕甘边境的重镇，陈仓一破，兵锋即刻可直指长安。于是，朝廷再次起用了一直在静默中的皇甫嵩，同时任命董卓为前将军，共同联手对付王国的进犯。
五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皇甫嵩列传》）
一个“督”字，表明了皇甫嵩的主帅身份。
嵩、卓联军组成后，董卓提议立即进兵解陈仓之围，但被皇甫嵩拒绝了。皇甫嵩大段引用《孙子兵法》，对形势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应当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静待形势发生转变。后来的事实证明，皇甫嵩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
如此一来，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皇甫嵩和董卓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陈仓之战”后仅仅只隔了一个月，汉灵帝就驾崩了。
汉灵帝的驾崩，给东汉王朝留下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好像是专门给董卓预备的。
就在“陈仓之战”结束到汉灵帝驾崩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董卓连续遭遇了两次来自东汉朝廷和灵帝本人的考验，这事还跟皇甫嵩扯上了关系。
中平六年（189年），应该就是“陈仓之战”结束不久，朝廷下诏征董卓为少府。少府是朝廷九卿之一，董卓以一封书信的方式，回绝了朝廷，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去京城赴职。
到灵帝病重时，朝廷又以玺书的形式，——玺书本来是指皇帝的亲笔书信，灵帝既已病危，是否还能亲笔书信？——给董卓下了一道新的诏书（东汉朝廷跟董卓的两次通联，在时间上可说是前后相踵，我们今天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那份紧迫感）。诏书（玺书）的内容，一是拜董卓为并州牧，另外是“令以兵属皇甫嵩”，就是要董卓把他的军队全部交给皇甫嵩。
董卓又给朝廷回了一封信，他答应去并州履职，——实际并没有去，而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董卓列传》）。河东郡在当时属司隶校尉部，在今山西西南。——但拒绝把自己的部下兵马交给皇甫嵩。
董卓对朝廷的两次回绝，尤其是第二次，显然已是明确的抗旨不遵。但此时的东汉政府和汉灵帝，已经拿董卓无可奈何，所谓“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董卓列传》）。
朝廷要董卓把兵交给皇甫嵩，并且被董卓拒绝的事，也传到了皇甫嵩的军营。当时同在军中的皇甫郦对他叔父说：
“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皇甫嵩列传》）
第一句话就将董卓和皇甫嵩放在了一个对等的位置上。皇甫郦看到了皇甫嵩和董卓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到了“势不俱存”的境地。皇甫郦同时认为，董卓的抗拒行为，是一种“逆命”，而董卓的“驻兵河东”，更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危险举动。
皇甫郦希望皇甫嵩能当机立断，铲除董卓。
皇甫郦的建议，被皇甫嵩拒绝了。
皇甫嵩说出的理由很简单，董卓抗命固然有罪，但自己如果擅自征讨，也是一种越权之举。于是皇甫嵩也给朝廷写了一封书信，说明了有关情况。汉灵帝接到皇甫嵩的书信后，“让卓”，就是批评、责备了董卓一番，于是，董卓“又增怨于嵩”。
在事关历史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皇甫嵩和汉灵帝的举动，看起来更像是轻飘飘、软绵绵的儿戏之举。
不过，从皇甫叔侄的对话来看，人们有理由得到一个印象，即此时此刻的皇甫嵩，似乎仍然握有相当的实力，可以降服，甚至清除董卓，主动权似乎仍在他的手上，就看他的选择了。
皇甫嵩又一次选择了拒绝。
如果实情确是如此，那么，这应该是皇甫嵩对董卓最后一次有胜算的机会。从此，机会对皇甫嵩来说，就像离岸之船，迅速消失在岸边人们的视野里。以后皇甫嵩再也没有机会对董卓居高临下、胜券在握，甚至连平起平坐的机会，都彻底失去了。
汉灵帝死了，何进听了袁绍的撺掇，引发了东汉宫廷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混乱和大屠杀，东汉外戚和宦官势力同时同归于尽，董卓进京，成为东汉王朝新的实际统治者。
董卓一进京，他和皇甫嵩之间相互的位置和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转。
