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亦稱《前漢書》，班固撰，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主要記述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實。固，字孟堅，後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漢書》，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澤東終生研讀的一部大著作。
《後漢書》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唐朝李賢等注。范曄（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此書綜合當時流傳的七部後漢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記述了上起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實，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澤東喜讀《後漢書》，曾寫下批註：“《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
“《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
賈誼（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陽人，西漢文帝時有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他18歲時，就以能誦詩書屬文聞名於世。20多歲時，漢文帝召其為博士。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凡說到年輕才俊，便時常提及賈誼，譽其為秦漢專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他的秘書田家英，建議他：“如有時間，可一讀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鵩鳥》二賦不閱。賈誼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見於《史記》的二賦二文，班書略去其《過秦論》，存二賦一文。《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
◆賈誼
《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是賈誼為國家長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謀策。當時，從漢高祖到漢文帝，已歷近40年，政治比較穩定，經濟有很大發展，社會繁榮。但賈誼卻居安思危，從歌舞昇平中看到潛伏的種種危機。他不屑當朝權貴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做法，斥之為“非愚則諛”。他的《治安策》開宗明義，認為：“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流露出一個愛國者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切憂慮和關注。所謂“可為痛哭者一”，是指當時異性諸侯雖去，但同姓諸侯趨強，相繼發生了淮南王、濟北王之亂，如果聽任同姓諸侯坐大，則後患無窮。解決辦法就是“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諸侯領地，削弱諸侯權力。因為諸侯“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便於皇帝統治。所謂“可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為患，邊界長期不寧；皇帝在邊界問題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議加強對少數民族的威懾力，嚴懲裡通外族的官員。所謂“可為長嘆息者六”，是指世風日趨奢靡，人民貧困，潛伏著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氣未能徹底滌盪；對太子的教育和為君之道未予重視。他建議制定禮儀、綱紀、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緊密結合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的放矢，切中時弊，而且有理有據，文筆樸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摯，說理層層深入，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毛澤東認為《治安策》不愧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
賈誼的另一篇政論文《過秦論》也為毛澤東所欣賞。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歸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就是說：秦始皇打天下，可以憑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後，就應適應形勢變化，順應人民的意願，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沒有看到這一點，依然是嚴刑峻法，推行強權暴力，就難免喪失人心，導致滅亡。毛澤東對這句話十分贊同，他在一本《舊唐書•朱敬則傳》中的天頭上，原文照搬，批註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可見，毛澤東對賈誼卓越政治見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將政論性與文學性融為一爐，邏輯嚴謹，筆力雄健，氣勢奔放，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魯迅先生曾將《過秦論》和《治安策》等文章稱作“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深遠。”毛澤東與魯迅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過秦論》
