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深度、熱度、角度——
金石樂 翰墨緣
——金石書畫大師朱復戡的聊城情緣
江北水城——聊城，是鑲嵌在魯西平原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她以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而聞名，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和深入，文化活動也方興未艾，全國上下形成了一股書法熱潮，聊城不甘人後，書法組織相繼成立，書法活動雨後春筍，並時常從北京、濟南等地邀請著名書畫大家來聊傳道授業、舉辦活動，諸如北京的方成、孫大石、李燕、蕭墅、張潭、鄧錫良、田零等名家，濟南的魏啟後、宗惟成、韓慶生、於太昌、彭昭俊、朱學達、張鶴雲、婁以忠、尹延新、李方玉、王企華、張彥青、張登堂等達二十多位。
除此之外，最令人記憶猶新的是1988年9月我國金石書畫大師朱復戡來到聊城。當時朱復戡先生已年近九十高齡，是改革開放以後應邀來聊文化交流的書畫家中年齡最高的一位。朱復戡應邀來聊，既是機緣巧合，又是其弟子岑川先生的竭力促成，全程充分體現了黨委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
朱復戡（1900—1989），生於上海，是我國現代傑出的金石書畫大師。先生幼年便有“神童”之譽，年未及冠即以藝事馳譽上海，後遊學法國，歸國後任上海美專教授。解放後，來山東幫助工作，種種原因，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隱居山東泰安，七十年代末方返滬定居，並時常往返於上海和泰安。
他是一位集金石、詩、書、畫、印“五絕”於一身的一代藝術大師，博覽群籍，學識淵博，“補白大王”鄭逸梅在《藝術大師朱復戡生平》中評價曰：“他的藝能是多方面的，又是非常突出的。”這麼一位藝術奇人結緣聊城，可謂藝林佳話。年近九十的老人在其夫人徐葳女士的陪同下，從上海乘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一路顛簸勞累，先到濟南，再乘汽車來到聊城，老人的身體能吃得消，也是一個“奇蹟”。
先生來到聊城，當時的地委、行署領導高度重視，領導同志全部出面，在東昌湖湖心島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時任地委書記的王樂泉同志在致辭中高度讚揚了先生的藝術，對先生的到來表示感謝。身處這種場面，先生很受感動，興奮地說：“九十老人願為振興聊城做貢獻！”掌聲經久不絕，老人書就“愛我中華，振興聊城”篆行二幅贈與聊城二級黨委政府以示留念。
憑弔才子墓 重書曹植碑
佇立在曹植墓前，這位飽經滄桑的文化巨人，對曹植的才學讚賞不已，幽發出思古之情。聯想到曹植一生抑鬱不得志的遭際，想到了哀婉傷感、情思纏綿的《洛神賦》，不禁愁緒滿懷，感慨萬端。
他對隋碑的文字逐字進行了解釋，還一再強調要對曹植墓和隋碑進行重點保護。負責看護隋碑的一位工作人員驚奇地說，他在這兒這麼多年，不說解釋，就是能通篇念下來的也沒見過幾個人。
隨後，先生說：“舊刻曹植碑，不能算作曹植碑，它恭維曹丕，沒有很公平的寫曹植，連曹植的七步詩都沒敢寫。我們是人民的立場，他的歷史貢獻都應該寫，應該重寫，過去不敢寫，現在應該實事求是的寫……另外，曹植是個大名人，是個大才子，曹植墓可改成陳思王陵，這樣影響力就更大。外國友人到這裡都愛才，修復曹植墓可為國爭光。在墓壁可搞點隋代彩色壁畫，陵墓可以搞點雕塑，外面可以搞些臺階，修點欄杆，為旅遊服務。”
地委負責宣傳文化的領導同志提出了我們的想法，請先生重寫曹植碑文，沒想到先生欣然應允。當時先生手頭上沒有什麼參考資料，但第二天早上領導同志去看望他時，碑文已用六尺宣寫好，還有設計好的碑額，用小篆題寫的“魏陳思王曹子建碑”八個字，兩旁配有商周青銅龍紋圖案，甚至連碑文的尺寸大小都細細註明。大家驚喜不已，驚歎是大手筆，對先生的學問佩服之極。殊不知，先生在少年時期就師從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總理張美翊，少年時代便讀完了經史子集的重要著作，有著詩古文辭的堅實功底。在一旁的徐葳女士說：“九十歲的老先生為此一夜未眠啊！”此刻，大家更增添了對先生的一份敬意。
碑的全文是：
魏武帝四子陳思王植，字子建，封東阿，尋徙陳，聰慧博學，才思敏捷，文采清奇，每多傲物。文帝丕忌之，疑有異謀，召入，以七步成章逼之，植一吟而就，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為感動，賜鏤金玉枕遣還。初，植有美姬，丕奪之，封宓妃。臨行，留枕存念，為丕所得，惡之。妃憤，沉於洛水，追封洛神。植受枕悲不自勝，過洛祭之，哀鬱成疾。太和中，薨於東阿，葬魚山，年四十有一。建國四十年，戊辰涼秋，當地人民重為立碑，江南朱復戡撰文書丹並篆額。
