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寅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而漕运问题贯穿了封建时期，直接影响到一个王朝的兴衰。隋炀帝开辟隋唐大运河后，运河漕运全面兴起，大运河时代呼之欲出。
隋唐大运河的兴建
隋炀帝登基后，在营建东都的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有计划地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其工程分为四段：1.通济渠，于大业元年（605年）开凿，西起洛阳城西的西苑，引谷、洛二水到达黄河，再从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水，从大梁（开封）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到达淮水；2.山阳渎，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下令休整、扩大邗沟旧有故道，从山阳（今淮安）引淮水至杨子（江苏仪征）入长江；3.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引沁水南入黄河，北达涿郡。开通这条河道的直接原因是用兵高丽；4.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开凿，从京口（江苏镇江）引长江水到余杭（浙江杭州），入钱塘江。此外，隋文帝在开皇四年（584）开凿了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引渭河入黄河而成。
至此，大运河的主要架构基本完成，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达余杭，贯穿今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五省，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到了唐代，京杭大运河更是成为了唐代政府的经济命脉，唐初，为了完成前代帝王的未遂心愿和彰显国力，唐高宗继续平定高丽的战争，南方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给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裴耀卿的改革推动了我国漕运的发展，运量不断增加，节省了诸多劳役，一定程度上促成、维护了“开元盛世”；就算在动乱的唐中后期，中央也为保障财政设立了“东南型藩镇”，京杭大运河作为一个重要的漕运载体，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物质资源的相互流通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漕运改革
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是漕运全国性应用的最初阶段，在实际适应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导致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损失，其中不乏有人为因素，而自然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唐朝漕运官员裴耀卿等对漕运方式做了大胆改革。
唐初，关中的漕渠淤塞而被废弃，漕运改由渭水直达长安。汴渠、淮南运河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但此时官吏的俸禄支出较少，“运输多采用接运法，每年运输量不超过20万石”到了唐高宗以后，国库支出增大，每年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洛阳以东改为“直运”漕船于每年正月、二月上道，到扬州入斗门。而漕船从江南到洛阳需要很曲折的一段路程，若恰逢水浅，停留一月；三月、四月后，渡淮河进入汴河，若干浅须停留到六月、七月才能到达河口(黄河通汴河)，又正值黄河涨水期，到了八九月，黄河水位才能下降，漕船才能从黄河转入洛水。至此，正月、一月出发的漕船要到九、十月才能到达洛阳的含嘉仓。同时漕运过程中也有相当的危险，史载:“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含嘉仓，以车或驮运至陕，而水行未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率一斛得八斗。”为了减轻漕运的压力，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都曾前往洛阳“就食”,洛阳附近洛口等仓的漕粮。
洛阳含嘉仓刻铭砖
开元十八年（733），京兆尹裴耀卿上奏《漕议》，建议采取分段转输法和整理关中的漕运，第二年，裴耀卿转任江淮、河南转运使，进一步提出整改措施：“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利皆如此”，在漕河沿岸就势设仓，节级转运，设置河阴仓、柏崖仓、集津仓、盐仓等，江淮地区的粮食运到河阴仓后，漕船全部返回江淮，河阴仓的漕粮转入黄河、洛水，由朝廷雇船载运，在三门峡以北开凿18公里的山道进行陆运，漕陆结合，提高了漕运的效率和安全性，（转搬法）实行节级贮纳的措施，为后世采用分级接运的漕运方式奠定了基础。
京杭大运河淮安段
结 语
大运河在隋唐时期的全国性漕运功能带动了沿线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在面临不同水域、不同地区、不同转运方式的问题时，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体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可以说，大运河与隋唐时期的漕运是相互协调、相互调整的关系，开凿大运河后确实推动了全国性的漕运发展，而隋唐时期的古人对漕运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使后来明清京杭大运河体现出更大的社会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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