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不仅文学成就卓然,而且是一座内蕴丰富的思想宝库。毛主席就曾经对《三国演义》中阐述的兵法战略思想进行过高度肯定,指出:“学谋略,读《三国》。”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思想成就同样可以说是历久而弥新,具有深入发掘的价值:
一、管理以德治为根本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其后更是群雄并起、各路豪杰争霸天下,时局空前动荡与险恶。要想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争取主动权,必须要具备高超的局势判断能力和将兵用人能力,而这一切都可总归于管理。
在各种管理谋略中,《三国演义》首推德治,认为决策者德行的优劣是衡量其管理绩效的根本标准,从而阐发了一种“德治为先”的管理原则,奠定了其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这一原则决定了《三国演义》全书的基本立场。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全书的基本立场便是“拥刘反曹”,这也构成了该书与“正史”的根本区别。刘备和曹操同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论个人能力,曹操绝对不在刘备之下,而且在曹、刘军事集团的整体力量对比中,曹操更是明显占据上风,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罗贯中在两人之间做出立场如此鲜明的是非取舍呢?那就是对两人道德水准的截然不同的判断。
依据儒家“内仁外礼”的正统思想,《三国演义》对刘备的道德品质持肯定态度,并且通过文学的夸大和渲染而使其臻于完美。开篇第一回书中就指出,刘备其人“性宽和,寡言语”,初步树立了刘备的正面形象,进而通过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突出了刘备道德品质的凝聚力量,为全书的“拥刘”立场奠定了基础。此后,对刘备的道德形象不断地进行夸张和美化,例如,书中多次描写百姓“焚香遮道”迎送刘备,反复烘托其“仁君”形象,尤其是“刘玄德携民渡江”一回,写刘备从当阳撤退时,虽形势危急,仍不肯抛弃随行的十几万百姓,更集中突出了他的“爱民”之仁。在极力美化刘备道德品质的过程中,对刘备的歌颂和拥戴也就得以同步完成。因此,《三国演义》对刘备的肯定,在根本上是对刘备道德人格的肯定。
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曹操一开始就是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叛逆者而出现的。第一回曹操出场,书中就点评说:“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以精简的笔墨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智慧、但与封建正统道德有出入的人格形象。继而通过少年曹操“装病谗叔”的故事,使读者对其人品的优劣形成了基本认识:为了摆脱叔父的管教而恣意放荡,曹操以假装中风的办法欺瞒叔父,并通过撒谎使父亲失去了对叔父的信任。
儒家伦理思想推重诚信,认为“失信”是严重的失德。孔子主张“每日三省”以提升道德修养,其中第二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对为人是否诚信的自我反省。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曹操少年时代即视诚信如儿戏的故事就颇具说服力,显示出曹操的人品存在着重大缺陷。接下来,通过许劭之口,对曹操其人下了总判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以当时的局势判断,许劭的评价无疑重在后半句,而“操闻言大喜”,这就表明,曹操正是奸雄,至此,曹操的反道德形象得以完全树立。可以说,《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全方位刻画都以道德批判为基调,从而形成了“反操”的整体评价取向。
其次,这一原则贯穿于《三国演义》之始终,成为作者评价书中各类领袖人物的根本标尺:董卓是最早出场的一方豪强,因为其道德沦丧、无恶不作而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吕布作为军事将领勇猛无双,但由于他“有勇无谋”,尤其是“见利忘义”的道德缺陷,作者对他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与吕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关羽,在书中所有武将中,关羽获得的评价是最高的,可以集中概括为“忠”、“义”二字,因此,对关羽的评价从根本上也是道德评价;诸葛亮是蜀国后期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作者虽然对他的智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但从根本上歌颂的却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节操。对领袖人物的全方位刻画以道德判断为根本,可以说是《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种文学化的表现形式。
崇尚德治是中国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论语》中,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最早强调了道德力量在管理活动中的组织和凝聚作用,并进一步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领导者的品行端正、一身正气是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关键。
孔子主张,管理活动应结合运用法律手段和道德手段,其中法律手段能够起到外在的规范作用,只有道德手段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管理目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阐发了一种主张德法并举、以道德手段为根本的治国理念。
