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培根有句名言：“在获得胜利后仍能克制自己的人，便是获得了双重的胜利。”
宋太祖赵匡胤，算得上是一位获得双重胜利的帝王了。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在事业上的成功举世公认。而作为一个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他的清醒与克制，也是历代帝王学习的榜样。
克勤克俭，自我约束
作为皇帝，赵匡胤完全有资本享受最好的吃穿用度，但他偏偏“抠门”得要命。一件衣服穿数年不说，皇冠上连珠宝饰品都没有。为了倡导大臣全体节俭，他甚至拿出自己穿过的麻布旧衣赏给大臣。得到皇帝奖赏的大臣，都会将旧衣穿在身上，引以为荣；而没有得到奖赏的大臣，则会引以为戒，不敢穿戴比皇帝高级的衣服。弟弟赵光义看不过去，认为赵匡胤俭朴过头了，赵匡胤则严肃地质问他：“你难道忘了我们以前过的苦日子了吗？ ”
赵匡胤睡觉的宫殿里只挂着青布和苇帘，用的丝织品上没有刺绣图案。他乘坐的车轿还是后周皇帝的旧轿，已经缝补过许多次。女儿曾劝他说：“皇上的车轿该用黄金装饰。”赵匡胤笑着说：“朕富甲天下，不要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宫殿也能办到。不过，钱财是天下百姓的，朕为天下百姓守财，岂能乱用！”
赵匡胤的内宫也是出奇的简朴，宦官只有50余名，宫女也只有200多名。即便如此，赵匡胤仍认为太多，又遣散了50余人。
在饮食上，赵匡胤也极为克制。有一天，他突然想吃羊肝，侍从正要交待御膳房去做，赵匡胤却制止了。他说，如果别人知道我爱吃羊肝，每天宰杀一只活羊来取肝，那是多大的浪费。算了，我的个人欲望，克制一下也就过去了。
设立制度，约束子孙
《周礼》中记录了一项宫廷财政制度，叫做“惟王不会”，意思就是，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但到了宋朝，赵匡胤跟宰相赵普共同确立了一套约束制度：内廷添置日用杂物、增加生活预算，须经外朝的政府与台谏审核、批准。
按照这一制度，即便赵匡胤想添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也需要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驳退回去。宋太祖武人出身，对这样的“条贯”开始时很不耐烦，也想不通：“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
宰相赵普解释道：“这个制度不单是专为陛下设立的，更是为陛下子孙后代所设”。
赵匡胤意识到，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制度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
于是，尽管“熏笼”久久没有到货，但赵匡胤还是禁不住赞叹：“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后来宋高宗的妃子才会说：“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密留誓约，克制皇权
众所周知，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来了后周柴氏的天下。按照古代惯例，新王朝建立后通常会对前朝皇族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而赵匡胤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对后周皇室加倍优待。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子孙后代都这么做。
据《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秘密立过一块石碑，碑高七八尺，上面写有三条誓约。不过这块碑平日用销金黄幔盖着，锁在一个隐蔽之处，除了皇帝谁都不允许看到。每一位新皇帝继位，都会被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来瞻仰记诵。直到“靖康之变”后，开封城破，人们才看到石碑上面的内容，上面写着：
一、善待后周柴氏子孙。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三、不加农田之赋。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谓“誓约”，算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皇权约束机制。两宋三百多年，历任皇帝基本履行了宋太祖的遗训。宋朝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安定和文化繁荣的基础。大儒程颐赞叹道：“
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
史学家王夫之在《宋论》中指出，宋太祖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垂及百年，世称盛治，原因在于“唯其惧也”——“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一言以蔽之，便是“敬畏”。因为敬畏，所以会主动克制自我，会乐于接受约束，也希望对子孙后代严加管教。
很多时候，克制，才是对胜利最大的尊重。
许多被外界奉为“成功人士”的大佬们，也依然走在自我克制的路上。郭台铭曾因为简陋的会议室和廉价的地毯，被朋友取笑说没品位。但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有什么东西买不起？可是如果我真去搞品位，股东们就要担心了”。
的确，从古至今，因为“膨胀”而滑向“深渊”的故事，不胜枚举。唯有保持清醒与克制，胜利才可能持久相随。
最后，把雷布斯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努力工作，克制贪婪，是世界上最笨也最高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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