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一代如何書寫自己的家鄉?|保麗娜·弗洛雷斯對談鄧安慶

青年一代如何書寫自己的家鄉?|保麗娜·弗洛雷斯對談鄧安慶

左起:鄧安慶 保麗娜·弗洛雷斯 姚雲青(現場主持兼翻譯)

8月18日晚,智利新生代作家保麗娜·弗洛雷斯與中國青年作家鄧安慶來到建投書局,就青年一代如何書寫自己的家鄉展開了對談。

(本文根據建投書局保麗娜·弗洛雷斯與鄧安慶對談會整理完成)

01

成為作家的路徑

在智利想要成為一個作家需要怎樣的過程呢?保麗娜·弗洛雷斯大學專業就是西班牙語言文學,她選擇這個專業不是因為想成為一個作家,更多是出於機緣巧合。但是當她真的進入大學開始學習文學專業,她發現自己確實非常喜歡這個專業。期間,她也有幸接觸到一些非常好的老師,看了許多書,也受到許多作家的影響。她比較喜歡莎士比亞和福克納的作品。大學文學教育,開啟了她作為作家的第一步。

另一個對她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歷是,她18歲離開家和朋友們住在一起。

她的朋友比她大5歲左右,這群朋友又恰好是比較偏文藝青年的類型,大家都很喜歡寫作。她最早也是為了更好的融入這個圈子,所以也開始寫作。這個經歷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浪漫的,也是非常感人的。一群青年練習寫作,每天早晨她們寫作自己的東西,下午互相評論,互相欣賞對方的作品,是一個充滿友誼的創作歷程。

保利娜說,雖然聽上去比較浪漫,雖然那個時候她還不能很清楚的瞭解當一個作家需要克服多少困難,但是她卻知道,至少當一個作家是需要經過很多練習的。就算你再有天賦,要很好掌握一門語言,掌握文學的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練習。這段經歷很浪漫,但也是腳踏實地的。

鄧安慶經歷的後半段與保麗娜·弗洛雷斯頗為相似。九久讀書人出版的《紙上王國》,是他七年前出的書的再版,之所以會有“紙上王國”這樣四個字,要說到他9歲的時候。鄧安慶的老家在湖北黃岡,家對面就是江西,黃岡這邊的土地稅非常貴,江西那邊的土地稅便宜一點,所以他的爸媽就跑到江西種地去了。9歲的時候,鄧安慶經常一個人在家。那時家裡總沒電,他只能看書。但農村也沒有什麼書看,鄧安慶的家裡只有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還有一本是哥哥的地理書。那時候閱讀非常匱乏,包括地面上的紙片都忍不住拿起來看。鄧安慶非常喜歡地理書,地理書上有地圖,很美。他忍不住模仿地理書上的中國地圖畫了一箇中國地圖。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就能記住許多城市的名字,包括每條山脈河流。後來,鄧安慶不滿足於模仿地理書上的地圖,

他開始畫想象中的地圖,想象中某個星球的地圖,他給那些星球地圖上的大洲命名,給每個大洲上的不同國家命名,並給它們創造文字。因為有文字,就需要有人來使用這些文字,他就開始創造人。因為有人,人和人之間必然有故事,他就開始想象那些人之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他在畫地圖中度過了自己童年的時間。

到了初中,他逐漸掌握了更多的語言,開始嘗試把想象當中的故事寫下來,這就是他寫作生涯第一篇小說的雛形。鄧安慶的老師覺得他寫得很好,鼓勵他發表。在鄧安慶14歲的時候,他的小說發表了。從那時候起他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作家。從初中到高中,鄧安慶讀的都是文科,大學考上了中文系。

到了中文系以後,鄧安慶的經歷和保麗娜頗為相似。他處在一個文藝青年的圈子,他寫一萬字的小說,朋友就會寫八千字的評論。這樣的氛圍,讓他逐漸系統地學會怎樣寫作。

在成為作家的過程中,保利娜和鄧安慶都得到了朋友的幫助,他們有一個寫作的圈子。但這個圈子裡的人,最後能成為作家的卻不多。保麗娜說跟她比較親密的文學小團體差不多有五個人,大家都寫出了自己的東西,但最終把它成功拿到出版社去出版的只有兩個人,其他人最後各奔東西了。但是不管怎麼說,她們這幾個人都還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與文學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還是非常喜歡文學。

