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花木僧的朋友大家好，咱們這期接著講近300年來的中日關係。咱們前面說了中國儘管受到日本的欺凌但仍然尊敬日本、崇敬日本，那麼中日交惡的轉折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日本大發世界難之財，欲獨佔中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明治天皇以及多數明治維新元勳們相繼逝去，老一代的人開始凋零，但是日本武力和產業經濟的基礎卻已經發展牢固了，並且趕上了一戰在歐洲爆發這麼一個大的浪潮。他置身歐洲戰場之外，陳兵海上，輾轉運輸大發“世界難”之財。趁西方無力東顧的機會在中國積極實行侵略政策，遏制了中國一線自興的機會，日本這一次的成功也為其後來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因為英日同盟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在遠東的屬地都交給日本海軍保護。1914年的秋天，沈亦云和黃郛在新加坡居住，他們在新加坡的海峽親眼看見日本的將校“以天下為己任”的尊嚴態度，和英國的下級軍官向日本軍人敬禮的情況。當時參戰國家的物資輸送也是由日本海軍來護航，從亞洲取得戰略物資一直護航運送到地中海，日本海軍也因此氣焰大漲.又因為參戰各國無暇東顧不得不默認日本在東亞的行動，所以日本就對中國為所欲為提出“廿一條要求”，操縱安福系的政府，佔領青島，武力承襲德國在中國的權利，想要獨霸中國。因此山東成為問題，這些都是在一戰期間。日本的陸軍因此也躍躍欲試，想要趕超海軍。
戰後國際新秩序中的挫折
日本的海陸軍人因為歐戰的原因輕心以掉天下事，而戰後一般的空氣、一般的願望都以為德國戰敗了，那些窮兵黷武的力量從此縮頭了，世界之後不會再有戰爭了。因此召開了華盛頓會議，決定英美日的海軍裁軍比例為五比五比三，而國際聯盟又提出普遍裁減陸軍。在巴黎和會上面，中國是沒有簽字的，所以山東問題沒有解決。在華盛頓會議上，如果不解決中日之間的關係，那也沒有辦法解決日軍軍備的問題，所以華盛頓會議要求日本歸還山東的權益。這時的日本認為自己多年以來的苦心經營，成為了一場泡影，遭到了國際上的挫折。又加上在華盛頓會議上軍備受到了限制，職業軍事活動減少，軍人失去了重要性。而擁護天皇萬世一系的日本海軍向來都是成仁取義白刃可蹈的，忽然傷了自尊心，這是後來日本軍人不受約束而出軌的第一個刺激。
舉止若狂的日本暴發戶
另外，因為一戰時期日本的工商業為戰時各國的需要而生產，又填補了各國平時的市場，利潤大增。社會上新增了不少資本家、暴發戶，他們財產沒有用處，生活便開始奢侈，舉動若狂。沈女士回憶她和黃郛在歐洲的時候，看見各國戰後生活極為艱辛，戰敗的德國奧地利人民保暖都很為難，即便是戰勝的英法也是家家寒酸。他們接到日本一個朋友的信說：“成金舉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飯”，“成金”在日語裡就是暴發戶，一晚上人均消費500元，這在當時是什麼概念？我查了一下材料，1918年日本普通的五口之家，維持一年的伙食費用是386日元，這佔據了他們90%的收入，也就是說在當時一晚上500元超過了一個五口之家一年的全部收入，這還只是人均消費。這種豪奢的舉動不但大違日本向來勤儉的風氣，為有識者所側目，而且金錢萬能還影響到了日本的政治。等到後來各國的工商業漸漸恢復，這些日本新興的資本家在經營方面就受到了困擾，因為市場被西方擠佔了。因此他們就全力尋求新的市場，並且要保持自己過去那種財富的心情也很急迫，所以他們自身也成為一個問題。
日本政友會成為軍閥的工具
明治維新是西方的技術制度和東方的道德精神的結合品，日本向來是聖君賢相的領導政治多於人民代表的政黨政治。日本當時有兩大政黨，一個是政友會，一個是民政黨，它們代表資本家的色彩比較重。如我們上面所說，資本家這種報復的生活引起了全社會的厭惡，因此政黨在日本也不是很受重視，所以後來兩大政黨之一的政友會就做了日本軍閥的工具。和侵略中國大有關係的田中義一，以大將軍人的身份參政，成為政友會的總裁，之後在日本組閣，這就違反了政治和軍人要有區隔這麼一個傳統的政治道德。日本的政黨就徘徊在軍閥和財閥之間，甚至到了後來，政黨還被少壯軍人一腳踢在旁邊，完全不受重視。這是日本的情況。
