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宝璐 钟友迪 邓慧元
丁伟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丁伟在上海的办公室空空荡荡。打开门，除了桌上两台笔记本电脑，没什么太多属于个人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刚来这边办公室不久，之前一直在北京，这里还没来得及收拾。”此时的丁伟，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富二代创业明星”，他曾是南京第一家共享单车企业：町町单车的创始人。但在2017年4月，作为公司天使投资人的父亲丁万青，遭遇了资金断裂，丁伟也牵扯其中，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一年之后，町町单车不复存在，父亲仍在囹圄之中。走出看守所的丁伟再也得不到“父辈光环”的庇护，他只能学会低头，“富二代”的名号正离他越来越远。
丁伟是町町单车的创始人
2000块从头再来
往办公室里一站，现在的丁伟，尽管努力保持低调，但着装打扮还是一眼就能从众人中挑出来。第一天的采访，他穿着一双抢眼的黑白格子皮鞋，第二天则换成了暗红色衬衫，他身材高瘦，往墙边一站，颇有些模特的气质。
丁伟刚加入了一个汽车智能领域的公司担任总监，此时距离他在共享单车领域的失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2017年，共享单车的市场趋于饱和，资料显示，摩拜、ofo在进驻南京时，每日的投放量都在万辆以上。在两大巨头的夹击之下，町町单车显得势单力薄。
就在这时，作为天使投资人的丁万青，自己的公司财务出了问题。
作为挂名在父亲公司上的股东，和町町单车的CEO，丁伟担心父亲走投无路挪用客户押金，遂退出了町町单车。2017年4月22日，町町单车的官方微博发布了最后一条推送后，关闭了评论。
2017年9月28日，丁伟走出了看守所。此前一个月，因为牵扯父亲公司的案子，他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受父亲经济问题的波及，町町单车的用户也一度出现了退押金困难的问题。
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丁伟身上就剩600块，他留了520给尚在看守所的父母。“520也有我爱你的意思，就是给他一点鼓励。”
姐姐来接他。他一上车，姐姐就哭了。他要来手机，第一个电话打给自己的女朋友。在看守所的时候，女朋友曾通过律师给他传话，让他“好好的”，但当电话接通后，女朋友提出了分手。
“听她这么说，我也没什么感觉。”丁伟说。刚出来时，他整个人都是木的。尽管在看守所的那一个月里，他就把接下来的要做的事都想好了。但骤然降临的自由，还是让他觉得有点不适应。
在家里呆了十来天，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先去上海，又上北京，父母还在看守所羁押，给他们筹律师费，是丁伟迫在眉睫的事情。父亲在看守所里给他写信，让姐姐们给他凑钱开个店，安安稳稳跟女朋友过日子，他还不知道，丁伟已经跟女朋友分了手。
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朋友的直播互联网公司里担任总经理。
事情并未如他想象那么顺利，朋友公司在通州，规模不大，刚来时，他身上只有两千块。三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宿舍，也算是“直播间”，丁伟一进去就崩溃了。房子里空空荡荡，床垫和垃圾都堆在地上，他拍着视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发给朋友看：“你告诉我哪里可以直播？你告诉我啊，什么都没有。”
冬天，这间宿舍没供暖，他勉强收拾出来个睡觉的地方，裹着羽绒服，搂着自己的狗“卡卡”，睡了过去。
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最窘迫的一段日子，白天他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宿舍还要在直播间里直播几个小时。路过路边餐馆，小龙虾的香味飘出来，他又饿又馋，物质的匮乏全部转化成食欲，“我就想吃一顿那个小龙虾，特别想吃。”他摸了摸兜里的钱，进去吃了一顿。
困窘只能用物质来填满，但压力却很难被消解。得知他做直播，直播间里涌入不少围观群众，他们都在问关于町町单车的破产之事，以及各种有关他的传闻，他只能一遍遍解释。有人理解，有人说风凉话，他也不争辩。唱歌、唠嗑，丁伟看不上这样的工作，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下去，“直播那就是网络乞丐嘛。就是讨人开心的，你心里苦得不得了，还得笑。”好几次，他播着播着就嚎啕大哭。
但也有不少人专门捧他的场，这让他五味陈杂。“那个打赏排行榜上，前几名都是网友，甚至还有一起玩游戏里我的对手家。他们知道我在做直播都来打赏。反而是现实中的那些朋友，很少的。”
一个月后，他给父母凑足了律师费用。
丁伟是町町单车的创始人
告别“富二代”身份
这种人情冷暖，在他走出看守所后的这一年内反复上演。在最近的活动上，丁伟唱了《平凡之路》。或许那句歌词是他去年最好的注解：“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又消散如烟”。