现代管理哲学认为: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不仅需要借助规章制度对被管理者的行为进行外在调节,而且还需要通过道德规范对被管理者的思想进行内在约束。在一个组织群体中,被管理者道德素质的优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能否发挥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如果管理者自身存在严重的道德缺陷,不仅会经常导致目标决策发生错误,而且会在目标决策正确的情况下使管理不能有效进行和达到目标。因此,在现代管理活动中,作为组织管理者,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提升道德境界,以过硬的道德素质规范自身的管理行为、发挥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
二、战略决策能力是管理成功的关键
《三国演义》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管理哲学思想:以“权谋”论“英雄”。这种“权谋”,不是就事论事的一般决策能力,也不是追逐短线利益的权宜之计,而是治国安邦谋发展的根本性、宏观性的决策能力即战略决策能力。这一思想从开篇就得到了体现,并在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中得到了集中阐释——作者其实是借曹操之口,对当时的各路豪强进行了逐一点评,指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总之,他们都由于各自的缺陷而缺乏雄才大略,算不上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应当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这种气质,就是从宏观上洞悉和把握局面的战略决策能力。
基于这一思想,《三国演义》非常注重从战略决策能力的高下去揭示各领袖人物兴衰成败的根源。
战略决策能力之高应首推曹操。开篇不久,书中就通过曹操与何进、王允等人在危机时刻的对话,使曹操的过人胆识得以初步显露,此后更通过三个富有代表性的政治事件充分展现了曹操的政治权谋:
其一是“矫诏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谋刺董卓失败后,曹操孤身一人逃回老家,以矫诏发动各路诸侯向自己汇合、进京讨伐董卓。在常人看似绝境处,曹操却能一举扭转局面,使自己穷途末路的军事政治生涯峰回路转,并一跃而成为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其雄才大略开始得到彰显。
其二就是非常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军阀混战的危乱局面中,曹操巧妙利用了汉献帝还都洛阳后的困境,大胆采纳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此后“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使曹操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后来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奠定了根基。事实证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确是卓有成效的战略决策,是曹操由原来的“名微而众寡”迅速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是回避称帝。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曹操“威名日盛”,虽不时有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表现,但却明智地回避了称帝之举。大宴铜雀台时,臣下有劝进之意,曹操当即宣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曹操去世前一年,孙权为联曹破刘,奉劝曹操当皇帝,曹操则说这是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一笑而置之。依据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废君自代可谓不忠不义之首、罪大恶极,不仅当时会备受攻击和谴责,而且注定在历史记载中遗臭万年。曹操终其一生都避免称帝,不仅有利于收复笼络人心、保全自己不断壮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统一,使中国北方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终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
因此,这不能不说是充分体现了曹操高超战略决策能力,并且对历史发展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明智之举。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很多史学家得出了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功大于过”的结论。
此外,书中对刘备的战略决策能力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刻画与揭示。由于诸葛亮是刘氏集团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实际制定者,所以,刘备的战略决策能力也就突出地体现为一点,即对诸葛亮所制定的战略规划进行辨析与最终裁夺的能力。应当说,刘备的战略决策能力也是很突出的,这集中体现在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上。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向刘备全面阐释了为刘氏集团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其要点有三:不可与曹操争锋,也不能胜孙权而据东吴地,可据荆蜀;可以孙权为外援,联孙抗曹;一旦天下有变,两路大军北伐,以成霸业。对于这一规划,刘备采取的是欣然肯定、完全接纳的态度:“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拨云雾而睹青天……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