後來，漢文帝任命賈誼為其幼子梁懷王劉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漢文帝十一年，劉揖入朝，不幸墜馬而死。賈誼自認為“為傅無狀”，不滿33歲就在憂鬱自責中離世。毛澤東一生極為推崇那些目光高遠、勇於革新開創、又有真才實學的年輕人。英才早逝，毛澤東十分惋惜，專門寫了兩首以賈誼為題的詩：
《七絕·賈誼》
賈生才調世無倫，
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墜馬尋常事，
何用哀傷付一生。
《七律·賈誼》
少年倜儻廊廟才，
壯志未酬事堪哀。
胸羅文章兵百萬，
膽照華國樹千臺。
雄英無計傾聖主，
高節終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長沙傅，
空白汨羅步塵埃。
專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傑寫下兩首悼亡詩，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絕無僅有的。
◆《歷史典故》賈誼忌鵩 莊周畏犧。
毛澤東讀史，還特別留意一些歷史傑出人物的人生經歷，從中發現人才成長的規律。比如在《漢書•衛青霍去病傳》中，他特別圈劃了衛青為“侯（平陽侯曹壽）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在《公孫弘傳》中，在弘“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畫上了圈。衛青是漢武帝時討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將軍；公孫弘是漢武帝時期的丞相，也頗有建樹。而他們卻都出身微賤，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豬。毛澤東對那些出身顯貴卻才能低下、貴為皇帝卻糊塗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對像衛青、公孫弘這類起自平民歷盡磨難的人才卻十分重視。他曾說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他深入觀察社會受到的深刻啟迪，也是他細心讀史的心聲。
趙充國“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
趙充國（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孫，隴西（今甘肅天水）人，《漢書》稱他“沉勇有大節”，是歷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三朝的著名將領和重臣。他在抗擊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勳顯赫，任後將軍，封營平侯。
◆趙充國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帶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漢。76歲的趙充國自告奮勇率兵平叛。經過實地調查和分析，趙充國決定採取擒賊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擊破兵力最強的先零羌，而對罕羌和開羌實行招撫分化的策略。漢宣帝把趙充國的計劃交付大臣們討論，開始大多數人表示反對，認為應先弱後強，先打罕羌和開羌，然後再與先零羌決戰。漢宣帝覺得眾議有理，便下詔切責趙充國，要他改變計劃。但趙充國認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誠的將領應根據前線實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於君命。他上書漢宣帝，一面謝罪一面痛陳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與罕羌、開羌本有仇怨，其結約是臨時的、不牢靠的。此時如果先打罕羌、開羌，先零羌必然施德於罕羌、開羌，堅其約而和其黨。如此一來，仗就難打了。反之，如果先擊破先零羌，罕羌、開羌見盟主已敗，就會不戰而降。趙充國上書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計劃的璽書送達。毛澤東讀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見他讀得仔細。以後的戰局果如趙充國所料，先零羌被擊敗，罕羌、開羌歸降。此時，羌人投降的已有萬餘，趙充國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創，必將一蹶不振。於是他上書漢宣帝，建議撤走騎兵，實行屯田，建議共有12條，稱“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張戍邊的士兵，平時墾荒種田，戰時出征，這樣既可克服運輸困難，解決軍糧問題，又能節省國家開支，以逸待勞，戰勝入侵之敵。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趙充國罷兵屯田的奏摺正要送出，便接到漢宣帝要他繼續進軍的詔令。兒子勸他按皇帝的旨意辦，不要固持己見冒風險。他不但不聽，還斥責兒子對皇帝不忠。結果奏摺送上去後，立即遭到漢宣帝拒絕。趙充國不計個人安危，繼續上奏，反覆申述意見。雙方信函交馳，經歷了好幾個回合。起初，公卿們贊同趙充國意見的不到三分之一，後來升到十分之五，最後竟達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對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說：“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漢宣帝這才接受了趙充國的意見。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趙充國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漢宣帝申述意見，不但有犯言直諫的勇氣，更講究方式方法，條分縷析，把理由講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終能夠接受。毛澤東對此十分欣賞。他在讀《趙充國傳》時，許多地方加了旁圈，天頭上畫著三個大圈的地方有19處之多。在丞相魏相說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12個字旁邊他都畫了圈。在12個字的天頭上，批註了“說服力強之效”6個大字。在“說服力強”4字旁邊還畫了三個大圈。
