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裡霧裡34370680

現存的史書中，《左傳》是中國歷史上可信度最高的史書。而《史記》是秦朝之後，可信度最高的史書。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黃帝軒轅，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的歷史。她既是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又是一部經典的文學著作。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從司馬談開始，就蒐集史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與漢武帝太初元年，正式作《史記》。 天漢二年，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解，被漢武帝判處死刑。司馬遷為完成《史記》。忍辱負重，申請改判為宮刑。在徵和二年，《史記》基本完成。

《史記》與原本及歷史不符之處。

一、被漢武帝削去十篇。

《史記·孝武本紀》原名《今上本紀》，是《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者之一。原篇中書漢武帝之惡甚多。武帝怒而削之。致使原著的《今上本紀》逸失。今本《孝武本紀》是錄自《封禪書》。對於漢武帝的事蹟，除了藉助《史記》中的《封禪書》和《平準書》外，還需參閱《漢書·武帝本紀》。 除了《今上本紀》外，還有《孝景本紀》等九篇被漢武帝所毀。

二、《史記》中唯一個不符合歷史的事件——趙氏孤兒案。

據《左傳》記載，趙莊姬與小叔子通姦。以後，小叔子被趙氏流放。趙莊姬遷怒趙氏。便在哥哥晉國國君面前詆譭趙氏。趙莊姬、晉君、郤氏、欒氏聯合誅滅趙氏。而屠岸賈並非元兇，僅僅是個馬前卒而已。

司馬談收集歷史資料，應當有人讀過趙國史書。在趙國史書中，掩飾了祖奶奶趙莊姬之罪行。把罪責全部推卸給馬前卒屠岸賈。

《史記》中所記載的趙氏孤兒的故事，雖不符合歷史。應當於趙國史書一致。

三、六國年代錯亂嚴重。

《史記》中六國年代錯亂嚴重，這是焚書坑儒所致。六國史書被焚燬。故事卻大致流傳可下來。口耳相傳的故事，最容易出錯的就是年代。 四、傳抄過程中產生的錯誤。 例如：把燕簡公寫成燕惠公。鄭桓公並非宣王庶弟，而是同母胞弟。 這些司馬遷應當沒有出錯。而是後人傳遍過程中出現了紕漏。 即便如此，《史記》也秦朝之後，可信度最高的史書。

再說《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至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教訓進行總結，來驚醒後人吸取教訓。 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

《資治通鑑》雖然是一部可信度很高的史學著作。但歷朝歷代都有‘修史’。例如，唐朝建立後，得到隋朝的官方史書，在大致保留隋朝史書真實的情況下，對其稍微做修飾。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對其有所隱瞞的，不符合歷史之處，進行修訂。使其更符合歷史。

二是對其君主，尤其是亡國之君進行黑化。這一點要看史官的史德和開國君主的度量。既有像司馬遷那樣不以個人好惡篡改歷史的良史，也有對君主唯命是從的庸官。

這使得歷史司馬光想編訂一部最符合歷史真相的史書，但也無能為力。

所以，《資治通鑑》的可信度稍遜於《史記》。

司馬光對飛將軍李廣的遭遇深表同情。司馬光與李廣後人交情甚篤，依然書其殺已降和殺霸陵尉的誤點。

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走狗，法家酷吏張湯深惡痛絕——以腹誹罪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腹誹罪，就是肚子裡罵漢武帝】。依然書其廉，沒有貪腐行為。

司馬遷一方面，用史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懲惡揚善。另一方面，不以個人情感篡改歷史，最大限度的記錄真實的歷史。才能是《史記》成為世界名著。

楊朱學派

從學術的角度說，《太史公書》和《資治通鑑》都是正史，都具備基本的可信度，你沒法籠統比較誰的可信度更大，只能具體去考證那件事兒有不可信的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兩部書都是正史。

並不是說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裡被後世篡改的例證多的很。多數正史是後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據的檔案資料可能在前代就經過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聽途說等，正史又是相對最為可信的。這是因為：

一是正史所依據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修史很難，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時候反而更可信，因為保留的原始資料多，比如《舊唐書》就比《新唐書》更可信一點，因為《舊唐書》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檔案直接拿來抄了很多；而《新唐書》是偶研修主持的，他會根據自己的意圖對一些事件提出保留還是刪改的意見。