从此,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氏集团迅速摆脱了势单力薄、居无定所的被动局面,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得以和曹、孙两家三分天下。应当说,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得以贯彻实施,既体现了诸葛亮深谋远虑的过人智慧,也集中展示了刘备作为一位优秀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但同时应当看到,与曹操相比,刘备的战略决策能力仍旧略逊一筹,这首先表现在刘备的“汉中称王”上。公元219年,刘备在武力不如曹操、物力不及孙权的情况下称“汉中王”,这一举动激起了曹、孙两大阵营的共愤,直接导致了蜀国腹背受敌局面的形成,在刘氏集团处于整体弱势的情况下,这一局面无疑是相当不利的。应当说,汉中称王是刘备战略决策的一个重大败笔。后战略要地荆州失守,关羽、张飞被杀,刘备又再次出现重大的战略决策错误,仓促兴兵讨伐东吴,却遭到了陆逊的火攻而全军覆没,使蜀国军力严重受损,败亡之象进一步加深。在刘备先称王、后称帝的这段时期,蜀国连年征战,迅速消耗和透支了本来就比较单薄的国力,导致蜀国灭亡的步伐不断加快并最终无法逆转。
相对于曹操和刘备,《三国演义》对孙权战略决策能力的刻画较为俭省,更多地是突出他“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的地利优势,但对孙权的治国韬略还是进行了宏观勾勒。可以说,孙权论雄才大略虽然不及曹操和刘备,但却善于韬光养晦、伺机而动。
首先,孙权采纳鲁肃的建议,实行了稳中求进的发展策略,对外不与曹操争锋、知汉室之衰亡不可避免而不去勉强扶持,对内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江东在乱世之中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为后来与曹操、刘备形成鼎足之势打下了牢固基础。
其次,在刘备汉中称王、曹操兴师讨伐的转折关头,孙权顺势而为联曹破刘,利用曹兵对关羽的牵制巧妙夺取了荆州,荆州易手,成为了刘备走向衰亡而孙权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性的转折点。
另外,“降魏受九锡”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孙权的战略决策水平,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之后,孙权不仅没有急于称帝而是向曹魏“写表称臣”并接受封爵,从表面看是忍气吞声的懦弱之态,其实正是孙权棋高一着之处:通过降魏,孙权巧妙地避让了魏国的锋芒、保存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促使魏蜀之争进一步激化,加速了蜀国的灭亡。降魏之后,东吴政治军事实力在较为隐蔽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正式建国创造了条件。现代管理哲学认为:决策是管理的基本职能,系统协调原则是科学决策所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即管理者在做出决策时,必须坚持系统论的原则,以宏观战略眼光看待问题。
毛泽东也曾强调:“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战略决策能力是管理者的核心竞争能力,管理者要注重从方法论的学习上、从实际管理活动的经验总结中不断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战略决策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杰出人物对宏观战略局面的分析、判断与驾驭过程,无论是在视角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值得现代管理者学习与借鉴之处。
三、善于识别和重用人才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必备条件
在三国时代这样一个极度动荡的乱世之中求生存、谋发展,对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文治武功都不能稍有偏废。因此,从主观愿望来看,当时的领袖人物无一不重视人才、求贤若渴,就连董卓这样极其残暴不仁、刚愎自用的反面人物都意识到网罗人才的重要性,不惜重金诱降吕布、在篡夺汉室大权后又惺惺作态地“擢用名流,以收人望”。
就识才用才的能力和效果来看,曹操、刘备、孙权三人中应首推曹操。
首先,曹操十分强调人才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性,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善于慧眼识才,并极力争取和笼络,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与心胸。如在官渡之战期间,袁绍的谋士许攸改弦更张投奔曹操,此时曹操“方解衣歇息”,但听说许攸私奔到寨,不禁“大喜”,更“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先拜于地”。书中通过这种形象化的描写,使当时已贵为丞相的曹操之识才、惜才和重才之心跃然纸上,让曹操的形象焕发出一种动人的人格力量。
其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不求全责备。他主张,“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于禁、乐进不过是普通士兵,张辽、徐晃更是曹军俘虏,但都被曹操提拔重用,成为一代名将。张绣降后复反,反后再降,但曹操却不念旧恶、对他信赖倚重,毕谌、魏钟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仍然被委以重任。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不仅帮助曹操壮大了实力,而且还在危难时刻保全了曹操性命——如果没有曹操在劝降不可情况下的惜才爱才之心,就没有后来关羽的“义释华容”之举。由于曹操非常善于识别、笼络和任用人才,因此手下各类人才云集,拥有人才优势,是曹操实力雄居三大军事集团之翘楚的重要原因。