年輕人左傾，少壯軍人屢生事
在十月革命爆發之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學說也流傳到了日本，這樣的學說對學術界、知識界和青年是很有影響的。年輕人天生就容易偏向左傾，因此日本之前的那種單純的國家觀念就受到了挑戰。
日本舉國皆兵，全國所有的青壯年都要當兵。除了特別狀況被免除兵役之外，其他全都要當兵，其中大部分兵源來自於農村。這樣一些農村來的孩子們面對著社會的種種矛盾，他們看到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換得的國家光榮，卻被另外一小部分人所享受所濫用，因此深感痛惡。因為工商業發展的原因，財富都集中在都市，人口也都向東京這樣的大都市集中，因此農村越來越貧困、越來越破敗。出身於農家的這些年輕的士兵，心下不平就很容易聽取少壯派軍人指揮，這也是為什麼之後日本少壯派軍人屢屢生事的一個原因。
日本的元老政治
另外一方面，日本在政治上雖然同英國一樣是君主立憲政治，但皇室平時不問政治。日本的天皇是半神半人的存在，他平日不問政治並不是因為有憲法的限制，而是由於他是半神，他是一個超人。因此一旦有國家大事還是要取決於天皇的御前會議。一直到之後的少壯派軍人發動政變為止，日本一直是元老政治。什麼是元老呢？元老就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一脈相承的重臣。他們退休了但是身負重望，為一般的日本百姓所知曉、所尊敬，也為明治天皇所信任。這些元老平時住在和政治中心有一定距離的鄉村裡，生活很閒散，但是他們心裡面每天都在盤算著國家大事，身邊還有各種問題的專家。他們對國際以及本國過去未來的事情總是密切地注意，其門生、下屬也佈滿天下，但出於道德的原因他們又不用這些來作為個人的利害而是要為國家服務。為國家服務的元老們要做到“寧靜致遠”，還要保持“淡泊明志”。國家著意培養這樣的元老在緊要的時候會徵求他們對一些大問題的智慧和公正的意見。
我在這裡介紹一下日本的元老政治，因為這是理解日本近代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日本元老政治的第一個階段是由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這些明治維新元勳為首相的第一代元老直接執政的時期。主要是伊藤和山縣這兩個人輪流出任內閣的首相，伊藤博文四次組閣，山縣有朋兩次組閣，並且歷任多屆內閣的陸相，後來長期把持樞密院議長職位，這兩個人是第一代元老的代表人物，歷史上一般把這階段稱作“伊山時期”。
第二個階段以第一代元老伊藤博文第四次內閣結束為標誌，以1901年6月第一次桂內閣成立為起點，開始了第二代元老桂太郎和西園寺輪流執政的時期。日本史學界將明治末期桂太郎和西園寺輪流執政的這段歷史稱作“桂園時期”，這是元老政治的鼎盛時期。
第三階段自1924年7月元老松方正義去世，到只剩下最後一位元老西園寺開始，一直到1937年西園寺辭職之後推薦後繼首相的責任終止。這個時候西園寺獨當重任，並與其他的重臣一起決定重要國務和推薦後繼首相的人選，這是元老政治的最後時期。
日本極右主義萌生
這樣的家長制度——重臣制度維持了日本政治的安定和明治維新的完成，使得國家有充裕的時間提高社會各方面的水準，這在日本是很成功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秩序就開始轉變了，日本也是一樣，原來的政治中心開始動搖了，但是新的重心還沒有誕生。日本的海軍和陸軍是建國的柱石，依靠他們日本揚威耀武於全世界，日本的海陸軍出自於之前的兩個藩族系統，陸軍長期由“長州藩”所把持，海軍長期由“薩摩藩”把持。雖然各由一個系統包辦，但是他們卻不像我們中國過去的藩鎮割據，他們有著不可動搖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國家。日本的天皇是萬世一系，因此天皇和國家是不可分的。日本的軍人雖然不結黨營私但是他們有強烈的功名心，他們的功名心和他們的國家觀念密不可分。原有的忠君愛國的觀念，加上他們對政治現狀的不滿，和強烈的個人功名心，這三件事情在骨子裡就暗含有極右的國權主義，這就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因和主力。