二是正史的作者基本上是態度嚴謹的，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的。

修撰正史，早期是個人行為多，比如司馬遷、班固，他們其實是私撰，只是後代把《史記》《漢書》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馬遷、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業來經營的，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態度是極為嚴肅的。中晚期以後，官方主導、集體修撰的就多了起來。但集體修撰下的史書，也都是找當時的大儒碩學，或是前朝遺老，他們不是那種賣弄自己的小說家，因此態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當然，不論是司馬遷還是後來的修《明史》的萬斯同兄弟等，他們肯定會將自己的主觀看法揉到史書裡，但是，但凡是人寫的史書，就肯定有人的主觀看法，這並不能說明這些史書就不可信的。歷史的複雜性，遠不是一個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三是正史的修撰方法基本上是科學的。

很多人會小看古代人，會學著二三十年代的人說話，說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現代的方法啦，不科學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說實話，這些作為論戰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這樣的念頭去讀史，怕是隻會把自己讀成一個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講究方法的，或是親臨古戰場做調研，或是訪問耆舊做口述史，或是在採用大量官方檔案的同時也注意採擷可信度高的補充史料，如筆記、墓碑等。這些方法可能不像現代史學所表述的那樣成體系、完備，但夠用了。我們只要細心查看，就能發現古人確實一點不比現代人差。

不過，話說回來，《史記》和《資治通鑑》也並不是單純的史書

司馬遷聽過董仲舒的課，對《春秋》很有研究，還幫助漢武帝搞過歷法，這些都是一些意識形態的關鍵性因素，司馬遷在經學史裡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學一邊的人。

《資治通鑑》，就更不必說了，是宰相整理歷史，來幫助皇帝治理國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為目的的書。因此，書中有些地方，司馬光可能故意採用了一些不夠嚴謹的材料，比如，關於漢武帝的晚年行為，他居然使用了《漢武春秋》這樣一部野史，來勾畫一個晚年轉變為“守文”的漢武帝。在後代多位學者的考證下，證明這個做法扭曲了漢武帝的形象。

僅舉此一例，只是證明一點：對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證具體哪個事兒不可信，而不是籠統的鸚鵡學舌的去說“古人都是主觀的”、“正史都是帝王史”，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而是成熟不成熟的問題。

danyboy

兩本書都有可取之處，至於可信度哪個更大一些，恐怕歷史學家都不敢輕易的下判斷。

兩部書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內容上至黃帝時代下達漢武帝時期，在編撰這部書的時候，司馬遷曾多次實地探訪，儘可能的獲取第一手資料，回來之後又嚴謹細緻編撰，所以歷史價值還是很大的，但又因是個人編撰的，難免會摻雜一些個人感情在裡面，是以有些歷史的真實性有待懷疑，亦或者說之前的歷史出於為尊者諱考慮的角度已經人為的被人篡改，司馬遷獲取的也不一定真實，這一點司馬遷在編撰的時候也會遇到（至於歷史的本來面目只能寄希望於實物考古的發掘了）。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內容上至周威烈王下達後周世宗，在編撰這部書的時候司馬光是依據之前的史書再加上一些雜史整合而成，當然在編撰的過程中作者也藉此表達了自己的歷史觀和政治觀，然後司馬光編撰這部書的目的是總結歷史經驗，供統治者借鑑，為統治者服務。是以和他歷史觀政治觀相同的歷史，司馬光可能存在美化，相左的可能有意識的忽略或者篡改，因此有部分歷史的真實性也是值得懷疑的，但總的來說史料價值極高。

最最後這兩部書後人對它們評價都很高，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古人也沒非說它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一般都把這兩部鉅著並列，還有一句話我們應該也聽過史學兩司馬，說的就是司馬遷和司馬光。至於可信度就看你怎麼理解了，這個答案竊以為只能說是待定亦或是無解。

歷史這點兒小細節

總體而言，史記的可信度高於資治通鑑。史記是不斷被考古發現證實的信史，太史公篩選史料的標準是真實，雖不是盡善盡美，但已是人類古史的高峰。資治通鑑是為了為帝王鑑，史料取捨的標準滲透了價值觀，也突出了“教育”意義，就史本身而言，真實性比不上史記。

songyang1997

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哪一部書的可信度更大？這個我不能直接給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馬遷的一句話來總結，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難免有自己的主觀意見在裡面，而失去了客觀的評價。

說到可信度的問題，這裡要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這部史書所依據的史料是否詳實可信；第二撰寫這部史書的人是否客觀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

先說《史記》，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其實這句話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史記在史書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記不僅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學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學作品，裡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觀感情的抒發和描寫。

再看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出身名門，父親司馬談就是太史令，是西漢著名的學者。司馬遷為人剛直不惡、直諫犯上，隨身受刑而殘，但其志不能移。司馬遷秉承父親的遺志，走遍中國的名山大川，蒐集古代各種典籍，嘔心瀝血編撰成書。

