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1947—2013）祖籍江蘇江寧，1966年畢業於上海曹楊中學，1968年上山下鄉赴安徽黃山茶林場工作，1978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師承歷史學家吳澤教授。1988年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任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系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教研室主任、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等。在中國近現代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海外中國學、中外比較史學等研究領域貢獻卓著，被公認為近年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重要學者之一，也是海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著有《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呂振羽學術思想評傳》《史之心旅：關於時代和史學的思考》《史華慈學譜》《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以歷史學為中心》等學術專著，發表各類學術論文和文章近百篇。

朱政惠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他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海外中國學等領域均有開拓性的貢獻，是最早系統而又全面地研究呂振羽史學的學者，《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是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代表作。先生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在我們眼前，他對學術事業永不知倦的求索精神，令人久久難忘。朱先生終身以學術為志業。即使在病榻之上，他和前來探望的師友說得最多的也總是，“現在手頭上的材料，研究到90歲都研究不完”，“再給我幾年時間，我還能寫幾本書”。

怎奈天不假年，2013年11月13日，朱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史學事業。是年歲末，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年度《逝去的背影》一欄中，他與侯仁之、李文海、裴汝誠、章伯鋒等老一輩學者排在一起。和這些享有高壽的前輩學者相比，朱先生可謂英年早逝。每念及此，不禁讓人扼腕嘆息。

惜時

朱先生1947年生於上海，家富藏書，人文氣息濃厚。1966年，正當他完成高中學業，準備考大學時，“文革”動亂席捲而來。1968年，他像許多老三屆知識青年一樣，輟學投身於“上山下鄉”的洪流之中——到安徽黃山茶林場當一名農場員工。當年他剛滿20歲。

黃山茶林場地處皖南山區腹地，峰巒起伏，山路險峻。在一片荒山僻嶺之中，知青們日事翻地、除草、植茶、剪枝、施肥、噴藥水等林場管理工作，以及伐木、稻田耕作、修水利、築路、蓋房等繁重勞動。環境雖然艱苦，但朱先生吃苦耐勞和樂觀向上的精神，卻給同伴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即被公推為連指導員。尤為可貴的是，黃山十年，無論工作多忙多累，他始終不失書生本色，工作之餘，總是勤學不輟。

對於這段“社會大學”的生活，朱先生後來曾在主編的《知青部落——黃山腳下的10000個上海人》（老照片集）中作過這樣的描述：茶林場知青中，有人“開始利用手上可能拿到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比如《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學習，也在學習中有一些獨立的思考，有的還寫下了心得筆記”，更有少數人“將古書偷偷帶在身邊，業餘時間，躲在宿舍閱讀”。

後來，每當朱先生憶及這段人生經歷時總是說：“十年茶林場，磨鍊了自己的意志、品格，以及抗擊困難的承受力，於工作、治學均獲益匪淺。”我想，這也許是他們這一代老學人面對困難、勇於奮進的一個縮影。

1978年，恢復高考的第二年，朱先生順利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此後10年，為了奪回因“文革”動亂而流失的寶貴時間，他夜以繼日，沉浸於知識海洋，一口氣完成了從本科到博士的學業。

畢業留校，朱先生雖已年屆“不惑”，但“猛志常在”，渾身透發出一股學術創新的銳氣。博士剛剛畢業，他就在《歷史研究》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有影響的專題論文，取得了不俗成就。

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終身以“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座右銘，這一點在朱先生的治學與生活實踐中也有充分體現。

朱先生年近花甲，仍抱著追回“損失時光”的信念，始終將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和教學外，幾乎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閱讀和寫作之中。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他為了收集學術資料，幾乎跑遍了美國的大學和中國學的研究機構，將各地與他研究主題有關的藏書網羅殆盡，甚至數次與危險擦肩而過。其間，他每天只帶著兩個麵包和一瓶水，早早地去往圖書館、檔案館，一坐就是一整天。長時間的工作，加之飲食失律、營養缺乏，口唇潰瘍時常發生。因每天揹負大量複製的學術資料，光書包帶就背斷了三根。

朱先生故後，海內外諸多知名學者憶及與其的交往點點滴滴，無不對其惜時如金的治學精神慨嘆不已。

結緣

朱先生對中國現代史學史的研究，可以說是從考察呂振羽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起步的。

1980年夏，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拓荒者呂振羽先生不幸離世。吳澤先生作為呂振羽的學生，希望能夠對呂振羽的史學業績作出全面深入的研究，以紀念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突出貢獻。而學習成績優異、為人處事寬厚穩重、深得師長信任的朱先生，成為合適人選。

選擇呂振羽史學作為論文選題，朱先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幾乎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相伴而生，但遺憾的是，迄至20世紀80年代，國內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這種狀況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當代中國史壇的主流地位，形成了鮮明反差。

經過細緻的學術史梳理後，朱先生髮現，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除了宏觀研究之外，還要進行典型的個案分析。成功的個案研究，具有“以小見大”的價值，是深化宏觀研究的有效路徑。因此，以呂振羽史學研究為題，便具有非同一般的學術意義。

其一，從時間上來看，呂振羽的學術生命自1930延續至20世紀80年代，前後近半個世紀，幾乎貫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其二，從研究範圍來看，呂振羽幾乎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所有重要領域的學術研究和問題討論，如中國原始社會史、古史分期、思想史、民族史、農民戰爭史、資本主義萌芽、民族關係、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等；其三，從學術網絡來看，呂振羽和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侯外廬等馬克思主義史家交往密切，或有學術爭鳴。