日本法西斯擁戴傀儡領袖對外侵略
日本的國民性向來是以服從為最高的原則，尤其是軍人所受的軍事教育。因此法西斯運動雖然是以佐官階級的少壯軍人為中心，但是他們還是要去推戴地位較高的領袖來作為號召，用這些人作為傀儡來執行他們的政策和辦法。他們的政策最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辦法就是在國內發動政變，在國外實行侵略，用武力來製造他們所希望的一個理想世界。如果推出來做傀儡的領袖不滿意了，他們馬上就發動一場政變趕走他，另外擁戴一個領袖。因此日本法西斯有無數想要立功而釀成禍事的少壯派軍人，卻始終沒有一個唯一的堅強的領導人。他們和德國、意大利不同，沒有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是自上而下，日本是自下而上的。他們雖然有一些被擁戴、被利用一時的領袖，但這些領袖只是替他們來支持政局、替他們在國際上圓誑、替他們將既成的事實合法化、替他們將錯誤當作功勞。這些佐官階級的少壯軍人很難在短時期裡成為大將，有事業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而平凡的人不敢得罪他們，於是內閣、政治家接連被暗殺，誰也不敢過問。
部分日本有思想的人同情中國
在日本從有紀律的“建國熱”到這樣無拘束的“侵略狂”，首當其衝、首受其害的就是中國。自從華盛頓會議日本感覺自己丟了面子受了限制之後，他們就蓄意報復，他們的軍備物資遠遠不只是準備在一個戰場上作戰的。日本也有不少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有比較在世界大處著想而同情中國人的人。但到了他們自己立國生存的這個問題上，就不論朝野文武，沒有不想向外發展的，這個時候他們就不惜以中國作為他們成功的代價。
中國與日本的外交如果不是要拼個你死我活的話，那就需要想辦法在夾縫當中謀求兩全，其實兩國之間能見到這條路而為此努力的人不是很多，而且在這過程當中各種陰差陽錯的事實往往隨時隨地而生去打破他們的努力。比如說日本的一個著名的首相大隈重信是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人，而他所辦的早稻田大學也招收過不少的中國學生，但是中日之間造成致命傷的“廿一條要求”也是出自於大隈重信內閣。還有一個著名的日本人叫犬養毅，他是中國革命黨幾十年的老朋友，也是孫中山重要的贊助人，他對於1913年二次革命之後紛紛亡命逃到日本的這些革命黨人極力主張准許居留日本，但是承認偽滿洲國卻是在犬養毅擔任首相的內閣任內，距他被暴徒刺死之前不久。中國方面也是這樣，孫中山先生是最早得到日本同情的人，但是中國最大最劇烈的排日運動卻是出自於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一直是日本的眼中釘，日方和談的首要條件就是蔣介石要下野。
日本耍賴，長期佔據中國東北
本來日本在中國久已染指的是東北，理由就是這是他們國防、工業和移民的主要生命線。在大隈重信組閣的時候，日本駐英國的大使加藤高明要回國任外交大臣，向英國首相格雷辭行閒談的時候談到了日本和我國東三省關係的重要，加藤高明就提到說日本在東三省投資，培植了不少樹林。這話什麼意思呢？因為樹木的成長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加藤高明就是想告訴英國他們在東北是有比較長的打算，想在東北長期待下去，想要探一探英國的態度。其實中國的東北特別是旅順、大連是日本在日俄戰爭當中從沙俄手裡搶過去的，各國在中國的租借地大多數為期都是九十九年，但是俄國和中國在1898年簽訂的《旅大租地條約》裡面租期是25年。日俄戰爭之後旅大轉租給了日本，原有25年的租期不變，所以日本實際上只能接著租18年。這個時候18年快要到了，日本不想走。加藤高明的這句話是要問英國對此持什麼態度。格雷也壞，他說“日本不但植林，還澆過血”。沈女士在回憶錄裡說這真是一言喪邦啊，這句話啟發了日本從此積極侵略中國的遠因。格雷的意思是你們在東北流過血，所以這個地方你們佔住我們是沒有意見的。格雷是默認了他的這個特權，這個消息帶回東京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這個就是 “廿一條要求”的一個起因。