其实，在去北京做主播之前，他原本计划回上海找朋友再次创业，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
相较于一直在老家折腾的父辈，丁伟见过更大的世面。从高中起，他就在上海读书，后来被送到美国去留学。读了一年预科，又打道回府，在国内读大学。上海是他的“大本营”，他原以为，这将是他重新开始的地方。
刚到上海，朋友们轮着请他吃饭。“我以为他们是要帮我，他们都以为虽然我家出了事，但我父亲肯定给我留了钱。”丁伟说，朋友们找他谈项目，希望他能出资入股，他只能告诉朋友自己真没钱了，饭吃一轮下来，帮助没得到，渐渐连联系都少了。
有两个朋友倒是想帮他，“他们说，丁伟，你看要不我们给你凑点钱买个车，你先去开黑车吧。”他感动又气恼。“我知道他们是真关心我，但我就觉得，在你们心里我就只配开黑车？”
“他自尊心蛮强的。”丁伟的同学李强（化名）告诉记者。出事之后，丁伟的家人让他去躲一躲，他给李强打电话，没说自己出了事，就说要去福建玩一玩。“我就说，那你来吧，等他来了我才知道他家出了事。”李强说，他也去看了看相关新闻，但没多问，“他说跟他没关系，那我就信跟他没关系。”
他自己想得开，“人都是很现实的，你得有利益跟他们交换，没有人给你雪中送炭。如果哪天我再起来了，我想他们这些朋友就又会回到我身边来。”
但对于这个前23年没怎么跌过跟头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很难做到真正的不在乎。抛开加注在他身上的种种标签，丁伟和20出头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喜欢发小视频，发自拍，间或发一些生活感悟和鸡汤励志语。在微博上他发表感慨，离开北京时，他在微博上感慨，“靠人不如靠自己”。
他说自己不怨女朋友的离开，“如果有一天我强大了，又起来了，或许时机合适，她还会回来。这些事没准。”他说。
“那你还会接受她吗？”他不吭声了。
“我发现自己现在除了工作，没什么其他的爱好。”丁伟称。从看守所出来后，一度，舆论认为父母给他顶包，这让他感到不爽。“町町单车又没出事，出事的是我爸妈的投资公司，我只是挂名。”他解释道。
靠着直播和做生意，摆脱了金钱上的困窘之后，他马上先买了一辆林肯车。提车到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朋友们纷纷给他点赞，那些微妙的尴尬和失联，就又接了起来。
他迫切地希望翻盘，而目前没有创业的基金，翻盘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作。丁伟告诉记者，懈怠的时候，他就打开网站，搜关于自己的帖子，“看看那些人是怎么骂我的，就精神了。”他用这种方式来激励自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看清楚，我是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人”。
父与子
骤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唯一让他觉得庆幸的，就是“父亲终于想管他也管不着了”。
在2017年4月以前，丁万青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早年，他靠做大米生意起家，后来改做大米制品的零食，一步步积累，最后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厂，还开起了珠宝店。后来涉足金融行业，在老家成立了江苏宝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军p2p行业。
但这一切在从小就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丁伟看来，都只是落后的商业模式。
从小，他就笃定了自己今后从商的道路，“像我们这种做生意家庭的孩子，从小接触的就是工商，自然以后学的就是工商管理。”他说，他从未想过，自己以后会有什么其他的路要走。
但他从未想过要接父亲的班。丁家是典型的家族企业，父亲是掌门人，母亲则管理财务。从小，他就在父亲的厂子里长大，做实业注重现金流，虽然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但丁万青还是得准备着礼物，一家一家去催账。“而且他所辐射的范围只有那么大。”丁伟觉得，父亲那种商业模式，格局有点小。“我是要放眼全国的。”
在父亲的公司里，丁伟被称为“小丁总”，这让他觉得憋屈，实际上，员工们还是听从“老丁总”的指挥。“那些年长的员工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们都叫我小名伟伟。”丁伟说。
2016年底，在儿子的介绍下，丁万青把目光投向了共享经济领域，在南京成立了铁拜网络有限公司，由丁伟任公司的CEO，公司的业务就是在南京当地投放共享单车。
作为富二代，丁伟的从商之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反抗父亲。父亲为他提供了丰厚的启动资金，这在很多创业者看来，简直是秒杀级的优越条件，但实际上，在町町单车公司里，他始终没能掌握财政大权。
财务人员是丁万青派来的，直接对丁万青负责，直到破产清算，丁伟也不清楚，自己的公司财务状况到底什么样。