我的觀點是司馬遷再偉大，也無法超出他時代的特徵，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時代的特點和其自身的侷限性，但是從其生平來看，司馬遷不謀軍事、不重政治，專心著書立說，應該說學者身份彰顯無遺，且直言犯上為李陵求情，導致漢武帝大怒，深受殘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認為《史記》記述的大部分內容應該較為真實可信。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我並沒有讀過，但《資治通鑑》成書晚於史記，因此《資治通鑑》必然選用了之前的史書作為依據和參考。因此從內容上講，《資治通鑑》肯定要比《史記》更為全面更為豐富，時間跨度更大。

提到司馬光，我會想起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為守舊派代表，反對王安石變法。一個是值得信賴，且有勇有謀朋友，一個因循守舊，反對變法的頑固政客。編制《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期間，自己遠離朝廷的十五年裡做的一件事。

從後世對於兩人的評價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司馬遷是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而司馬光是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區別在於司馬遷屬於思想家，而司馬光屬於政治家，因此《史記》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資治通鑑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會帶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會帶入政治因素，至於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還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說了吧。

我的觀點是看歷史，不僅是要了解歷史知識，還要形成自己的歷史觀點，歷史著作中都難免或多或少的帶著作者自己的觀點和時代的特徵，而我們作為現代人看歷史的同時，要聯繫實際情況，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來得出自己所認同的結論，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一個人的歷史

這個問題在中國曆學界早己定論。如魯迅先生所言:《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八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沒有任何人敢推翻這一定論。為何現在卻有人要提出這樣的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有人為了“洗白”秦始皇在網絡上大肆詆毀《史記》和司馬遷，詆譭《過秦論》和賈誼，迎合社會上反中醫藥，反中國武術等反中國傳統文化思潮。這不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警惕。因而，小編這個愚中帶智的探討題目，就是希望集思廣益，確立《史記》的不可動搖性。

《史記》捭闔三千年，從三皇五帝到漢初，填補了暴君秦始皇“焚書坑儒”造成的歷史斷代缺撼，為中華民族樹立了追根朔源航標。它的史學價值是《資治通鑑》無法企及的。如果沒有《史記》，我們可能象埃及人一樣，對待金字塔“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嚴家慶

這兩部書涉及的歷史時間段不完全重合，重合部分硬要比的話，《資治通鑑》略靠譜一些吧。

特別是從秦末到漢武帝這段的史料。這段時間史家只能以《史記》為藍本，包括《漢書》撰寫的時候，這一部分內容也幾乎就是照搬《史記》。

而司馬遷在修史時，材料一方面來源於官方的記載，拜秦焚書所賜，很多寶貴史料已經沒有了；所以司馬遷還大量走訪了當事人的後代，以及實地考察，包括走訪歷史人物家鄉的百姓。這就導致了有一些內容，是民間的傳說。

對於民間傳說，司馬遷採取了折中的態度，適當保留了一些。很多傳說有不同版本，他也選取了自己認為可信的。比如荊軻刺秦，秦國史料裡只有幾句話的記載。但在《刺客列傳》裡卻有非常詳細的情節，包括醫官用藥囊砸荊軻的細節。這個醫官一直活到了漢代，極有可能這段故事的很多內容來自於他的傳播。但是，在考古發現的東漢石磚畫上，也有荊軻刺秦的故事，裡面又不一樣了。畫上秦王不但沒有佩劍，反而手上拿了一塊圓形的玉璧。而秦王的近侍都有佩劍，和司馬遷所說“殿上不準帶武器”又不一樣。可見各地流傳的版本都有出入，這也符合民間傳說的傳播特點。司馬遷應該是選擇了他認為相對合理的。

但是司馬遷畢竟是個人修撰體量巨大的史書，難免會出現疏漏，《史記》裡也有許多矛盾之處，包括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傳記裡說法不一樣，以及事情發生的年代有誤等等。比如秦始皇的父親究竟是誰。這些問題，後世的修史者發現之後，都會進行考異和適當的修訂。

《資治通鑑》就是如此，不僅修訂了一些錯誤，還對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虛構的神話傳說進行了捨棄。所以在涉及到《史記》相同內容的部分，《通鑑》佔了時間和人力上的優勢，要更靠譜一些。

《史記》之外的部分，《資治通鑑》在引用時也有取捨，這裡也可以舉個例子。

《三國志》裡說到魯肅把荊州借給劉備時，特意提到曹操，說他當時正在寫字，聽到這一消息，震驚得筆都掉在地上。這一細節《資治通鑑》就沒有采用，認為過於誇張，曹操不至於這樣。