要成為一位作家,確實要經歷很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作家生活並不是一種適合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保麗娜說起自己寫第一部作品的經歷,非常艱難,經歷了特別痛苦的創作過程。當她寫第二部小說的時候,因為那部小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她推翻了自己再重來,這個從頭開始的過程和第一次寫小說是一樣的,好像她還是一個新出道的作家。這樣一次又一次回到原點、重新開始痛苦的創作過程,可能也是成為一個作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鄧安慶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說寫作這條路開始的時候感覺有很多同行者,包括小時候,他的表哥、表弟、表妹、表姐,他們都很能寫,而且他感覺他們每個人寫得都比他好。但隨著你越往前走,跟你同行的人就會越少,他們做其他事情去了。走到最後你突然發現只有你一個人。有時候你會覺得挺孤單的,因為你的親友都不見了,這條路只有你一個人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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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全職或兼職,不同的寫作生活

保麗娜認同鄧安慶的說法,寫作者的道路是一條非常孤獨的道路。保麗娜說為了成為好的寫作者,每週一到週五她要花很多時間獨處,以免社交活動影響她的寫作。她覺得有很多時間她整個人處於非常孤獨的狀態,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這是很痛苦的過程。想當作家需要勇氣和犧牲,保麗娜認為一個人不太可能一邊工作一邊寫作,她覺得寫作是一個需要全心全意投入的巨大事業。但也有收穫,比如這次來到中國就是值得感恩的。對她來說,世界上沒有比閱讀和寫作更讓人喜歡的事,能夠從事寫作她感到非常幸運。

鄧安慶卻認為寫作者可以一邊寫作一邊工作。他曾在去年三月份的時候辭職,想拿出一年時間來看看,專心寫作是什麼樣子。從去年的三月份到今年的七月一號,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在這一年零四個月中,他寫了將近十一萬字,兩部書稿,去了十幾個國家。旅遊過程是愉快的,但寫作方面,寫到後來,非常焦灼,因為並不是每天都有東西寫。他的作息非常規律,早上七點多就起來,到晚上十二點就睡了。在他看東西、寫東西的時候,每天都依循這樣一個有規律的作息時間。但是這個狀態好像並不能持續地往下走,他感覺自己與這個社會是脫節的。

他感覺自己處於一種飄浮的狀態。而當他開始工作,突然全身有一種鬆弛下來的感覺。他說,看到周邊有很多同事特別開心。本來9點鐘上班,他7點鐘就去了,像剛開學的學生一樣。他感覺自己是一個“吸血鬼”,一年的時間都待在一個幽暗的洞穴裡,突然能出來吸到人氣了,那種讓你繃緊的神經放鬆下來的感覺很好。白天工作,晚上寫作,這種略帶緊張和壓力的狀態,反而有利於他的創作。

全職寫作的保麗娜承認鄧安慶所說的焦慮感的存在。從週一到週五,保麗娜的很多時間都會花在寫作上,只有到週末才會跟朋友出去玩。但是因為她一週五天都不在社會上工作,所以週末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她感覺自己和朋友是有點脫節的,不管是在對話上還是思想上都會有點脫節,這會讓她感到焦慮。但她覺得,作家都是有點“毛病”的,不是貶義的“毛病”,而是說作家多少有一點奇特的地方,尤其是在“焦慮”這件事情上,可能作家都有一種比較敏感、比較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徵,這會使他們比常人更加焦慮。這種焦慮對於生活沒有什麼好處,但是這種敏感的特質對於寫作卻是有幫助的,當她寫作的時候,可以很準確地描寫一些非常纖細的心理活動。

為了排解與社會脫節的焦慮感,保麗娜經常出去跑步,每週差不多有四次,這樣就能夠恢復一點精力。對保麗娜來說,她還是希望有一個比較自由的工作狀態,因為她需要很多時間獨處思考。

在專心寫作的一年零四個月裡,鄧安慶也會像保麗娜那樣去跑步。鄧安慶說,當他寫一個東西的時候,耳邊總是有一個聲音在罵自己,覺得自己寫的是一堆垃圾,浪費時間,一點才華都沒有。他時常陷入“我要寫”和“我寫的是一堆垃圾”這兩種心理的拉鋸戰。這種時候,他就會去菜市場買菜,他喜歡買豌豆剝,那讓他不那麼緊張。鄧安慶說,當你自由職業的時候,面對最多的就是自我,自我經常是黑暗的,它會把你吞噬。跑步、散步、做飯,都能讓他暫時逃離面對自我黑洞的狀態,暫時拿開,讓自己鬆弛下來,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保麗娜認同鄧安慶的觀點,作家對於自己特別苛刻,他們一方面對自己很有自信,畢竟一個人得相信自己有寫作天賦才會去寫作,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對自己有所懷疑。這種矛盾的狀態她也有。對於她來說語言的組織、詞彙的選擇是很難的事情。作家並不像人們想象中的那樣非常有天賦,每天早上一起來一天的靈感都在腦子裡面,她也是經過艱苦的尋找和發展的過程,才能寫出作品。但保麗娜認為這個狀態同時也是需要珍惜的,因為對自己嚴格,她才能逼迫自己不斷突破極限。