20世紀50年代後期，有一次毛澤東接見老朋友、歷史學家周谷城時，對周說：趙充國“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主張。他的主張在開始時，贊成的人不過十分之一二，反對的人達十之八九。但是後來，逐漸被人接受了，贊成的人達十之八九，反對的卻只十分之一二。”還說：真理要人接受，總要有一個過程，但要堅持。無論在過去歷史上，或現在。當時周谷城正參加關於邏輯學的大討論，其學術觀點受到批評，屬於少數派。毛澤東希望他積極參加百家爭鳴，學習趙充國的精神，既堅持真理，又善於說理，在爭鳴中完善邏輯學科。其實，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就經常遇到自己正確的主張不被接受、處於少數地位，經過頑強堅持和耐心說服，才統一了全黨認識，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情況。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實事求是，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國史籍《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書中評價劉德是“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古為今用，是毛澤東讀史堅持的一貫原則。他讀《漢書》十分注重從中發現、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識，應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比較突出的事例是他對“實事求是”一詞的發掘、改造、引申和運用。“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德好古，實事求是。”毛澤東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實事求是”這個概念。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1941年5月，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1941年12月底，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既是黨校的校訓，又是全黨的黨訓。經過延安整風，“實事求是”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決定性作用。
“可讀李固給黃瓊書”
《後漢書·李固傳》和《後漢書·黃瓊傳》也是毛澤東喜愛和反覆研讀的名篇。李固(公元94年～147年)，字子堅，漢中城固(今屬陝西)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黃瓊(公元86年～164年)，字世英，江夏郡安陸縣(今湖北安陸北)人。他們都是東漢名臣，以耿直方正、敢於以國事為重、忠言諫君著稱。他們不滿外戚專權、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拋卻個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瀝膽，直陳時弊，力圖改變東漢王朝日漸衰落的頹勢，挽狂瀾於既倒。毛澤東看重黃瓊和李固的人品，他不僅自己對《後漢書》中的《黃瓊傳》和《李固傳》反覆認真研讀，而且還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劉、周、鄧、彭一閱”，“送陳毅同志一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按毛澤東的要求，都認真閱讀了此書。許多高級幹部聞聽後，也紛紛找來《黃瓊傳》和《李固傳》閱讀。毛澤東向黨的高級幹部推薦此書的用意，很明顯是要求他的戰友們，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能夠及時發現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敢講真話、實話，引領黨的幹部隊伍樹立直言敢諫的好風氣。
◆李固
其實，毛澤東最為欣賞的，當屬《黃瓊傳》中李固寫給黃瓊的信。順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黃瓊被舉薦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卻猶豫起來，稱病不肯前往，經朝廷催促才繼續前行。在他到達京城洛陽近郊時，和其惺惺相惜的李固給他寫了一封信，即毛澤東所說的“李固給黃瓊書”。這封信從兩方面啟發開導黃瓊：批評了當時一般“名士”的孤傲、目中無人；規勸黃瓊以國事為重，發揮真才實學，做到名實相副，破除人們對“名士”的偏見。李固信中“‘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幾句話，尤為毛澤東所稱道。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曾讀了這幾句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又寫了同樣內容，並解釋說：“這後兩句，正是指我。”看來，毛澤東是藉此作自我剖析，信中反覆說到自己自信又不自信的問題，說到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等，使人從一個側面體會到毛澤東在發動起“文化大革命”後的心態。“這種心態是相當複雜、微妙的。有對‘文化大革命’最終會搞成什麼樣子的思慮，也有對自我的清醒認識，總之，‘人貴有自知之明’”。