经过半年忙碌，董卓坐在新的位置上，想起他的老同事、老上级，也是他暗中积怨已久的那个人来了。
初平元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皇甫嵩列传》）
在此之前，董卓刚刚杀死了一位城门校尉。
皇甫嵩顿时陷入了生死抉择。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这时候皇甫嵩在哪呢？扶风。
扶风位于长安（今西安）和陈仓（宝鸡）之间，击退王国之后，皇甫嵩应该就一直留在了这个地方，继续坚守他那“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的任务。
董卓召皇甫嵩进京时，关东群雄已经举起讨董大旗。
为了应对关东群雄的讨伐，董卓先是命人毒死了被废黜的少帝，接着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长安靠近凉州，那是董卓熟悉和起家的地方。不过董卓本人没有随皇帝和朝廷同时西迁，而是暂时留在了洛阳。
这时候，依然手握重兵留在扶风的皇甫嵩，对董卓来说，肯定是一个不能忘怀的人物，何况董卓的心里，早已积攒下了多时的忌怨。
这一点，皇甫嵩的长史（幕僚长）梁衍看得很清楚。皇甫嵩接到来自董卓的召令后，梁衍对皇甫嵩说：
“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遂复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皇甫嵩列传》）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前面是说皇甫嵩不能去，去了就有危险；后面一段，可以说是皇甫嵩生平听到的第三次“非常之谋”。简单说，就是梁衍希望皇甫嵩“挟天子以令”，响应正在东边的讨董义举，东西夹击，活捉董卓。
这提议应该是东汉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嚆矢。
这一回，皇甫嵩还是拒绝了。他越过长安，去了洛阳。
结果皇甫嵩一到洛阳，就被抓了起来，“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皇甫嵩列传》）
关键时刻，儿子救了父亲一命。据《后汉书》记载：
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质让，责以大义，叩头流涕。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使免嵩囚，复拜嵩议郎，迁御史中丞。（《皇甫嵩列传》）
董卓不仅同意赦免皇甫嵩，还任命他为议郎，后转为御史中丞。
旬月之间，皇甫嵩的生死命运，在董卓手上翻了个个。
故事至此并没结束。
第二年，也就是初平二年（191年），董卓也从洛阳回到了长安。对于董卓的这次回长安，《三国志》和《后汉书》的《皇甫嵩列传》与《董卓列传》，都以细致的笔墨，留下了一笔极富现场感的细节描写。通常情况下，像《后汉书》这样的正史，很少会出现带有重复性的细节描写。
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皇甫嵩列传》）
乃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董卓列传》）
《皇甫嵩列传》的后面还有一句：“卓风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董卓暗中指使，让官级在御史中丞以下的（自然包括御史中丞），都要到路边屈身施礼相迎（此“拜”字是否指跪拜，不好确定，但躬身屈体是肯定的），以此让皇甫嵩感受屈辱并屈服。
皇甫嵩有没有屈服呢？后面一段文字是：
既而抵手言曰：“义真犕未乎？”
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同上）
“抵手”该作何解释，确切词义不容易说清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握手、抚肩吧，但董卓此时的姿态，想必是貌似亲切的。“犕”在这里是服的意思，义真是皇甫嵩的字。董卓问：嵩哥服没服？——这完全是大哥的架式和语言，直率而略显粗鲁。
皇甫嵩的反应呢？“笑而谢之”。——这时候皇甫嵩脸上泛起了笑意，“谢之”，是皇甫嵩向董卓说“对不起”。
皇甫嵩有什么对不起董卓的？（因为争雄？不相上下？）
“卓乃解释”，是说董卓跟皇甫嵩和解了，他最终放了皇甫嵩一马。
并世而立的两位豪杰，就此心照不宣。
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和较量，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董卓对皇甫嵩取得了完胜。
——董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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