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公开放弃反蒋口号
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之后，1936年1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表谈话表示，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和蒋介石联手，第一次明确表示了中共可与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态度。
1935年华北事变后，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发生激烈冲突。
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从1935年冬开始，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与共产党人接触。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牧师）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对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提出了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接连举行六次政治局会议（被称为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时，对张提出的“联蒋”抗日意见十分重视。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南京政府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经向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此时，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虽然国共两党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没有结果。蒋介石仍然聚集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但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挑战。
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
在南方，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西召开会议，通电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在北方，8月初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击溃。
对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作出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不久，南京政府提出了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汇报了共产国际不同意将反蒋、抗日口号并提以及他与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提出“请蒋抗日”口号；2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信发出以后，9月间毛泽东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呼吁“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提出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方针。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次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并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实行逼蒋抗日；还要继续联合抗日的各派军阀，用联合地方实力派去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10月初，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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