就在丁伟在两大共享单车巨头的夹击下为町町单车找出路时，讨债的人来到公司里，声称要找“丁总”，公司里的人以为要找他，引过来，来人上来就是两巴掌。“就问，你爸呢，问我爸在哪儿。”丁伟懵了，父亲从来没跟他说过资金链断裂的事情，最后还是母亲告诉他。
“之前我就跟他说，一定要做好风控，他觉得自己做的不错，就有点飘了。”丁伟这样评价父亲的p2p业务，他告诉记者，资金链的断裂，是因为出现了很多老赖，“后来有家地产公司看中我们家有块地，我跟他说，你把地卖了，就有资金周转了，但他觉得可能马上要拆迁了，可能价格更好，就硬撑着没卖。”
丁万青脾气说一不二，“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也不会承认。”丁伟说。父亲最疼他，唯一一次打他，一巴掌扇过去，丁伟嘴里都破了，流血，儿子没哭，父亲先哭了。但在生意中，丁万青态度强硬。
最终，丁万青选择了保地，借高利贷周转，后来债主纷纷找上门来，资金窟窿没能堵上。
丁伟昔日与豪车的合影
学会低头
在福建“避风头”那段日子，丁伟一直在出租房里消沉着，甚至想到过自杀，但终究没走出那一步。后来，他得知自己的名字上了公安系统的名单，他跟李强讨论过，想要主动去公安局配合调查，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回江苏。“第二天上午十点，没等行李收拾完警察就进来了。”
“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你想，从福建回来一路都是戴着手铐回来的。”丁伟的姐姐丁琪（化名）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她刚生完孩子，就疲于筹钱、找律师。“的确跟他（丁伟）没关系，所以先让他出来了。”
直到丁伟刚从看守所里出来之后，还有人在微博上发，大街还能看到可以骑的町町单车，但此时他想再进场分一杯羹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时至今日，他依旧为那场创业而觉得惋惜。丁伟告诉记者，当时，在南京，町町单车并没有亏损。“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有两三万的骑行，我的开支一个月连房租才十几万块钱。”时逢ofo和摩拜正在疯狂抢占市场，町町单车决定避其锋芒，丁伟跟南京的公共自行车方面谈合作，想用他们的车桩做电助力单车，“做得好的话可以推广，做得不好的话，至少在南京，他们也没法把我打下去。”
在南京，町町单车扎下了十五万用户的底子，押金数额将近三千万。当时为了铺车，丁伟和同事常常半夜出发，去各个小区里面去找车，把车拉到路边，供第二天用户使用。
作为创业公司，町町单车人员并不多，大部分是他的同学和同龄人。但丁伟并不是很放心，“很多大学生没有全局观，你让他做什么他能执行好，但你不说他就不做。”
他最终还是活成了父亲的模样，万事亲力亲为，不敢放权。他亲自参与了几乎每一道工序，甚至是上街铺车，他也要亲自跟着去。“现在的年轻人爱偷懒，我让他们要最后骑过去，试验一下车能不能骑，我去可能得铺到四五点，我不去他们两三点就回来了。”
失败之后，他开始反思这一点。“实际上很多富二代，都有这种心理，因为父辈的光环太盛了，他们只能被笼罩在光环之下，他们更渴望能够表现自己的能力。”丁伟的朋友，前scc超跑俱乐部的CEO许汉卿告诉记者。
丁伟加入scc超跑俱乐部时，许汉卿没怎么注意过这个小伙子，等他注意到的时候，丁伟已经身处漩涡之中。出事之后，他退出了超跑俱乐部，并卖掉了自己的跑车还债。“这是对的，你不能说欠了那么多债，自己还开跑车，那样大家才会看不起你。”许汉卿说。
许汉卿告诉记者，其实，同在超跑俱乐部里的富二代朋友们并非冷漠无情，他们给丁伟凑了一些钱。“小钱还是有，大钱还得他自己来。”
他的变化许汉卿都看在眼里。后来做直播，他跟澳洲的朋友一起卖进口牛肉，还专门给许汉卿打电话，要给他送牛肉。“他以前不是这样的。穿得帅帅的，看见你就一点头，汉卿哥。就这样。”许汉卿描述道，起身，踱步，学丁伟走路的样子，目不斜视，端着矜持和有距离感的礼貌微笑，“后来他不是这样了，这孩子学会低头了，学会跟人打交道了。知道主动带着礼物要去看望别人了。”
出事以后，一次见面，丁伟一坐到许汉卿面前，就跟他说，“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这大大出乎许汉卿意料，他就给丁伟推荐了《平凡的世界》，“可能距离他的时代和生活圈还是太远了，但是那种困境和精神对他应该还是很有共鸣的。”
虽然曾被舆论伤害，但丁伟还是渴望受到舆论关注。即使对于自己，他定位也毫不客气，“我现在就是一个产品，”丁伟调侃道，“不过现在快要过气了。”最近，他受邀参加一档演讲节目，他很重视，用心写稿，把他和父亲的事情都写出来。
从看守所里出来之后，他曾专门去自家曾经的店面转了转，二三十家店面已经尽数被封，曾经的珠宝店现在变成了苹果手机专卖店，而那块曾经被父亲捂在手里不肯卖给地产公司的地，最终被法院收回。
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情绪用来悲伤。除了工作，他还找到了以前家里珠宝店的供货渠道，在微博上做起了珠宝生意。经济形势不好，没有了父亲的庇佑和掣肘，他暂时选择了蛰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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