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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代际传承是备受关注的两个热点研究问题，前者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现象有关，后者与中国民营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且进人第一次代际传承高峰有关。一些迹象表明二者存在某种关联。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许多家族企业创始人达到退休年龄，企业步入代际传承阶段，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步向第二代转移；另一方面，部分家族企业创始人因企业经济社会贡献获得参政议政资格，而在企业代际传承中，家族二代不但继承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而且在参政议政方面延续父辈的“足迹”，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出现了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分析上述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呢？
本文提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来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对政治因素的重视，并认为，类似于企业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关系资本），企业政治资本也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为此，本文构建理论模型来揭示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动机、实现渠道和转移时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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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动机、渠道与时机1.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途径
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途径与企业政治嵌入方式密切相关，而企业有两种基本的政治嵌入方式：基于私人关系的、非正式的关系型嵌人和正式的、制度化的结构型嵌人。
（1）关系型政治嵌入与隐性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关系型政治嵌人是企业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工具性的、情感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可以是先赋性的情感关系，比如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同乡、同学、战友关系；也可以是后致性的工具性联系，比如企业聘请前政府官员出任高管或董事等。关系型政治嵌入主要是基于私人关系，因而属于隐性企业政治资本。
（2）结构型政治嵌人与显性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结构型政治嵌人是企业与政府的科层式联系，因而这类企业政治资本在表现形式上更多是显性的；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积累途径与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行政科层结构密切相关。比如，不同于美国企业通过向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实现政治嵌人，在中国政治体制架构下，民营企业的结构型政治嵌人主要表现为企业家参政议政、加人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等。
从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角度看，企业家参政议政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下面以企业家参政议政为对象来考察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动机、实现途径和转移时机选择。
2.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动机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拥有有价值、稀缺、无法复制、难以替代的资源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创始人有动机把企业独特的要素或资源传递给家族继承人以保“家业长青”。而在中国体制转轨背景下，企业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进而成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
（1）企业政治资本是中国家族企业重要的、有价值的战略资源。中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积累政治资本的动机与民营企业发展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面临产权保护不充分、政府干预程度高、要素市场不完善等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形成或多或少与政府行为不当有关。作为对所处制度环境的理性反应，民营企业有动机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形成良好的政企关系来管理外部政府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现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保护了民营企业的产权使得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IPO资格，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了关联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的壁垒；有助于关联企业获得税收减免和财政补助等政府优惠政策。因而在中国体制转轨背景下，政治关联体现出其作为企业政治资本的“生产性”，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重要的战略资产。
（2）企业政治资本是一类独特的、稀缺的战略资产。不同于企业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的单嵌入，企业政治资本是企业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双嵌入”，这决定了企业政治资本不同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企业可以找到替代方，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然而，政府是公共政策唯一的“供给方”,具有垄断性，难以找到替代方，这决定了企业政治资本比一般的企业社会资本更独特、更稀缺。而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资本或关系资本已成为家族企业代际转移要素，因而可以推断，家族企业有动机把更独特、更稀缺的企业政治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家族企业创始人和第二代都认为创始人在政府中培育起来的人脉关系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向第二代转移。那么，在有动机实施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情况下，家族企业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呢？
3.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渠道
本文认为，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家族继承人延续父辈“足迹”获得参政议政资格是实现这类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途径。家族继承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相当于创始人为继承人搭建了一个政治平台，继承人可以借助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结识政府官员，构建自己的政治网络体系。这样即使建立在创始人与政府官员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企业政治资本因政府官员更迭、创始人退休而逐步丧失价值，继承人还能通过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来更新企业的政治网络关系和政治资本。而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政治嵌入是组织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科层式的、工具性的、情感的联系。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后，要定期参加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各级人大或政协不定期组织的相关会议，而在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构成中政府官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可以接触和认识更多的政府官员，使自身嵌入于非正式的个人政治网络关系之中。换言之，民营企业家的结构型政治嵌入给企业家带来了非正式的关系型政治嵌入。而创始人的政治嵌入为家族企业通过继承人参政议政的“代际接力”渠道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中，人大常委会发挥重要作用，人大代表结构的确定、直接选举选区的划分、提名名单的确定由各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实施。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使自己有机会接触、认识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甚至少数民营企业家直接当选县、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家族企业具有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动机的情况下，创始人的政治嵌入可以增加家族继承人被各级人大常委会考察、提名进而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促进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