東土大唐三俗和尚

個人觀點：按理來說，史書的成書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各有優缺，各有千秋，沒有可比性，《史記》的太史公司馬遷閱覽各種典籍，訪遍名山名跡，收納民間傳聞，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史記雖然帶有個人情感，但對歷史人物的記載也算全面，評論在於後人。《資治通鑑》成書於封建大儒司馬光之手，目的在於教育皇帝，當然取捨很嚴重，取對封建統治有利的避其不利，也在情理當中。無論可信不可信，在中國史學上都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於讀史的讀者。若論對中國歷史的重要性，當然史記比資治通鑑要重要的多了去了。沒有史記，中國的先秦文化瀕臨失傳的局面，中國歷史文化就不能溯源。

蜻蜓一點水

為何中國歷史就是3700年，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著中國有炎黃五帝，我們將它相加中國的歷史應該是五千年。實際上，歷史上記載有一個古公亶父，姓姬，他的子孫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公旦頒佈了周禮，孔子的儒學的根基就是周公旦的周禮。儒學在春秋和戰國時四處碰壁，到了漢高祖劉邦時，儒生二次想去與劉邦溝通，碰壁了二次。漢初時，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都採用黃老之道，與民休養生息，到了武帝時經濟開始繁榮。董仲舒開辦儒學，宰相衛琯和竇嬰都去聽董仲舒的儒學，並且將董仲舒迎進給漢武帝。漢武帝聽了董仲舒“君權神授”以及大臣們稱讚，頒佈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西漢開始的儒學，到了東漢時鼎盛時，不但有“史記”中記載的五帝，又加上了三皇，和許多神話故事。儘管有那麼許多的故弄虛玄的東西，但是奠定了中國的漢文化、漢字、漢姓和儒學的基礎。

“西京賦”記載：殷人屢遷，前八後五。殷商的首都先遷八次，後遷移五次。開始時在山東騰縣，後在河南商丘三次，在河南安陽二次。居無所定，逐草而居，又喜歡人殉。就是將活人與貴族死人一起殉葬，少者幾個，多者幾百個。儘管這些被殉葬的人是奴隸或是戰俘，但是也是太野蠻了。所以，郭沫若認為，殷商是遊牧民族。可是，現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甲骨文儘管是祭師操作，裡面有許多農耕文化。應該說，商朝前期是遊牧民族，後期是農耕民族。由於古公亶父的發源地是在陝西歧山，周朝的周武王稱商朝為東夷，就是東面的蠻夷。實際上，在當時殷商期間，中原地區有幾百個遊牧民族，他們都是茹毛飲血，惟有古公亶父一族最早進入農耕民族。周公旦頒佈周禮和早期的文化，西周東周（春秋、戰國）都是引用和繼承了周朝傳播下來的一切，以後儒學又將周朝的歷史和文化發揚光大，所以早期的東西，都是虛幻的故事，是人為添加進去的。

司馬遷年幼時，在父親指導下，閱讀了“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籍。年輕時，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德儒學，又訪遍於中國的河山。他父親司馬談在彌留間告訴他，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希望他能繼承祖先的遺志，撰寫一部史書。司馬遷在李陵案後，將父親遺留下來的史書和官方的檔案，寫下了一部曠世大作“史記”。原名是“太史公書”，該書從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時間長達3000年，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由於“史記”具有先秦之風，直言評論了漢高祖劉邦劣跡和漢武帝的暴虐，所以“史記”在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時才重見天日。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到五代末年，宋太祖滅後周，有一千六百年曆史。作者按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重大事件和各方面的關聯交代的清晰，使讀者一目瞭然。但是，資治通鑑的前半部是以“史記”為主，編成了“週記”五卷，“秦記”三卷。所以說，資治通鑑離不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五代記，等書籍，同時與儒家的史學觀一脈相承的。可以說，資治通鑑是史記的繼承版，只不過形式和歷史階段不同。

張律明

私認為史記比較靠譜，之至少它是官方的限定的版本。官方出版的書，它的優點是比較接近事實的中心，缺點就是它往往服從無官方的意志，往往不能夠從客觀的事實出發，闡述事實。但是相對於資治通鑑，還是能大部分反應出真正的史實。資治通鑑是一本綜合類的書籍，它從各部史書尋找自己著述的材料，沒有客觀事實為依據，所以可信度不是很高。

關鍵字: 歷史 司馬遷 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