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迈进了云南，在宣威县，他碰上了那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女子。最终，因为爱情，他做了一名狼狈的逃兵。
国民党最终兵败如山倒，纷纷逃往台湾。唯有他，只身一人留在了南陲边城。
在很多个危险的日子里，他隐姓埋名，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他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曾是名军人，更不能向谁透露，他曾是国民党的一分子。
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也是我苦难的外公。
三十年后，母亲和当年的他一样，因为爱情，抛家弃业，放下了所有触手可及的幸福。
他和母亲僵持了很多年。父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结合之后，生活更加窘迫了。有人陆续告诉他，母亲过得并不好，生孩子的钱都是跟别人借的。他口中决绝地埋怨，恨母亲当年不听他的劝阻，可在暗中，却经常托人送来油米和散碎的零花钱。
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他爱若珍宝。母亲的固执深深触伤了他的严父之心。也是因此，他曾不愿再见母亲。
第一次给他磕头拜年，是母亲领着我去的。那时候，二弟已经走丢了整整两年。母亲前后找过很多次，问过很多人，均未果。
二弟成了母亲永生的伤痛。母亲一直觉得，是自己照顾不周，才会使年仅两岁的二弟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
我第一次见他，心里忐忑不安。几天前，母亲就反复说过，他是名军人，喜好规矩，因此，我面见他时，必须放下孩子的一切泼行，恭恭敬敬地磕头，并作揖问安。
那时候的母亲因为心中成日牵挂二弟，又四处奔寻，所以神色憔悴异常。我始终记得他抬头瞥向母亲时的样子。不过是顷刻间，那冷漠的脸上射出的凛冽之光，便幻作了无数温柔的泪影，淡淡地，若有似无地藏在深邃的瞳孔里。
晚饭的时候，他把我抱在怀里，不住地朝我碗里夹菜，一刻也不舍得松开。母亲把头埋在碗里，始终不敢看他的眼睛，更不敢抬手添菜。
他朝我的耳边轻吟了一句，他说，可不许剩菜，吃不完的，趁早倒给你母亲。故此，我把大半的菜都分给了母亲。
很多年后，再度想起当年的场景，才忽然读懂他那些深沉到使人倍觉压抑的爱。他是爱母亲的，他仍然爱着面前这个被他娇宠坏了的小女儿。
只是，有着军人天性的他不肯主动放下这场冷战的免战牌罢了。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中更为拮据了。他阴冷着脸，把我从父亲的怀里夺了回去，一直养到十岁。
外婆去得早，他孑身一人，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再加上前些年对母亲断断续续的帮补，更是所剩无几。为了能使我上学，六十五岁的他重操旧业，耕了两亩荒草丛生的薄地，养了几头猪。
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经常甩着小背篓去地里找他。日子久了，肩膀便磨破了皮。他一面搂着我帮我搓澡，一面泪眼潸潸地问，疼不疼？疼不疼？
七八岁的孩子，谁不矫情？谁不渴望有一个可以撒娇，可以让泪水恣意奔流的怀抱？可我不能哭，更不能说痛。因为我知道，他比我痛得多。
跪在阴凉的玉米地里拔猪草时，我经常看到他在炎炎的烈日下喘气。他拄着锄头，腰板弯得像一粒干瘪的稻穗，一声一声，卷着来日可数的苍凉，浑浊而又厚实。
路途很远，但他从来不舍得坐车。他领着我，在漫漫的黄土路上走着。夕阳暗沉沉地坠落，散发着昏黄柔媚的光晕。他担着“咯吱咯吱”响的背篓，迈着缓缓的步子，陷进愈发黯淡的余晖里。他的裤腿上裹满了泥泞，他的胸腔颤抖着咳嗽的余音。
通常，他会把寂寞的夜晚时光寄托给那台飘着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机。捣来弄去，看的还是《三国演义》。