寫作並不是一件很舒適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個比較痛苦、需要自我成長的過程。你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到搖搖欲墜的邊緣,懷疑自己是不是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突破這個界限的話,你就會有所進步。保麗娜正是因為享受這個自我突破的過程才喜歡上寫作。有一次,保麗娜遇到挫折的時候,她媽媽說,你要習慣於挫折並克服挫折——既然你選擇了“作家”這樣一個不穩定的職業,各種不順心的事情就時時刻刻都有可能發生,你要習慣它。保麗娜正在寫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作的過程也很艱難。雖然做前期準備的時候很痛苦,但是越是在前期自我嚴格要求,最後的成果就越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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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以孩子的視角寫作

鄧安慶非常喜歡保麗娜的《最後假期》,這本書裡面有很多故事採用兒童或者青少年視角敘述。他在《紙上王國》《山中的糖果》這兩本書的寫作中也用了孩子的視角。鄧安慶喜歡孩子視角是因為孩子不會像成人一樣有一個定見、對事情預先有另外一種判斷,孩子的眼睛裡沒有那麼多信息,反而是有很多空白,這個空白催生了他/她的聯想、他/她的恐懼。他曾說,童年就像一條淺淺的溪水,任何東西放在上面都顯得很重很重。

保麗娜的寫作採用的也是孩子的視角。但她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帶著這種意圖去寫的。《最後假期》是保麗娜的出道之作,她更多是憑著直覺進行創作。寫完之後,很多人提到書中的孩子視角,她才意識到自己更多是從兒童或者青少年的視角去寫的。對於為什麼會採用這種視角,保麗娜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她覺得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如果想獲得全方位的觀察,就需要與自己的描述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

就像古代故事裡講一個人想畫山,在山裡面離它很近就畫不到山的全貌,一定要離得很遠才能畫出全貌。寫作也是一樣,如果要寫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需要與它有足夠的距離。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影響保麗娜寫作的視角。她們這一代和上一代作家不同的一點在於,上一代人都是早婚早育,二十歲就生小孩,之後就忙著照顧家庭照顧下一代,沒有很多時間去考慮自我。但是現在全球的年輕人結婚都越來越晚了,有更充裕的時間去審視自我,回顧自己的童年,分析自己的性格形成的原因。這是她們這一代人所具有的優勢,也是全球化時代出現的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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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寫作

鄧安慶說《最後假期》這部短篇集裡提到了一些他很熟悉的東西,比如《美少女戰士》《聖鬥士星矢》《唐頓莊園》,這些是中國和鄧安慶同時代或者更年輕的朋友知道的東西。在保麗娜的作品裡可以讀到鄧安慶這代人青少年時生活的影子。不論是身處中國還是南美,似乎面臨著很多共同的全球化的東西。在過去的南美作品裡面,我們讀到的東西都是讓人感覺非常陌生的,不論是聶魯達還是馬爾克斯的作品,他們提到的東西我們都不熟悉,那些村莊、那些山脈我們都不熟悉,但是保麗娜·弗洛雷斯作品裡的東西我們反而都很熟悉,她寫的是我們所共有的一些東西。

保麗娜認同這一點,她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包括來自亞洲的中國、韓國、日本讀者的來信。大家會提到共同的文化符號,會因為某一個動畫的標題或者某一個共同喜愛的東西而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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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與拉美人如何看待彼此

《最後假期》這本書中提到了中國,其中的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小孩,他的爸爸在韓國人開的公司工作,但因為他們對亞洲很不瞭解,所以他爸爸就把韓國人和中國人搞混了。當時的保麗娜還沒來過中國。保麗娜說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大家,拉美人、智利人對亞洲國家其實是不太瞭解的,儘管這些國家跟他們的關係比他們自己想象的更加密切(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實上影響到了遠在智利的他們),但是智利人到目前為止還是對亞洲人有一種比較刻板的、就是她小說當中所寫的這種“眯眯眼”的印象。這次保麗娜來上海以後,對中國人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她本來覺得中國人會更加保守含蓄,但現在發現大家都很熱情奔放,並沒有那麼冷淡或者膽小,拉美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差距沒有她想象的那麼大。