1974年11月12日，江青寫信給毛澤東，提出：讓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毛澤東當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11月19日，江青又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澤東即回信答覆：“江青：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至囑。”這封信對“李固給黃瓊書”給予了極高評價：“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勸江青認真閱讀，就是“至囑”她謙虛謹慎，力戒孤傲，不要貪戀權力。
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中，毛澤東對大文豪魯迅的評價前無古人。他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恐怕這也是毛澤東讀《黃瓊傳》和《李固傳》的一條最深切的體會。
毛澤東讀《後漢書》，不僅對直言敢諫之士如李固、黃瓊等讚賞有加，對那些為國家和民族建立了豐功偉績的傑出人物也給予了極高評價。
◆班超投筆從戎。
班超(公元32年～102年)，字仲升，扶風郡平陵縣(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時期著名軍事家、外交家。班超胸懷大志，不修細節，但內心孝敬恭謹，審察事理。他先是隨竇固出擊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31年時間裡，平定了西域50多個國家，為西域迴歸、促進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貢獻。班超年少即有大志向。早年家中貧困，班超為官府抄寫書籍，賺取微薄的薪水以貼補家用。據《東觀漢記》載，有一天，他對抄書感到厭煩，便停止抄寫，投筆感嘆道：“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面對他人的嘲笑，班超又說：“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投筆從戎”的典故即出於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語源也源自班超。）1939年初，陝北公學教師、歷史學家何干之給毛澤東寫信，表達了他想研究民族史的願望。毛澤東認為很好，回信說：“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讚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於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採取不贊同的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範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班超為解除匈奴對東漢的威脅和侵擾而出使，為了國家的安全穩定，立功邊陲，顯然屬於“積極抵抗”。毛澤東對班超這位傑出愛國者作出了準確科學的評價。
“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陳寔（公元104年～187年），字仲弓，潁川許縣（今河南許昌）人，東漢後期名士。他出身寒微，但有志好學，坐立誦讀，後受業太學。陳寔當過縣吏一類的官。黨錮之禍發生時被牽連，不少人都逃掉，但陳寔非但不逃，還說：“吾不就獄，眾無所恃。”自請入獄。他為人豁達公正，居鄉里時，百姓中發生了爭執，都來求他判斷是非曲直，其結果雙方都心服口服。大家非常敬佩他，說：“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毛澤東很欣賞陳寔的道德人品，1965年他把《後漢書》裡的《陳寔傳》推薦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閱讀。
◆陳寔
最使毛澤東感興趣的是發生在陳寔身上的“樑上君子”的歷史故事。史載，有一年鬧饑荒，一天晚上，有個小偷到陳寔家行竊，趴在房樑上等待時機，被陳寔發現。但他並沒有大呼捉賊，而是起床穿戴整齊，把兒孫們喚醒，召集到一起，嚴肅地訓導說：“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樑上君子者是矣！”小偷聽到後，既膽戰心驚又分外感動，遂自己跳下來叩頭認罪。毛澤東在這段文字後批註：“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該傳還描述陳寔鼓勵這個小偷說：“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並贈給他兩匹絹。從此這個縣再沒有發生過盜竊的事。妥善處理好一件事，轉變了一個縣的社會風氣。這充分說明，人在一定條件下變壞，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變好，其中的關鍵是對人和事物要有正確的認識，要創造促使人和事物向好的方面轉化的條件。毛澤東的點睛之筆道出了唯物辯證法的普遍真理。
“人性善”還是“人性惡”是自古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但在哲學大師毛澤東看來，所謂人的“善”“惡”不是天生的，而是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據《資治通鑑》第140卷記載：南北朝時光州刺史崔挺上書魏孝文帝，勸他廢除一項一人有罪、禍及全家的政策。崔挺上書的內容很不錯，孝文帝也予以採納，匡正了自己的失誤。但崔挺上書中有一句話卻讓毛澤東很反感。這句話就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毛澤東在這句話旁，用紅鉛筆劃了一條粗重的著重線，在天頭上又用黑鉛筆寫下批註：“此古人一貫謬論。”在一本《古文辭類纂》的《韓退之與崔群書》中，韓愈說：“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毛澤東又反其意批註：“就勞動者言，自古賢者多，不肖者少。”毛澤東一貫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在他撰寫的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中，深刻指出：“對於革命來說，總是多一點人好。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根據這種唯物的、辯證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才對在東漢歷史上並非“顯宦”的陳寔引起重視，對他教育“樑上君子”的故事產生了濃厚興趣，寫下“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著名批註。