他将我抱在怀里，“嗒嗒”地抽着旱烟，任凭我在一片厮杀与金鸣声中沉沉睡去。他会温柔地擦净我的小脸，帮我洗脚，而后，将我轻轻地放进温热的被褥里。
和母亲一样，我是个被骄纵坏了的孩子。我经常会在悦耳的水声中醒来，会在他的怀里哭闹，埋怨他惊扰了我的美梦。
他从来不责骂我，只会伸出长满老茧的右手在我背上摩挲，直到我重新沉沉睡去。
他把原来给了母亲的那些爱，加倍给予了我。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新增了滑梯，我那些匿藏多日的野性子，忽然找到了依托。
他时常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帮我补裤子，右手捻着一根细线，穿来穿去，还是穿不进左手上的针眼。
我夺过他手里的针线，就像他当年从父亲怀里夺走我一样坚决，不容辩说。
没过多久，他被送进了医院。母亲领着我去看过他，周遭均是惨白的床单和冰凉的氧气罐。我站在他面前，凝视着他扭曲的脸，忽然哭得不能自已。
一周后，他决定强行出院，他说我尚年幼，凡事需要有人照料。他到底是抛不下我。
他还是继续劳作，继续对我一贯地娇宠，只是咳得实在厉害。很多个寂寥的夜里，我都在剧烈的声响中惊醒。我安静地睁着眼睛，在漆黑的小屋里，一声也不敢吭。
我真害怕，有一天他会忽然离我而去，步履匆匆，一言不发。
他七十岁大寿的时候，我正在屋里复习，准备第二天的升学考试。
儿女们凑钱给他办了两桌酒席，买了一个偌大的三层奶油蛋糕。听母亲说，那晚他过得并不开心，始终念叨着我的名字。
他深知我喜好甜食，因此，蜡烛刚灭，他就用刀把蛋糕顶上的奶油寿星切了下来。他说，这寿星，得留给我的外孙。
考试过后，我被父亲送去乡下，十天后才回来。刚下车，我就拼了命地往他的小屋跑。他见我来了，非常欢喜，熄了旱烟，故作神秘地问我，猜猜，我给你留了什么？
当他从木柜里小心翼翼地端出那碟铺满霉菌的奶油寿星时，我瞬间泪雨滂沱，在他怀里哭得天昏地暗。
和我在梦中所见一般，他走得悄无声息，毫无征兆。
小屋里铺满了稻草，到处点着昏暗的小油灯。白花花的丧布裹满了我的身体。
下葬的时候，母亲硬拉着我，远远地站在一旁，她说，先生之前嘱咐过，虎年出生的人不可靠近，与时辰相冲。
于是，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后来，母亲每年都会带我去看他。荒凉的土地上，孤零零地就这么一座坟。空旷，凄清，长年无日无夜地刮着漫天大风。
十五岁之后，懂了很多事理，反而再也不去了。这一别，就是十年。
我常常在落寞和伤怀的夜里想起他，他的音容和笑貌至今仍然清晰。偶尔回去探望母亲，总会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看到辛勤劳作的农人，这又使我的记忆一次次扑卷而来。
我又想起他拄着锄头，站在广袤蓝天下呼呼喘气的样子。他的身板弯得像一粒干瘪的稻穗，裤腿裹满泥泞，大风呼啸四起，噼啦噼啦地翻着他的蓝布衣衫……
听母亲说，他的坟地迁到了别处，与早逝的外婆合葬在一起。我听了之后，总算有了些安慰，他孤寂了这么多年，终于回到了当年的原点。他狼狈逃窜，隐姓埋名，不就是为了把这份苦难的爱情修成长久的幸福吗？
生死聚散，茫茫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十年后，我跟着母亲又去看他。他身旁多了两座坟。一座是外婆的，一座是外婆的母亲的。儿女们请人镌刻了碑文，上面写着子嗣和孙辈们的名字。
母亲弯着腰去看碑文上的字，她花白的头顶，使我眼前浮现出很多个阳光大好的下午——他就坐在这些充满温暖阳光的岁月里，穿着宽大的蓝布衣衫，右手捻着细线，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穿不过左手上的针眼……
那时候的日子很慢，爱一个人的理由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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