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云云，如何不停留于口号而落到实处，那是要由全体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由衷生发起温情和敬意才能开展起来的具体工作。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正是引领这种由衷的结缘工具书，豆瓣评分9.1 分。
文化与政治
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并列的宏观社会概念，并且是并列的概念。但在“最后的国学大师”“儒家最后一个圣人”钱穆先生眼里，中国文化是万世一系的，“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
钱穆先生是文化至上主义者，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就中国古代政治的专题演讲合集，目的仍然是讲文化，而不是讲政治。当然，一来政治是儒家修齐治平的终极目标，二来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几乎将传统政治一笔抹杀，所以钱穆先生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温情而恭敬的态度身姿，找到了特别好的一个角度，来为新时期的中国人介绍“那过去的事情”。
钱穆先生的这个角度就是“以制度言制度”。 自从近代中国有人喊出了“变法”，及至辛亥革命，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以至于旧的制度在高涨的民权中稀里糊涂就被打倒，而新的制度尚未达到革命的理想。既然是这样，钱穆先生就为中国人讲清楚，被打倒的传承了千年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表面上钱穆先生是就过去言过去，实际上是通过阐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反思中国近现代革命
这个角度的反思，不是站在现代宪政的对立面针锋相对地为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招魂，也不是挑衅现代的民权为王权粉饰太平。作为演讲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有短短的5次演讲总计10个小时，转换成文本集结成书出版只有薄薄的一百多页。钱穆先生实在是为现代政治研究提供一条思路，而其素材都是现成的，就存在于秦以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就制度层面而言，经由钱穆先生的梳理和刷新，中国当代的读者会发现自己对于耳熟能详的“五千年文明”竟是如此陌生而充满误解：原来两千年的王朝政治，并不只是经由换汤不换药的王朝更迭那么简单，汉、唐、宋、明、清之变，既一脉相承，又节点清晰；影视剧中的“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还原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中，如此严谨而合情，制度毕竟不是儿戏，更何况经历了千年的考验；并没有常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地位，中国古代的相权制约王权，并没有比今天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落后多少，甚至一定意义上，汉唐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就一直是君主立宪式的“自由民主”；“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皇帝，其实吃辛吃苦很难当，每天公文数百件，常年加班批不完……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源自钱穆先生的演讲合集
现实与历史
抛开“最后的国学大师”“儒家最后一个圣人”等他人美誉，钱穆先生的自我体认就是一个史学家，其治学之严谨令人钦佩。《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样的大标题，换作别人来讲，容易笼统糊涂，让人把握不了边际，摸不清门路。但钱穆先生只拎出汉、唐、宋、明、清来讲，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存续，则中国制度沿革的骨架一下就立起来了。
讲制度，制度是条文，是枯燥的，所以难免要交代制度背后的人事。而一旦涉及到人事，就会因为其流变的复杂、多枝、歧义而陷入没有结论的不明不白中。钱穆先生的治史功力恰在这最困难的地方体现出来：首先钱穆先生熟悉制度背后的人事，讲制度的时候自觉澄清中国文化的人事混乱；其次钱先生对历代政治制度的生态谱系胸有成竹，即制度在他的知识谱系中不是孤立的，制度与制度之间是如何相生相克的、制度是如何产生和消亡的，钱穆作为史学大家，可说尽数消除了其中的疑点、难点；三是钱先生给听者读者钩沉出制度的真相，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某些制度当时并未昭化天下，一到后世，则更少人知道，可以说钱先生带领读者去历史中探险，发掘出的是时代的秘密，这可不是简单地满足今人的好奇，要知道单凭今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体察到某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这会导致“以今人论古人”的严重偏离后果。
说到底，《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反思历史，我们的初衷总还是以史为鉴，寻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完美的制度。那么是否丢掉过去的所有不完美，就能尘埃落定，呈现出今日世界的完美呢？钱穆先生可不这么看：“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落实到具体展开层面，钱穆先生为所讲的主题定下了非常清晰地范围：首先讲政府的组织，也就是政府职权的分配，细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的演变，呈现其演变的大趋势，让今人体会其内在之根本意向；其次讲考试和选举，让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也就是朝廷的政权，究竟是通过什么程序，交付与哪些人来经营的；第三讲政府的赋税制度，因为赋税制度才是平天下的根本，尤其注重讲其中关于田赋的一项；最后讲军事与兵役制度，因为这是任何一政府政权的根本保障。在以上范畴之类，逐代陈述解析，使所论不偏离主题，不流于空泛。
台北阳明山麓、外双溪畔，“素书楼”见证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的晚年生活点滴。
得失与批判
既然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不仅讲其中的“成”与“住”，还要讲其中的“坏”与“空”，以钱穆先生的治学修为，使之不失于偏颇，不崩于武断。
就历代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历史兴衰而言，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社会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钱穆先生将之称为历史意见，对之尤其珍视。因为只有历史意见才能真实反映制度实施当时人们的切身感受。相比之下，等到时过境迁，年代久远，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钱穆先生提醒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因为时代意见之往往不靠谱，在于立场不在当时，批注的前提、判定的范围不如历史意见准确而客观，也就是批判性不如历史意见科学。
钱穆先生举例，比如我们现代人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毋庸赘言。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长大了不再睡摇篮，就过河拆桥地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应该全盘废弃摇篮。
钱穆先生所珍视的历史意见，直接来自于历代名臣奏议之类第一手材料。为什么需要重视这些材料，因为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被称为重丞名相，他们那些奏议之所以得以流传下来，并被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而可以查阅，正是因为他们的话，就是当时典型的时代意见。
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这是批注历代政治得失需要考虑进去的“天时”因素。此外，钱穆先生还强调，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也就是“地利”因素。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实现途径是“文以载道”，在政治层面，作为“天子”的皇帝，施行当朝的统治，即是在“替天行道”，而其支柱性的手段，就是“文治”。在“文治”这个庞大且延续千年的系统中，无数文人前赴后继，鞠躬精粹，及至王朝政治土崩瓦解，也仍涌现出如钱穆先生这样的“国家文心”，时时提醒我们不要丢弃自己的“文治”之根，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钱穆先生一言以蔽之，认为那些浮躁的说法只能算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原创自志道教育所属杂志《新教育家》张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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