全文共181個字，先生以行書寫就，古厚拙樸，氣旺神足，有濃郁的金石之氣。碑文的內容沉鬱質樸，簡潔凝練，既濃縮了曹植一生的情感和經歷，同時也表露出先生本人對曹植才學的仰慕之情。此碑是先生晚年藝術成就的重要內容，有著極高的研究價值。
考證古碑刻 釋疑古體字
在景陽岡，有一座《武松打虎處》古碑，風雨剝蝕甚重，碑陰原有的一篇文字僅有個別字依稀可見，更不要說一句話了，連一個雙音詞都找不到，甚至正面的《武松打虎處》的“處”還缺一捺，更查不到立碑的時間記載。查閱縣誌，也得不到答案。一些北京、南京、上海的專家學者說是明初所建，但談不出多少根據。對此仍疑問重重。
先生到景陽岡遊覽時，有領導同志冒昧的請朱先生鑑定此碑建立的年代。先生在逐字地詳審之後說：“看《武松打虎處》這五個字的寫法和筆法，不是明人的字，而是宋人的寫法，‘武’字和‘虎’字，明人沒有這個寫法，宋人才有這個寫法，由此判斷，當是南宋時期的碑。”朱先生謂武松打虎處建碑，遠遠在施耐庵成《水滸傳》之前，不可能是憑《水滸傳》而捏造的。這給研究《水滸傳》提供了有力依據。之後，先生的考證結論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其實，先生在抗日戰爭前便是滬上鑑定古器的專家權威，親睹過許多青銅重器，收藏家們均以先生的鑑釋為準。只是後期先生漸漸淡出公眾的視野，被邊緣化了，業顯而名疏。
當時，光嶽樓一層有一個古代和尚坐化用的瓷缸，上面有一個寫法奇怪的字，無人能釋。請教先生，先生說這是“九土百卉”的合體文字，是祝願死者在九泉之下安樂美好的的意思。古人合體字很多，往往用“夫”代替“大夫”二字。曹植墓出土文物陳列中，有一張隋代曹植墓碑的拓片，用楷隸篆諸體書就，其中就有難以識別的篆字和合體字。比如“其”“其”等，過去註釋這篇碑文的研究者開始以為是“基”字的漏筆，看到後來還有“其”字下面有“三”“四”“五”的字樣，知道這個識別不對，只得存疑。先生說，這也是合文，仍然讀作其一、其二等。要知道，先生於文字淵源梳理得一清二楚，對商周青銅器上的文字能夠斷代到五十年，比如五十年大篆有什麼變化，他能辨出來。——世人稱他為“三代鬼”。先生又曾依據《史記·始皇本紀》，對僅存九個半字的《泰山刻石》，將223個字恢復舊觀。有這能力，立馬釋疑這幾個合體字，也就不足為奇了。
榜書題名勝 古蹟亦賦詩
先生在聊城期間心情極佳，為不少名勝古蹟題下了字。如大篆榜《光嶽樓》，每字高近三尺，如此雄強、渾厚、古樸的大篆字體竟出自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之手；他還題寫了“海源閣”“湖心亭”“獅子樓”等匾額。後來徐葳女士說起，先生在任何地方也從沒有留下過這麼多、這麼大的墨寶。
先生仙逝後，徐葳女士又曾有緣二次到聊城故地重遊。有一次在光嶽樓先生題寫的匾額下駐足良久，對我們講先生寫的大篆，就像一朵花一樣，越看越美，看不厭的。親眼目睹到聊城日新月異的變化時，高興地說，現在建設的這麼美了，真替你們高興。
光嶽樓，為中國古代四大名樓之一。清代的康熙皇帝四次、乾隆皇帝六次曾登樓並吟詠。歷代文人詠光嶽樓的詩能見到的就有一百餘篇，清代蒲松齡的老師施閏章，就曾寫下了朗朗上口的詠光嶽樓名篇。先生登光嶽樓時也吟詩一首：
東接泉城西趙都，巍樓聳立旁環湖。
登高一覽擎天柱，輝映獨尊照九衢。
訪景陽岡時作：
金秋漫作鳳城遊，訪古登臨陽穀丘。
義士雄風今尚在，景陽岡上思悠悠。
登魚山憑弔陳思王墓時作：
宓妃留枕倍哀豔，痛惜魏王思建安。
一代英才霾僻壤，悽悽風雨吊孤寒。
這三首詩後來都收在《朱復戡墨跡遺存·行草詩詞卷》中。
先生在聊期間，我曾有幸拜見先生，並聆聽先生的教誨，真如醍醐灌頂，受益終生。先生講到的以篆作草，草從篆出，梯形，以及學習書法不必下十幾年的笨工夫去學楷書而應從篆隸入手，這些書學理論我第一次聽到，這是先生教導世人學習書法的度世金針。尤其讓我感激不盡的是，三十年來徐葳老人對我精心培養和悉心指導，並讓我陸續看到了先生各個時期的金石書畫手稿，這使我對先生金石書畫藝術的學習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後來老人家多次對我說過，她對聊城越來越有感情了，朱派藝術也薪火相傳，後繼有人。
今年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恰逢是朱復戡先生來聊城三十週年。我們以先生因文化結緣聊城而自豪，也為聊城文化事業的發展，更為聊城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不斷增添新的更多、更美的文化色彩而由衷的鼓掌！
單位：聊城市文廣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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