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為光（1629-1665），字次巖，號晦中，本歙人，世居江都。清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改庶吉士，順治十八年（1661）授監察御史。順治二十一年（1664）巡視中城，禁豪強，出冤獄，後卒於官。著有《疏稿》、《詩文集》、《石堂集》、《含英閣詩語》等。
鄭為光書法
鄭為光於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從儀徵入京候補，發現沿途關卡林立，僅“揚州鈔關一線，運河至邵伯鎮不過四十里，其間楊子橋、西門、北親寺、芒稻河、仙女廟、邵伯鎮，每處皆有攢典，設立公座，爪牙多人，私徵橫取，有一年而起貲千餘金者。則是四十里之內，添設數關矣，仍有各鄉鎮設立攢典查稅等害，不一而足”。他繼續北上，還親見“淮安三關之外，又有白洋河、宿遷、夏鎮等處皆有戶部、工部抽稅黃旗，委官設立公座，大小船隻少則數錢，大則數兩，無一免者。”而按朝廷規定，“查商賈過關納稅，原有定例：凡民間米麥柴草、日用土產，不得起稅”，且“欽奉嚴旨已久”。可現實卻是：攢典“朋居為害，盤踞鄉鎮隘口，幫帶多人以稽查鈔稅為名，雖已稅之船，不妨抽分，船不過關，勒令納稅，本地食米魚蝦柴草，無不違禁私徵，甚至陸路往來，乘騾挑擔之人，橫索恣取。稍不遂意，誣以漏稅，小致喪本，大至傾家。是以商賈屏跡，民不聊生。”如此設卡抽稅，橫徵暴斂，令鄭為光深為憂慮和義憤。
揚州挹江門
順治十八年（1661），鄭為光剛剛授監察御史，他思之再三，決定不計個人禍福，不避家鄉嫌疑，依據進京途中所見所聞，向朝廷上了一道《請清釐關蠹疏》。他“發聲於寒蟬輟向之時，振採於威風鳴岡之會”，向朝廷痛陳民間關卡林立、橫索恣取的亂象和官吏如狼似虎、橫徵暴斂的劣行，切中時弊，以恤民商。他在奏章中直言道：“近奉上諭，各部關差議裁併，仰見皇上恤商至意，但不清釐關蠹之弊，而徙停上差遣之官，無益也”。在如實反映了來京沿途，尤其是儀徵、江都一線的情況後，他指出：“關差既並，關蠹宜清”，而且“官差奉裁”後，“各蠹必仍戀歸併衙門”，所以，“其各關一切書吏攢典等役”，應該“盡行裁草，不許復入歸併衙門”，如果不能這樣，他們依然會在衙門內“又攘臂而側足，以滋商害”。
鈔關
在任上，鄭為光心繫民生，體察民情，還屢屢呈報諫章，直陳己見，為民鼓呼。如其《論賦》曰：“胥吏因緣為奸，正賦不已而勸輸，勸輸不已而加派，重之以水旱頻仍，民不堪命，正徵科日急，下益相循。揚州之江都為尤甚焉。一邑如此，一省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其《論關稅》曰：“然立關有定所，司關有常員，徵稅有常額。揚州鈔關外有邵伯等處，皆設立關渡，更換攢典，官役橫索無忌，以至負販道路者亦有徵斂，是以關稅無定額也”。其《論水利》曰：“郡東之芒稻河導水入江，以防壅潰漕堤者，明末久湮”，應儘速“疏浚之”。
揚州挹江門鈔關舊址
鄭為光擔任監察御史雖只有短短年餘時間，卻盡職敢諫，先後封章十上，皆是“切於民生國計，利及桑梓者”。他的這些諫章，均得到了皇帝的認可，“上均可其奏”，或“該撫按治之”，或“敕督撫嚴察之”，使家鄉“數邑均受其利”。（頭條號：江都史話 原創作品）
鄭為光“視天下之疾苦如一身痛癢抑搔爬剔，惟恐不至”，“盡瘁事君，不敢言勞”。他英年早逝，歿時僅37歲。
（朱毓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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