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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劉啟既然已經粉碎了奴隸主復辟勢力在地主階級內部的政治代表——同姓王的叛亂，那麼，漢武帝劉徹即位時，新興地主階級是否就可以埋頭從事發展生產了呢?不!
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餘。一批鑽在 地主階級內部的敵人被打倒，並不能說奴隸主復辟勢力已經全部被剷除。由於奴隸主階級殘餘的存在，由於他們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強大的習慣勢力的存在，由於匈奴奴隸主軍事集團侵擾威脅的存在，在奴隸制的舊基地上，逐漸產生了一些新的役使大量“田僮”(耕田的奴隸)的農業奴隸主和役使“工巧奴”(做工的奴隸)的工商業奴隸主。當時，一個奴隸的普通價是一萬五千到二萬錢。凡是奴隸主新貴族都希望農民破產變為奴隸，他們就可以大量地役使“田僮”或“工巧奴”，進行無償的殘酷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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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會里，封建地主階級中央政府從自耕農身上可以取得各種收入;而對私家奴隸卻僅能取得加倍的人口稅。私家奴隸愈多，地主階級中央集權政府損失愈大，封建經濟基礎就愈不穩固。這樣,在賦稅徭役的收入上，西漢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同新的奴隸主貴族有著利害的衝突。這些新產生的奴隸主為數不多,但是在政治能量上，卻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總人數。他們利用所掌握的金錢和生產資料，同想搞復辟活動的派別或集團，同舊貴族相勾結，反對中央集權，反對抗擊匈奴，反對任何封建改革和進步措施。他們國積居奇，故意製造封建國家財政和物質上的困難，妄圖破壞封建經濟基礎，顛覆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
在這種情況下，採取法家的強有力措施,進一步改革政治經濟制度，狠狠打擊新舊奴隸主的復辟活動，剷除滋生復辟勢力的土壤，維護和發展封建生產關係和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生產力，把財政大權集中到中央，就成了發展封建生產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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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一九年，劉徹採納了法家桑弘羊等人的意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鹽鐵官營，把鹽鐵的經營權從工商業奴隸主手中奪了過來。同時，還發布“算緡令”，要新舊奴隸主自報財產，以便向他們徵收財產稅。但是，那些工商業奴隸主和高利貸者大多隱瞞不報，把財產轉入地下。於是，又來了一個“告緡”運動，發動知情者揭發，查出的地下財產由國家沒收，當事人判處戍邊服勞役。當時，人民群眾對奴隸制非常痛恨，他們紛紛起來，“告緡遍天下”。這樣，由國家沒收的奴隸主“財物以億計”，土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並使“千萬數”的奴婢，擺脫了奴隸主的桎梏。
從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的廣大勞動群眾，對生產的興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們不斷地改革農業耕作法和土地使用法，使一些地區糧食單位面積的產量從原來“畝四石”再增加一解到二斛(二解等於一石)。由於土地需要的迫切，連那酣睡了不知多少年代的天然牧場河西走廊和五原、北地等草原地區，也由關東遷移來的幾十萬貧苦農民開闢成為大片沃野，種上了莊稼。鹽鐵官營以後，冶鐵技術不斷提高，鐮、鋤、耙、舌、鎪、耬足、犁鏵等鐵器農具相繼製造成功,對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和人們生活習慣的變化，都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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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水利事業，到了漢武帝劉徹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如水工徐伯在實踐中發明了“鑿井穿渠法”。這種地下渠道，井渠相連，井各四十餘丈，其下井井相通，可以引水。這在水利事業上，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使地勢高低不等的地方，也可以鑿渠灌田。後來這種井渠法傳到西域，對於完全印仗水利進行農業生產的沙漠田十分有利。現在我們在新疆看到的“坎兒井”,就是這種水利技術的發展。
“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 這是在奴隸制復辟的社會基礎受到沉重的打擊，千百萬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比較高漲時才出現的。憑藉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劉徹才有力量及時、迅速地平定了淮南、衡山王的叛亂;才有力量“定三陲之難”，並“舉”而使“匈奴震懼”。雄厚的經濟基礎，也進一步促進了科學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太初曆、渾天儀的發明,《史記》鉅著的寫作，都是當時科學文化發展的生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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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漢武帝劉徹執政時，奴隸主階級殘餘勢力還具有相當大的力量，並且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此時的新興地主階級想一心一意的從事發展生產，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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