刘备也十分善于识别和任用人才,“三顾茅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所以不惜一再寻访,在第三次出发之前甚至要“选择吉期,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在成功劝说诸葛亮出山之后,更是“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并且由衷称赞说:“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可谓殷勤恭敬之至。如果再联系当时刘备与诸葛亮分别为47岁和27岁的年龄差距、将军和布衣的身份差距,就能够更深地体会到刘备知人善任的才能。
孙权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的道理,对人才的使用能够扬长避短,他曾经说过,鲁肃有“二长”和“一短”,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孙权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善于宽容他们的过失,在东吴建立了一套和谐的用人机制,使东吴在缺少杰出人才个体的情况下,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稳定高效的人才梯队,文者竭其智、武者尽其勇,充分发挥了团体作战的优势。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者必须要善于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首先要慧眼识才,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要杜绝各种私心杂念、不求全责备,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其次要注重栓心留人,从制度管理上、从人际关系氛围上切实体现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最后,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要充分信任、大胆授权,实现才尽其用,这是落实科学人才观的关键之所在。
四、巧妙激励是管理的重要艺术
管理是科学,亦是艺术,巧妙激励就是管理的一项重要艺术。《三国演义》强调“心战”的重要作用,“心战”对于敌方来讲,就是善于以言语诱敌入瓮,而对我方来讲,则是善于以激励规范部下的行为、调动其积极性。
孙权和诸葛亮都是善用激励的管理高手。孙权寻常给人以平易宽和的印象,但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却经常巧用激励,借以刺激下属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首先,孙权善于进行正面激励,充分信任和肯定下属、关键时刻敢于擢用新人。在江口战役中,蜀军大兵压境、东吴屡战屡败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孙权果断起用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书生陆逊,并且放下国君的尊严,为陆逊举行了隆重的筑坛拜将仪式,以实际行动赢得了陆逊的忠心。可以说,后来陆逊火烧联营击溃蜀军、使吴蜀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转变的重要战绩就是在孙权的正面激励下所取得的成果。
此外,孙权还善于运用反面激励充分调动下属的责任心与积极性。为联魏破蜀,孙权派赵咨出使魏国,以孙权用人不疑的一贯作风,他对赵咨应当是充分信任的,但却在临行前故作轻描淡写地叮嘱赵咨:“但卿此去,休失了东吴气象”,通过进行反面激励,极大地激发了赵咨的主观能动性,促使赵咨不仅当面立下军令状:“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见江东人物乎!”而且以最佳状态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诸葛亮经常巧用反面激励的“激将法”调兵遣将。在率领蜀军征讨“南寇”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赵云、魏延二人的作用,避免其在新的作战环境中用兵的轻率性,诸葛亮就使用了“激将法”:在下达军令的过程中故意以“不识地理”为由,迟迟不用二人。结果从反面激发了两人的锐气,使赵云和魏延在准备周详的情况下深入重地,成功地实现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
此外,诸葛亮也注重运用自罚式激励,以身作则强化惩戒作用,整顿规范下属的行为。“挥泪斩马谡”后,诸葛亮上表申请自贬,表曰:“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通过上表自贬,诸葛亮强化了部下对“草率决策导致失败者必须严惩”的认识,严明了军纪,尽可能挽回了损失。
激励,就是引导有各自需要和个性的一个人或一群人,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同时也要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现代管理哲学十分强调激励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一个不懂得怎样激励下属的管理者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要使一个组织的工作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管理者必须懂得激励、善用激励,有效的激励必须针对被激励者的需要来进行,激励所针对的需要越迫切,激励的有效性就越强。因此,作为组织管理者,应当时刻把员工的冷暖、需求放在心上,针对他们各自不同的迫切需要,采用灵活有效的激励方式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三国演义》将高度的文学性与精辟的兵法战略、管理战略思想以及宏大的历史感熔为一炉,解读《三国演义》中的管理哲学思想,知古而鉴今,必将给今天的管理哲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考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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