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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古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國範圍內的確立，是新興地主階級向奴隸主階級奪權的重大勝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秦王朝封建國家內所有制的誰勝誰負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任何一個由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社會大變革時期，代之而起的新社會,在其發展初期，往往同時並存著幾種經濟形態，並且相互制約和鬥爭。其中，由過去沿襲下來的舊制度的殘餘，就是復辟勢力賴以生存和活動的最適宜的土壤。秦始皇統六國後的情況也是如此。當時，除土地所有權掌握在新興地主階級手裡以外，封建生產關係並不是在所有的經濟領域都佔明顯的優勢。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手工業和商業，歷來是奴隸主貴族的世襲領地。一直到秦始皇去世前，這個領域的奴隸主所有制，始終沒有被摧毀並由新興地主階級加以控制。對於新興地主階級來說，工商業領域內的所有制問題得不到解決，同樣會給奴隸主殘餘勢力利用來作為顛覆新政權、復辟舊制度的基地。隨著奴隸主殘餘勢力所控制的領域的擴大和勢力的增長，就會直接影響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鞏固，影響到封建政權的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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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業、商業作為獨立的經濟部門在我國出現以後,就一直是由奴隸主階級嚴加控制的。“工商食官”，“處工就官府”，“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就是我國殷、周兩代奴隸主國家直接控制工商業的基本形式。最高奴隸主分設“百工”(監督手工業奴隸的官吏)、“閭師”、“司市”(掌握商業的官吏)等官職，具體掌握奴隸制的工商業。大批奴隸被禁錮在奴隸制的枷鎖下，從事極其繁重的勞役，“男女效績,愆則有闢”，稍有“散遷懈慢”，就要加以“斧鉞刀墨”的酷刑，而奴隸主貴族則由此獲得“漁鹽商賈之利”，“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春秋以後，奴隸制已經腐朽沒落，奴隸制生產關係不但嚴重阻礙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也嚴重阻礙著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財”。崛起的新興地主階級,為了同奴隸主貴族爭奪工商業權利，竭力反對“工商食官”，主張“通商惠工”，力圖使工商業擺脫奴隸制生產關係的束縛。當他們取得政權後，曾經採取由民間經營工商業、政府徵稅的辦法，“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這些措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宛周齊魯，商遍天下”。在通往臨淄等城市的通道上，“車載 擊，人摩”，熙來攘往，“物豐”“民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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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工商業領域內沒有徹底摧毀奴隸制生產關係，牢固地確立封建生產關係，所以在這種繁榮景象的背後，掩蓋著正在發展、擴大的奴隸制復辟的潛在因素。一一小撮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無力使陷入士崩瓦解的井田制重新支撐起來，就轉而乞靈於在工商業領域內造成奴隸制的經濟優勢，以便同封建生產關係相抗衡。經過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奴隸主發動進攻的重點對象。早就懷有反革命政治野心的呂不韋，憑藉“往來販賤賈貴”的投機活動,奔走於秦、趙之間,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儼然成了有“家僮(奴隸)萬人”的大工商奴隸主。他利用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進行政治投機，一度操縱了秦國政權，並妄圖把從事農、工、賈的壯民，全部“屬諸三官”，藉此復辟奴隸制生產關係。這些復辟活動，使秦國這個新興的封建政權幾乎遭到覆。
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復辟和反覆闢的階級鬥爭，是秦始呈親身經歷並在他直接掌握下取得勝利的。他在鎮壓了呂不韋的復辟活動以後，曾經把呂不韋的子孫遷徙到四川永昌郡。若千年後，呂不韋的子孫又成為一郡之豪富。秦始皇也把長期磨集在呂不韋門下的一幫狐群狗黨，逐出秦國國境。這些人就流竄各地，繼續插足於工商業領域，發展自己的經濟勢力，成為堅決與秦為敵的“不軌之民”。當時山東六國的沒落奴隸主貴族控制工商業的活動也不遺餘力。魏國的富商大賈“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已經“絕其宗祀”成為“逸民”的周王室宗族,也拚命“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孔老二的老巢、周公後裔的封國一魯國所在地的沒落奴隸主貴族的餘孽，也一一個個“好賈務利，甚於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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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領域內奴隸制復辟的危險性是如此嚴重地存在，可是，掌握政權的新興地主階級，恰恰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忽略了。秦始皇在當時反對奴隸制復辟的鬥爭中，未能在摧毀奴隸主土地所有制以後，緊接著在工商業領域內發動強大的攻勢，繼續清除舊制度的基地。他所採取的一些“抑商”措施,並沒有能使新興地主階級佔領工商業陣地，這就使得散處在各地的一些奴隸主殘餘勢力，得以利用工商業這塊為秦王朝控制薄弱的地盤，重新集結起來,積聚反革命力量，擴大經濟、政治的實力，埋下了復辟的種子，留下了很大的隱患，這是秦末社會矛盾激化的一個重大原因。
在政治上，秦始皇對奴隸主殘餘勢力的打擊雖較沉重，但也還是很不夠的。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反動儒生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及時的。但是,當時對於復辟的危險還缺乏充分的認識。六國割據政權覆滅以後，“公族之慾復其宗廟”者大有人在。他們不甘心於“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而日夜“切齒拊心”，“痛於骨髓”，發誓與“秦不兩立”。這些滿懷著反革命階級仇恨的舊貴族，有的“散為民戶”，隱匿在“閶巷之間”;有的“變姓名，為人作庸保”，從事反革命陰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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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料記載，當時集結“在阿、鄄之間者百數”,時刻企圖“收三晉之故地”;集結“在鄢郢....城南下者百數”,為“收楚故地”而竭精殫慮;被“遷流於房陵”的趙國國君經常“作為山水之謳”，以發洩其亡國之恨;還有些舊貴族已經“陰養生士”，招募死黨，“鑄大錢以具甲兵”，“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密謀策動反革命叛亂。秦始皇在實現全國統一以後，對六國舊貴族進行大批遷徙，如:“徙楚嚴王之族於嚴道”，遷班氏之族於晉代之間,還有不少“大姓”遷於甘肅天水一一帶;又遷魏國公族於湖陽，遷孔氏於南陽。這個孔氏就在那裡“大鼓鑄，規膠 池”，“通商賈之利”，到西漢初期，已經發展到“連車騎，遊諸侯”、“家致富數千金”的大工商奴隸主。趙國的舊貴族卓氏被遷徙到四川臨邛後，“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發展到“傾滇蜀之民，富至僮於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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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遷徙政策，看起來似乎為了加強控制，實際上無異是縱虎歸山。這一小撮居心叵測的舊貴族，當被遷徙到富有“山澤之利”的地區以後，就在那裡控制和發展奴隸制的工商業,開闢復辟活動的基地。前後不過二、三十年時間，又一個個東山再起，大搖大擺地重整奴隸制的旗鼓，成為分裂割據，與中央封建政權分庭抗禮的一股頑固的復辟勢力。由此這個歷史教訓，很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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