袁世凱稱帝，段祺瑞西原大借款
沈女士在她的這個文章裡面寫到，二十一條提出的時候正是袁世凱稱帝之前幾個月，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默認簽了這些喪權辱國的條件作為交換，從此除了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也招來了日本的勢力。之前我們做了一個長篇節目就是講二十一條，發現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雖然沈女士對整個中日關係有著洞徹，但是在一九四幾年的時候，她所掌握的材料較少，袁世凱的汙名化問題也還沒有被歷史學界解決，所以她看到的可能就是袁世凱喪權辱國。但是我們知道歷史學界的研究已經證明袁世凱其實也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來挽回這些東西，但是弱國無外交。沈女士說袁世凱稱帝不成而死，接下來是段祺瑞當政，這就是後來所說的 “安福系”。
她說段祺瑞勾結日本，借日本的大外債參加歐戰，而實則未出一兵，練兵僅為內戰而征伐南方。二十一條中一部分在袁世凱所保留者，段祺瑞又默許之，此是五四運動之由來。沈女士所說的這個也是當時的公開輿論所說。但是通過歷史學界的一些研究，我們發現她的說法也是有些問題的。她說的這個大借款叫西原大借款，就是1917年到1918年之間日本借給中國很多錢，經手人是曹汝霖，曹汝霖後來也寫了文章為自己辯白，他說中國借外債以來，從來沒有像西原借款條件這麼好的。第一，不打折，以前的借款第一要打折，比如說九二折，如果你要借1000萬實際到賬就只有920萬，而且利率在百分之七到八，但是西原借款第一不打折，借1000萬就給1000萬；第二，中間沒有任何回扣，就是經辦人沒有任何回扣，這些錢都是全款到賬。而且我看過一些材料（當然這是筆記材料沒有辦法證實），材料裡提到段祺瑞跟身邊人說：小日本這些錢借給我，我就從來沒想還過。所以日本人的西原借款到底是佔便宜還是吃虧，還得是一個細賬。一九五幾年沈女士寫回憶錄的時候當時很多材料也沒有公佈，而且站在國民黨的角度北洋是不好的，北洋是賣國的，就跟我們站在今天的角度說國民黨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除了賣國、欺壓百姓之外也沒幹什麼好事一樣，每一代的政治都是給前一代汙名化，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所以我們讀歷史的時候要有一定的辨別性，知道每一個人寫歷史的時候都是力求客觀，但是總難擺脫自己的主觀，所以，其實沒有真正客觀的歷史。
好，講完題外話我們回到沈女士的原文。她說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就處心積慮做準備，中國這個時候整個風氣也變化了，傾心於歐美而鄙視日本，但是卻並不自求振作。中國人傾向歐美，咎由日本自取。這是因為日本人對我們做了很多不公的事情。然而我們鄙視日本，影響了日本大多數人的心理，使得日本人發奮處處要做到中國人所崇拜的歐美無可奈何於他，而使中國人心服。這句話比較繞，意思是，日本人說，好，那你就傾向歐美吧，我就要做到讓你、讓歐美沒辦法，而且讓你心服。她說這一點中國人雖然做錯了，但是日本人這種做法卻錯得更厲害了。
中日關係愈演愈烈
在當時東亞的另外一個重要力量就是北海之熊——俄羅斯，俄羅斯當年是因為被俾斯麥誘騙，因為俾斯麥怕俄國全力向西影響到德國的利益，因此想了各種辦法勸誘俄國人向東發展。俄國向東發展因此有了日俄之戰，日俄之戰中，日本以地利人和的優勢僥倖獲勝，但是並沒有完。之後共產蘇聯繼續向東，成為日本人的肘腋之患。國民黨有一段時間實行聯俄容共的政策，這和日本是不相容的。這個時期的日本對中國欲縱又收，忽收忽縱。他知道中國的統一運動是不可阻擋的，也知道中國人倒向蘇聯對日本是不利的。因此中國（蔣政府）若在1927年的清黨之後，各派不相爭而相合的話，不但中國有復興起來的機會，並且對日本也有主動迴旋的餘地。但是，一方面中國不爭氣，北伐成功之後迅速陷入了各派的爭鬥，而日本肚量又很小做了很多事情使得中國想和它親近而親近不了，因此中日的關係越來越壞。中國本來可以利用日蘇之間的矛盾在中間遊刃有餘，而最後反而被日本和蘇聯所利用，自己的騰挪空間越來越小。
