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伟已经做“棒棒”20多年了
农民贺东伟考上了大学，但之后的20年，他还是没能摆脱做一名“棒棒”的命运。
农民变“棒棒”
上午十点多，46岁的贺东伟走在重庆的街头，他夹了根缠着尼龙绳的楠竹棒，在山城上上下下的街道，已经闲逛了半天。
尽管一直没活儿，光是空着手走一会儿，贺东伟的后脖子上也已经冒出汗珠了。作为一名帮人抬货搬东西的“棒棒”，他更希望汗水是在劳动时付出的。
在山城重庆，像贺东伟一样的“棒棒”有成千上万，高落差的地形自然地孕育出这个职业。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棒棒”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依靠竹棒、绳子和力气，他们组成了这座城市一条不可或缺的人工运输网络。
像多数“棒棒”一样，贺东伟也是农村来的。1993年高中毕业后，贺东伟回家务农。4年后，他遇上一件大事——重庆成为直辖市，家乡垫江也从陪陵划归到重庆管辖。趁着这次机会，同村不少男人都筹划着去重庆打工，贺东伟也加入其中。
到了重庆他才发现，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同行的村民中，很多人虽然高中都没念过，但多少会些木工、瓦工之类的手艺。反而是村民里“高学历”的贺东伟，不懂什么技术，找了两个月工作都没着落。
正发愁的时候，贺东伟看到同村的几个人都去当了“棒棒”，没多想就加入了他们。
“做棒棒最大的好处就是见钱快！”第一个月他就有了300多元的收入，这在当农民时是不敢想的事。一年下来，他攒下近3000元钱。
别人挣了钱都急着拿回去盖房，贺东伟却没这个打算。上过高中的他坚信“读书改变命运”，一个想法从心底冒了出来，“考大学，不再打工，找份正式的工作。”
贺东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出租屋里的大学生
来到重庆的第二年，贺东伟用攒下的钱报考了法律专科。那时候，他白天上街当棒棒，晚上一收工就赶回出租屋。吃完晚饭，同屋的“棒棒”们通常会聚到一起打牌消遣，贺东伟一个人躲在屋里学习，灯光不好就到路灯下看书，学到夜里12点才上楼睡觉。
两年过后，贺东伟如愿以偿拿到了毕业证书。他放下棒棒，应聘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满怀憧憬地从勤杂工干起。
但这份工作只干了一天，贺东伟就再没去过。他后来解释说，一是钱太少，做“棒棒”时，平均一个月能挣500元多，律师事务所只能拿到固定的400元工资。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总觉得很难融进去。”
贺东伟又重新干起了棒棒。同样是在重庆打工，同村的小伙子大多已经攒下钱盖了新房，贺东伟的家仍然是土坯房。母亲曾给他说过一回婚事，结果对方家里来人一看，立马转身走了。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工作经历、一次失败的相亲，贺东伟依然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读书上。他决定去读本科，“这样工资总会高点。”
2002年，贺东伟通过成人自考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他又回到了读专科时的生活节奏，白天一早出门做棒棒，晚上回到家就在屋里看书自学。4年过后，他修满了所有学分。唯一遗憾的是英语没及格，虽然多修了3门课来补足学分，但最终只拿到了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
有了更高的文凭，贺东伟再次放下了棒棒，他被一家报社聘为文员。
工作没多久，贺东伟又陷入了纠结：文员虽说是白领，可依然没有他做“棒棒”的收入高。除此之外，每天西装衬衣的着装要求也让他无法接受，光衣服就要花费他两个月的收入，“当时身无分文，只好不去了”。
再次放弃办公室里的生活，贺东伟听说开大车送货每月收入能过万，于是又干回了棒棒，准备攒钱考驾照。用了快两年时间，花了一万多元，他才在补考之后拿到B2驾驶证。第一次出车时，老板全程跟着，到了地方就告诉他技术不熟练，让他回去等消息。后来当司机的事再没下文。
自那以后，贺东伟再没离开过“棒棒”这个行业。
上大学时的成绩单
书生“棒棒”
继续干着棒棒，贺东伟还是带着点书生气， 他珍惜每一次雇主找上门来的机会，从来不挑活儿。
这天上午的收入很一般，他只挣到了11块钱，其中担菜收入6块，送货5块。50斤重的调料瓶，一来回要走半个小时，雇主只愿意给5元钱酬劳。贺东伟觉得闲着也是闲着，抬起东西就走了。
同屋的“棒棒”老饶直说贺东伟“太过老实”。这种活儿他从来不接，因为劲儿不少费，酬劳往往不会超过10元。