談到這一點,鄧安慶表示保麗娜對上海的印象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因為中國相當大且複雜。鄧安慶又說起自己在伊朗的經歷。在伊朗街頭,人們對中國人特別友好,有點像八九十年代外國人到中國時被圍觀的感覺。鄧安慶在伊朗一個小城市,坐在那裡休息,很快二三十個人把他圍在那兒,那些人第一次見到中國人,他們說歡迎你來伊朗。

對於拉美,鄧安慶的第一印象是覺得拉美人的五官特別立體,好看,另外一點是拉美人的韌性很強,音樂的感覺很強。鄧安慶對智利、秘魯、烏拉圭、巴拉圭,這幾個國家很熟悉,說起對智利的感覺,鄧安慶說它是一個非常狹長的國家,好像開車的話一不小心就會開出國界,開到別的國家去了。

保麗娜正在讀中國的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也在看中國電影和攝影作品。最近,她還在學習唐詩。保麗娜說唐詩是一種非常優美的藝術,語言表達特別好,她非常喜歡。另外她也在瞭解儒教到底是怎麼回事。她也建議大家可以多瞭解拉丁美洲和現當代的拉美作家。大家比較熟悉的可能是上一代的“拉美文學爆炸”,但保麗娜覺得現在有新一代的“文學爆炸”,現在有很多像保麗娜一樣年輕的拉美作家已經在世界舞臺上崛起,他/她們都非常優秀,尤其有很多像保麗娜這樣的女性作家,在國際文壇都享有盛名。近幾年中國出版業發展態勢很好,很多不錯的拉美年輕作家都被很快譯介到中國,保麗娜建議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他/她們作品的中譯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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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門羅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活動最後,觀眾問保麗娜對門羅和她作品的看法。保麗娜說她非常喜歡門羅,受她的影響很大。她對於整個文學的認知,尤其是在短篇小說的創作方面曾受到過門羅很大的影響。另外門羅比較擅長寫女性題材的短篇故事,保麗娜在這方面也很受鼓舞。目前的文學界還是一個非常男權的世界,文學主要表現的是男人的故事,寫女性故事的作家相對比較弱勢,有門羅這樣的前輩在那裡,給了她很大的信心。

鄧安慶也表示非常喜歡門羅,他曾在豆瓣門羅小組貼過門羅作品的年表,也去德國或者法國的書店裡面蒐集過門羅作品的各個版本,門羅作品的臺版和大陸版本他都有,幾乎全部看完了。門羅寫的短篇小說每篇都有兩三萬字,在中國不算短篇小說,而是中篇小說。鄧安慶說人有很多情緒,高興、難過、傷心,這是可以命名的情緒,但是情緒與情緒的中間狀態,又有高興又有難過,有點傷心又有點興奮,那種處於中間狀態的複雜情緒,是門羅寫得最好的地方。

高興與難過中間有大片空白,他覺得門羅把那種中間狀態寫出來,能把人一下子拉進去。另外,門羅寫得非常簡潔,但是看她的小說會非常累。因為她的一箇中篇兩三萬字,容量卻特別大,如果鑽進去之後,讀者能體會到她沒寫出來的部分。他每次讀她的小說,讀完後都有一種“我要寫,我一定要寫”的感覺,那種內心的衝動就出來了。

青年一代如何書寫自己的家鄉?|保麗娜·弗洛雷斯對談鄧安慶

[智利]保麗娜·弗洛雷斯 著 裴楓 侯健 譯

內容介紹:

短篇小說集《最後假期》共收入九個故事,這些故事多從青少年視角展開敘述,以孩童之眼呈現成人生活的種種窘困與掙扎:

在《奇恥大辱》中,兩個女孩本來試圖幫助自己的父親擺脫窘境,卻使他陷入了新的“奇恥大辱”之中;

《特蕾莎》講述一段關乎慾望、誘惑及權力掌控的故事,卻在結尾處迎來了出人意料的逾越和反轉;

在《塔爾卡瓦諾》中,看上去勇敢無畏又肆意妄為的“忍者”少年們終究擺脫不掉悲慘現實的陰影;

《忘記弗萊迪》中的女主人公則註定無法忘記生活中的諸多痛苦經歷,只能“如同乾涸的河底的石頭”一樣被掏空身心;

而在《最後假期》中,主人公在兩種天差地別的人生道路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九個短篇故事,九種酷烈童年,九個刻骨銘心的記憶瞬間,帶領敘述者穿越孩童世界與成人世界間的幽暗閘門,抵達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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