中日交往被法西斯軍人控制只能從惡
在濟南慘案之後，日本派出佐分利出使中國，談判解決的辦法。黃郛就認為佐分利這個人能見到遠處，知道中日之間必須相忍為治。意思是彼此都要有所忍耐，有所妥協。當時日本認為這個田中義一在濟南釀下了大鍋，使得中國政界高層對日本有所瞭解、對日本有友好取向的人不能在政界立足，因此就派出佐分利來中國，希望把形勢緩解一下。但畏於老百姓的民氣憤慨，黃郛處理完這件事情就辭職到莫干山裡躲起來了。但是日本也並不是舉國上下對此有統一的認識，因為當時日本的法西斯軍人已經開始行動了，所以之後中日的關係越來越壞。在東三省，陸軍釀成了滿洲事變；而在上海，日本僑民和海軍陸戰隊也造成了淞滬之戰。1931年到1932年在中國擔任駐華大使的重光葵在回憶錄裡說，當時他在上海的時候，其實也受到了中國的排日分子的欺凌，包括在路上要受到欺辱性的盤查等等，但是他都保持忍耐沒有釀成大問題。並且在淞滬開火之前數小時，上海當時的市長吳鐵城也已經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最後通牒，但是戰爭為什麼還要打起來，既然中日雙方都有人在忍耐，不想挑起戰爭，為什麼還會打起來？就是因為，日本的軍隊要鬧事，必須要把事情弄大了的這種野心太強大了，所以在重光葵解職回國之前曾經當面跟黃郛說，日本的軍備始終在為兩面作戰做準備，實力在十年以前之上。十年以前就是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他跟黃郛說這話是出自於友誼，並非外交官的話，是暗示中國不要低估日本的實力，日本這個時候有力量一方面可以侵略中國，一方面可以和前來干涉的西方的某一國作戰。
在淞滬停戰協議達成之後他在醫院裡面先等待簽字然後割去他的傷腿，為什麼會受傷？是因為在淞滬協定簽字之前，當時中方的高級將領叫陳銘樞派了一個韓國的刺客去扔炸彈，炸傷了重光葵，炸死日本上海派遣軍大將。重光葵受傷需要做截肢手術，但他考慮到他做了手術就要長時間的靜養，那樣就沒有辦法簽字了，那中間可能還會有變數。所以他說我先簽字，簽完字使得形勢就真正的了結了之後我再去治傷。這個也就是想說明中日雙方之間一直都有人想要使得雙方相忍為治，同時又有強大的力量一方面是要侵略中國，一方面是要積極地抗日，就是兩種力量之間來回的博弈。沈女士還說她聽人說起過重光葵有次在宴會上演講，他指著桌上的魚翅說日本出魚翅而不會烹調，經過中國廚子之手才能成為美味，他是通過外交辭令來表示中日之間是可以合作的，但是這個時候日本的外交官已經只有“從惡”與 “補苴（ju）”這兩種辦法了。“從惡”的意思就是說跟著軍人一起去侵略中國，而“補苴”的意思就是說在背後給軍人擦屁股，就只有這倆辦法，外交已經起不到主要作用，兩國之間的交往已經被軍人把控了。
1935年塘沽停戰之後，當時的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說: “日本人除了侵略中國之外，樣樣都好，事事可敬佩而可學”，這句話中國人未必聽得進，但是這個時候說這話也太遲了。沈女士說黃郛常常以英美和德奧的關係來去希望中日之間學習。什麼意思呢？就是英國和美國既有互相爭鬥的地方，也有互相尊重的地方，德國和奧地利也是一樣，但是中日之間卻沒有達成這樣的關係。他說：試想中日之間如能結善緣，互利而利人，那今天的亞洲將會呈現一種何等的面貌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由戰敗而復興，有了大轉變，中國也有了大轉變。今日之因，將為他年之果，殷鑑不遠，一切要看彼此及各自的努力了。
這是她1950年代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對中日兩國未來關係的一個期許，實際上怎麼樣呢？我們今天的人都可以拿著這段期許去做比較。好，關於沈女士對中日近300年的這種關係的梳理和反思，我們就講到這地方，謝謝大家的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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