不同于中国各级人大代表通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中国各级政协委员通过界别协商方式产生。在构成政协委员来源的34个界别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经济界、农业界和医药卫生界是企业家进入政协的主要渠道。家族企业创始人通过工商联等界别当选政协委员，往往会在相应的界别组织中担任职务（比如工商联执委等），这样可以在政协委员产生的界别推荐中直接发挥作用，进而为继承人当选政协委员创造条件，促进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
综上，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的“代际接力”成为家族企业实现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作为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企业家参政议政形成的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成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渠道，这体现为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4.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时机选择
在企业代际传承的漫长过程中，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哪个阶段呢？本文认为，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显性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在转移时机上，更可能发生在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之后。下面从政治经济互动理论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继承人面临的权威性问题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类显性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控制权代际转移之后。
（1）继承人政治权力获得的经济基础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时机选择。根据政治经济互动理论，企业经济实力是民营企业家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参政议政）的经济基础。在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中，继承人通过参政议政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那么，家族继承人获得正式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显然，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意味着继承人至少部分继承了企业控制权，控制权代际转移带来的经济权力成为继承人获得正式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换言之，控制权代际转移为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提供了经济合法性，这意味着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控制权代际转移之后。
（2）继承人面临的权威性问题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时机选择。家族继承人进入企业后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问题，如何构建权威性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同样使继承人面临权威性问题。在政企关系中，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处于强势地位，这决定了与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打交道的最好是企业拥有决策权的“权威人物”。在继承人刚进人企业但尚未树立权威、拥有权力时，如果在这个阶段家族企业实施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由继承人与政府官员打交道，那么，由于继承人不是企业中的“权威人物”，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会认为企业对其不重视，权威合法性问题会降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效果。因而，在企业内部拥有权力和正式权威是继承人被政府官员认可进而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基础。
而正式权威是正式制度授予的，在组织内部担任相应的职务是获得正式权威的重要途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企业最重要的权力位置，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也就成为企业内部正式权威的重要来源。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正式权威可以通过股权转移和管理职位任命直接继承，继承人出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企业“权杖交接”成为继承人获得正式权威的重要渠道。也就是说，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提供了权威合法性。
综上，继承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不但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提供经济合法性，同时也赋予了继承人正式权威进而有助于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后发挥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继承人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显著提高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这源于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在先的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经济合法性和权威合法性。
▍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的样本分析：门槛效应与路径依赖
本文研究样本为2013年末进入代际传承阶段(包括已完成)的上市家族企业。具体地，家族企业指最终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且家族拥有的控制权(投票权)超过15%的民营上市公司。进入代际传承的上市家族企业指创始人的子女（包括儿子、女儿、女婿和儿媳)2013年末已在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任职的家族企业，满足上述条件的上市家族企业共282家。在研究样本中，48.23%的家族继承人已参政议政，81.21%的家族企业创始人曾经或现在仍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55.67%的家族企业继承人已担任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在创始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创始人的平均年龄为61.99岁，男性占93.97%，35.82%的企业创始人有本科及以上学历，66.31%的创始人是党员，4.61%创始人加人民主党派。在继承人的个人特征方面，继承人平均年龄为35.75岁，71.98%的家族继承人为男性， 32.62%的继承人有海外留学经历，7.8%的继承人拥有海外居留权。
在本文的282家样本企业中，2013年末已完成控制权代际转移(指家族继承人已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家族企业为157家，继承人已全职进人企业但尚未担任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的企业为125家。在完成控制权代际转移的157家企业中，115家企业的家族继承人已参政议政；而在上述115 家继承人已参政议政的企业中，企业创始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家族企业102家；这表明，102家企业通过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渠道实现了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占总样本企业的36.17%，占已完成控制权代际转移企业的64.96%。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并非个例。（编者注：以下样本分析结果均由作者通过专业数据分析而得出，篇幅所限，此处省略具体分析过程，详细内容请参见原文）
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存在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现象。同时，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显著增加了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在家族企业创始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创始人年龄越大，家族企业越可能进人“权杖”交接阶段；显然，相对于尚未进入“权杖”交接的家族企业，进入“权杖”交接阶段的家族企业更可能进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在家族继承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继承人为男性的家族企业更可能进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这可能与中国“重男轻女”文化传统有关。继承人党员身份增加了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可能性。继承人的海外居留权降低了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原因在于海外居留权或海外移民使继承人不具备参政议政的资格，进而降低了家族企业通过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渠道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可能性。