老饶从来只接“正经活儿”。挣得最多的一次，他一个人包了6000多斤货。从一楼搬到七楼，走楼梯。中午12点开始搬，一直搬到晚上7点钟才结束。除了雇主买水请他喝，这中间没有停下来休息过。搬完他攥着450元钱，累得差点走不到家。这趟活儿之后，老饶的身体出了问题，他的一只脚时不时就会疼。
相比之下，贺东伟的身体没出过什么毛病。他总是守候在菜市场附近，最远也就是附近的几条街。有时候工地上急需人来搬东西做清洁，也会喊他来帮忙。这样的差事，一天可以拿到200元，体力上轻松很多。
干活的方式不同，差异也体现在了收入上，老饶一个月能挣6000多，贺东伟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块。
但贺东伟在吃喝上还保持着些讲究。早餐他通常会到外面解决，一块钱的馒头就着免费咸菜，再来一碗两块钱的稀饭。中午和晚上他习惯在家做饭，煮粥时一定会多放米，这样吃起来才实在。干活的时候渴了，他从来不买矿泉水，而是喝1升装的大瓶冰红茶。“经常流汗，喝矿泉水根本不顶用”。
一个人生活，贺东伟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在花钱这个问题上，也没人管着。但一个人的坏处也很明显，父母离世后，贺东伟经常感到寂寞。感情生活一直是空白，他几乎不去尝试，就这样一拖拖到46岁。
谈到婚姻问题，贺东伟总觉得自卑，“我是个棒棒，一无所有。”他不觉得“棒棒”是份正式的工作，认为没有女人会看上这个身份。
“棒棒不是工作吗？”
“这个不叫什么工作，不是技术性的不算……”
“那棒棒怎么就一无所有了？”
“没车没房嘛！“
“做生活的冠军”
出门时，贺东伟常穿一件白色体恤，衣服背后印着6个字：做生活的冠军。2011年的时候，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搬货，干完活儿，领到这件广告衫。
贺东伟平静的生活在2014年时曾被打破过一次，一个朋友把他叫去了广西北海，“说一年交7万多，多少年后就能拿到1040万了”。贺东伟发现是传销后立马逃了出来。回到重庆，又安安生生当他的“棒棒”。
这次被骗也让他考虑到以后的问题。同屋的老饶攒了十万块钱，打算明年去三线小城开家饭馆。贺东伟也在考虑改变一下生活，按照现在的收入，只能满足日常生活开销，可老了以后怎么办呢？贺东伟没想过，“干不动了就不干了，我也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
贺东伟住的地方离他常去“碰活儿”的菜市场不远。两室一厅的房子，4个人合租，他的那间最便宜，一个月租金只要150元，说是隔断房，其实就是在客厅里围了几块三合板。
逼仄的小屋里，大多是他的生活用品。床上一个大木箱子里，放着贺东伟的毕业证书和30多份成绩单。
里面还有一份上学时发在报纸上的法律短评，被他剪下来夹在书里。在一篇讨论“丈夫抢妻子该当何罪”的文章下，贺东伟用钢笔补上了当时的投稿反馈，“亲情掩饰不了法律，全文照登。”
床下的塑料筐里也全是书，除了读本科时购买的一些法律专业书籍，《西方哲学史》《世界文学名著选读》都能找到。
枕边是一本叫《美国人天天在用的15000单词》英语词汇书，贺东伟上个月花45元买下的。读本科时英语不好吃了亏，他到现在仍想努力把这块补上。书的价格，超过了他当天收入的一半。别人笑他怎么花这么多钱买一本书回来，他笑着怼了回去，“买书当然要花钱喽。”
贺东伟没有再继续“深造”的打算，他自知这个年龄已经不再适合求学。现在读书更多是为了打发时间。“首先考虑吃饭问题，其次才是精神食粮。”
曾有一位比他大18岁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找上门来，同样是自考毕业，那人已经是5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听说贺东伟的遭遇后，校友带来1000元钱和3本法律书，以“奖学金“的名义送给了贺东伟，并应允可以推荐他到朋友的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贺东伟答应尝试一下，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
而对于当初离开律师事务所这件事，贺东伟不愿多谈，“后悔也没什么用了”。
2015年，曾有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过贺东伟的事情，把他称为“最有文化的棒棒”。他向记者表达了困惑：“这些年我为读书花了不少钱，却没有因为读书挣到一分钱。难道选择读书错了？”报纸上的贺东伟捧着一张毕业证书，痴痴地望着镜头。
小镇青年，乐于关注乡土民生，走走看看写写停停
事实核查员：刘汨 设计：邹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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