“不屈於帝王”的“氣節之士”
嚴光(公元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會稽餘姚(今浙江餘姚市)人，東漢著名隱士。嚴光少有高名，與東漢光武帝劉秀是同學，亦為好友。劉秀即位後，多次延聘嚴光，但他隱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後卒於家，享年80歲，劉秀備感哀傷，詔郡縣賜錢百萬、谷千斛安葬於富春山。范仲淹撰有《嚴先生祠堂記》，讚譽他“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光
嚴光的事蹟見於《後漢書·逸民列傳·嚴光》。史載，嚴光不僅與光武帝是同學、深得劉秀尊重，而且積極幫助其起兵。但劉秀登基後他卻不慕名利，歸隱著述，設館授徒。光武帝一再請他出山幫助治理國家，他就改名換姓隱居起來。光武帝於是命人畫嚴光像到處張貼，多方查找下落，終於把隱藏民間身披羊皮襖在水澤中垂釣的嚴光找到了。光武帝親自去拜訪，嚴光卻躺在床上不予理會。後來，光武帝又請嚴光到宮裡去敘舊，像過去老同學一樣相處多日。一次，兩人同塌而眠，睡熟了的嚴光竟把腳壓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即便光武帝對嚴光如此寬容禮遇，嚴光卻毫無所動，寧做江邊釣翁，不為皇帝寵臣。毛澤東對此傳讀得用心，思考深邃。1913年，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在《講堂錄》裡寫道：“嚴光，東漢氣節之士也。光武既立，徵之，不就。訪之，以安車迎至。帝坐匡床請出，光臥應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後世論光不出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師也。受業太學時，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辦天下之事，光即力講氣節，正風俗而傳教於後世。且光於專制之代，不屈於帝王，高尚不可及哉。”毛澤東在《講堂錄》裡論及嚴光與光武帝之事，顯然是把讀史與修身結合起來了。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講修身課，便時常談到“傳教”與“辦事”的理想人格。對此，毛澤東很感興趣。他在《講堂錄》裡便記有“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以及“辦事兼傳教之人”等句子。辦事和傳教，又和豪傑、聖賢這兩種理想人格聯繫在一起。《講堂錄》裡載：“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在毛澤東眼裡，能夠移風易俗，轉變世風的聖賢要遠高於只能辦事的豪傑。因而《講堂錄》裡又講：“帝王，一代之帝王；聖賢，百代之帝王。”
◆嚴光垂釣圖。
嚴光不屈於帝王的特立獨行，不愛權力和俗名的品質，東漢以降，一直為人所重，認為他是轉變世風的標誌性人物。的確，翻開中國歷史，東漢士人是最講究氣節的一個群體，他們剛正不阿、特立獨行、不避險惡、敢言直行，深受民眾讚譽。後人大多認為，東漢士人講氣節，肇始於嚴光。毛澤東是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特別看重精神層面的東西如理想、志氣、氣節等，追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真理，提倡“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如此看來，毛澤東格外尊重“力講氣節，正風俗而傳教於後世”的大隱士嚴光，認為其“於專制之代，不屈於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當然，青年毛澤東崇仰嚴光是有時代背景的，即：嚴光“於專制之代”不貪圖富貴和虛名，講氣節，正風俗。1949年3月，毛澤東的詩友、著名南社詩人柳亞子因覺得自己政治上不被重用，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句子，意即當時局大定之時，自己便要像嚴光一樣，回老家吳江縣的分湖隱居。4月，毛澤東即作《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回顧了兩人的交往和友誼，委婉地勸老朋友：“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說的是人民解放了，已不是嚴光所處的“專制之代”，就不要學嚴子陵了，應留在北京為新中國作些事情。柳亞子欣然接受毛澤東的意見，為詩壇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話。
◆毛澤東與柳亞子。
毛澤東讀史有個習慣，常常習慣把幾種、多種史籍放在身邊，對照著看，對比著讀。對比著讀後，毛澤東認為《後漢書》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毛澤東為何更看重《後漢書》呢？其主要原因在於：《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具有進步史觀。對有些雖身為高官顯貴卻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便不予立傳；而他寫的傳主不一定地位顯赫，卻是能夠糾正朝政缺失、注意民間疾苦、敢於同奸佞抗爭的賢臣和直臣。比較而言，《漢書》的作者班固在思想上表現出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宣揚君權神授說，更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讀史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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