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天，刘芳廷与担任26军侦察科长的丈夫杜良仁在朝鲜留影
（当时部队正在休整，新婚两个月便入朝参战的刘芳廷惦记着丈夫多次负伤的身体，便利用休整的机会前往军司令部驻地探望两年没见过面的杜良仁。军部的战友为他们拍摄了这张珍贵的纪念照。）
志愿军老战士披露：
鲜为人知的战场亲历
杜凯志推荐稿
各种版本、不同年月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是那些书中绝大多数是讲高层决策、战役进程，我们从中读到的是壮烈与辉煌交织的英雄史诗。而我们接触的这些志愿军老战士，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说的是这部史诗的另一个方面——战场上的细节。这些细节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
伤员谷：
一位女战士内心永远的痛
有一位叫刘芳廷的老同志写来一篇仅有400多字的稿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刚刚入朝的惨烈景象还恍在眼前，遍地都是我军死伤的战士。”遍地都是死伤的战士，是怎样的一幅景象？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们专程采访了这位志愿军女战士。
刘芳廷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入伍，入朝时是26军军直第四医疗队的卫生班长。26军一入朝就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东线作战。这次战役中，26军是伤亡最大的部队。该军的军史上这样写道：“第二次战役后，全军由4个师缩编为3个师，由12个步兵团缩编为9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各辖两个营，各团、营的人数均不足额。”从上述文字中可以推算出来，当时26军的减员不会少于3000人。
刘阿姨告诉记者，26军的伤亡中有一半是非战斗减员——冻伤。由于入朝仓促，这支从上海紧急调往东北，没有经过休整就入朝的南方部队，很多指战员是穿着绒衣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打仗的，刘阿姨入朝的前一天才接到通知去领棉衣，结果领回来的不是军装，是从民间紧急征集来的棉装。蓝的、黑的，五颜六色；大衣、棉袄、棉坎肩什么都有，全班每人分了一件。说起入朝初期的事情，刘阿姨的脸色立刻凝重了起来。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刘阿姨所在的第四医疗队在作战部队后面跟进。部队推进至黄草岭后，他们开始接收从火线撤下来的伤员。一开始还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救治，但没想到后来伤员急剧增加，一切都变得困难起来。刘阿姨说，一条山谷里，满满的都是伤员。除了志愿军的伤员外，还有些朝鲜人民军的伤员，甚至还有几个韩国的、美国的、土耳其的伤员。医疗队6个卫生班，每个班都要照顾七八十个伤员，这样还顾不过来。队长要求各班尽最大的努力，能照顾多少伤员就照顾多少。然而，第四医疗队能给伤员提供的医疗保障极为有限。别说是病房，连帐篷也没有。所有的民房都被炸得只剩下断壁残垣。医护人员利用残墙、树枝和雨布搭起来的马架子只能让少数重伤员住进去，多数伤员就躺在雪地里。
医疗队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和药品的数量有限，只能用盐水给伤员冲洗伤口。只有伤员的手脚冻伤严重到要危及生命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而手术也只能做一种——截肢。
更严重的是没有粮食，整个“伤员谷”有五六百伤员，只能分吃医护人员携带的那一点干粮。后来，医疗队从当地挖出了一些老百姓埋藏的土豆，煮熟后分给伤员吃。
前线医疗队担负的任务是对伤员紧急处置后，向后方转送。然而，这不同于在国内作战，后面没有解放区人民组成的担架队跟着。转送伤员这一关键的环节缺失了。刘阿姨说，数百伤员躺在山谷得不到后送，因为没有专门负责转运伤员的部门，既没有担架上来，也没有车辆上来。只有当运送弹药的汽车上来的时候，顺便带回几个伤员。但是，由于当时志愿军没有高射炮和飞机掩护，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得很少有汽车能开到前线。看着这些得不治疗，在伤痛、寒冷和饥饿中煎熬的伤员们，医疗队员们心如刀绞。伤员死亡的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而没有药品的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刘阿姨她们能做的就是给伤员盖盖被子，或者把伤员冻僵的手脚抱在怀里暖一暖。刘阿姨含着眼泪说：有一个四川小战士只有18岁，严重冻伤，每次去看他，他都会对我笑笑，说自己能坚持。那天晚上，我去看他，还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时，他死了，脸肿得很大。一周时间过去了，转运伤员的车辆没有来，却来了一道命令：第四医疗队迅速撤离此地，在追击部队后面跟进，接收前方战斗的伤员。
面对着“伤员谷”里的五六百名伤员和这道命令，第四医疗队全体队员们的心都要碎了。但军令如山，何况前面还有新的伤员在等待着他们去救护。临出发之前，医疗队员把“伤员谷”所有的伤员都巡查了一遍，绷带松了的，再绑一绑；不能动的伤员再喂口水。伤员和医疗队员泪眼对着泪眼。一位被敌机炸断双腿的指导员紧紧抓着医疗队员的手问：
“你们走了，谁来管我们呀？”
“很快就会有人来把你们接到后方去治疗的。”
医疗队长回答了一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真假的话。在伤员们绝望的目光注视下，第四医疗队撤离了“伤员谷”。
“你们走了，没有人管这五六百名伤员吗？”记者问。“有，我们留下了一个卫生员。”刘阿姨泣不成声。记者知道刘阿姨有严重的心脏病，不敢再问下去了。刘阿姨稍平静了一下说：“60多年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难受，我从不对人提起这些事，这是我心里的一块病呀。”
“那么，后来这些伤员怎么样了？”记者忍不住又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留下的那个卫生员也没有回来。我们也没有勇气去打听那些伤员的情况。”刘阿姨双手掩面，说不下去了。
所有在采访现场的人，都流泪了，默默的。
注：本文选自2013-09-04 《老干部之家》
本文推荐人杜凯志是刘芳、杜良仁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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