进一步分析，中国企业家参政议政包括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两个类别，它们的产生机制不一样，人大代表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而政协委员主要通过界别协商推荐产生；同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不同的级别：乡（镇)级、县级、地市级、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下面进一步分析创始人参政议政的类型和级别差异是否会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产生不同的影响。
（1）创始人参政议政的类型与级别差异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影响。①企业家参政议政类别差异的影响。样本分析表明，创始人不论是当选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均提高了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增加了家族企业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②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级别问题。样本分析表明，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地级市、省级、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显著增加家族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进而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创始人当选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家族继承人的参政议政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即创始人当选地级市及以上级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才显著提高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2）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实现机制的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是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关键所在。比如，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使自己有机会接触、认识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样可以增加继承人被各级人大常委会考察、提名进而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样本结果分析表明，在上述创始人政治嵌入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对于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类企业政治资本，更可能通过家族继承人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的渠道实现代际转移；反之亦然。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继承人的政治资本是来自父辈的代际转移还是继承人自身努力积累的结果。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继承人的政治资本来自代际转移，其中继承人参政议政是家族企业实现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但部分家族企业在第二代的领导下取得了快速成长，企业继承人也取得相应的政治身份，因而继承人政治身份的取得和政治资本的积累可能源自自身努力而非企业创始人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结果。比如浙江传化集团创始人为徐传化，1995年徐传化的儿子徐冠巨担任传化集团总裁，2001年担任传化集团董事长，在徐冠巨的带领下传化集团规模迅速扩大，而徐冠巨也于2003年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因而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可以视为自身努力而非父辈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结果。
事实上，继承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参政议政的企业往往是创始人已经彻底退休，继承人已全面接班，企业的代际传承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截至时间2013年底已完成。为此，本文把家族第二代已担任董事长的家族企业从样本中剔出，在剩余的样本企业中，控制权代际转移是指家族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者企业尚未进入控制权代际转移阶段，创始人仍担任董事长或其他职务，因而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不可能完全归功于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一步确认继承人政治资本的获得在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代际转移而非继承人自身努力的结果。
▍结论与启示：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与长期政商联盟的形成
（1）作为企业独特的、稀缺的战略资源，家族企业创始人有动机把积累的企业政治资本传递给继承人以增加“家业长青”的期许，企业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转移要素；
（2）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是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了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3）企业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是家族企业实现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关键所在；这体现在，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则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反之亦然。创始人的政治嵌人使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
（4）在时机选择上，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先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显著提高了他们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这种控制权代际转移在先的策略提升了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经济合法性和权威合法性。
由此带来的启示是：
从理论发展角度看，本文的研究为继续探索政治关联影响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理论机理提供了新视角。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表明部分家族企业已成功实现了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转移，因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持续成长有何影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成长机制之一就是降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投人和创新能力网；而与企业创始人相比，家族继承人并不一定具备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在外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继承人是否会利用家族传承的企业政治资本进行寻租而非创新创业从而进一步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活动，是未来研究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持续成长影响的重要方向。
在政策上，需要防范长期政商联盟的形成。相对于公众公司高管的频繁更迭，家族的代际传承有助于家族企业兑现对官员的那些无法公开的承诺,从而有助于长期政商联盟的形成；而家族企业与政治人物结盟会激励家族企业利用政治关系进行寻租而非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进而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表明对长期政商联盟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防范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带来的不利影响。
而家族企业之所以在代际传承中对企业政治资本传承的重视与中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高有关。追本溯源，要防范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带来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不利影响，关键还在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企业的发展更多依靠市场而非“找市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把更多精力用在人力资本、默会知识而非企业政治网络关系的代际转移上，进而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健康成长。
本文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原 标题为“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实证分析”。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全文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原刊。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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