故而，研究呂振羽史學，梳理其學術發展的脈絡、生平交遊與思想變遷，有助於當前學界深刻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某種程度上說，呂振羽史學的發展軌跡，不僅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歷程，對於認識和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朱先生的碩博士論文，都以“呂振羽的史學研究”為題。這一選擇，既與他所學專業有關，又與學術發展的新需要結合。由此，朱先生的一生與呂振羽史學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並由對呂振羽史學的研究，拓展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

在中國共產黨誕辰70週年之際，朱先生髮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一文，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的成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文化建設方面給予的重大支持。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及其著述，對於宣傳動員人民群眾從事中國革命事業具有突出的貢獻。

1999年，朱先生參與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在回顧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80餘年發展歷程的同時，也展望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前景，對於促進當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心旅

呂振羽先生是我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是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把一切獻給黨、獻給祖國和人民。呂振羽去世後，夫人江明宣佈了其生前遺囑：“書和住房都是國家的，兩人中誰後離世，就把住宅和書還給國家。”

在捐贈的25000餘冊藏書中，有不少元明清代的刻本、鈔本、稿本和金石拓片，大都為價值不菲的珍善本。

顯然，若要研究這位具有偉大精神和品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拓者，既不能被其身上的光芒所遮蔽，又要深入抓住其史學思想的精髓，成為該課題成功的關鍵。

古語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研究學人與學術，由於時空的轉換，欲達“同情之瞭解”的境界，必先全面考察研究對象的生平、經歷、立場、思想以及該時的時代風雲、社會背景。

朱先生髮現，研究呂振羽史學，首先必須認識到：呂振羽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直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為革命而著書立說，從未脫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而空談高論。換言之，呂振羽治史的根本特點，在於其學問、文章始終關聯著社會現實。

朱先生談呂振羽的治史特點，實際是在深入闡發史家、史學與時代的關係在呂振羽史學中的集中體現。史學與時代之關係，從本質上說是社會思想與社會存在關係的一種表現。史學是時代的產物，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可以完全脫離他所處的時代。

朱先生的呂振羽史學研究，始終緊扣著這一主題。他通過分析呂振羽不同時期的學術論著，指出其中對於歷史問題的研究無不著意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實際，體現出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時代脈搏與時代精神，其史學研究始終堅持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融科學性和黨性為一體。

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期間，呂振羽寫出《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其出發點在於批判託派和新生命派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研究的謬誤，從而展示馬克思主義史觀對中國歷史的系統認識。《簡明中國通史》則介紹和宣傳了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光輝業績和人民反抗黑暗的英勇鬥爭，喚起國民的民族感情，鼓舞他們獻身於民族獨立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事業。1947年出版的《中國民族簡史》則尖銳地批評了“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傾向，提出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民族理論思考。

一言以蔽之，朱先生抓住了呂振羽在史學研究中體現時代精神的思想特質，充分闡明瞭呂振羽史學成果發揮重要現實作用之根本原因。

朱先生對呂振羽史學研究而引起對史家、史學與時代關係的思考，也深刻影響他本人對史學研究的認識。朱先生在《史之心旅：關於時代與史學的思考》前言中寫道：“傑出的歷史著作屬於那種對於過往歷史的忠實總結和對現實社會主流趨勢出色指導的完美結合的產物。歷史一再證明，體現時代精神、反映社會大趨勢需要的史學佳作，往往有非同尋常的時代震撼力和歷史穿透力。

掘井

朱先生在課堂上，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學生：做學問要有自己的陣地，論文選題時應考慮是否有伸展餘地，寫論文就好比打一口井，要有深度。將論文寫作比作打一口“深井”，這既是對學生的要求和期許，也是夫子自道。

吳澤先生在《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一書的“序言”中指出朱先生研究呂振羽史學多年，“鍥而不捨，花了很大氣力”，“反覆找史料、學理論，力求開掘得深一些，打出一口好井。”導師所言絕非虛譽，作為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掘井”之作，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首先，竭澤而漁式的史料蒐集。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史可言。能夠出色完成這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掘井”之作，朱先生在史料的蒐集上下足了功夫。他常說：“史料永遠是基礎，歷史研究是要靠史料說話的，絕對馬虎不得。”為此，朱先生遍訪國內數十個城市的文獻資料貯藏機構，蒐羅呂先生著述，收全前後多個版本，發現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史料。為了釐清呂振羽的家世，他專程探訪呂振羽的故鄉——湖南邵陽，實地考察了呂氏兄弟所建的“呂氏留念亭碑”，獲取了呂振羽的祖輩身世和家族情況的一手文獻。為了更多地掌握呂振羽的學術信息，他曾多次訪問呂振羽的家人與生前的戰友，記錄了難能可貴的口述資料。此外，朱先生還將收集史料的範圍投射至海外，充分掌握了海外關於呂振羽研究的多種資料。

其二，實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朱先生對呂振羽史學研究及其評價，並不主觀拔高，始終堅持“言必有徵，論無虛發”。有研究者依據1955年三聯書店修訂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提出呂振羽是最早提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學者。朱先生查核1937年黎明書局的初版後，認為呂振羽在初版中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尚不清晰，並未明確提出這一觀點，直到三聯書店修訂版中才突出“自由商人等已開始以其資本直接投向生產”這一論斷。朱先生認為，前人研究的疏忽在於對史料的鑑別不夠嚴謹和精確，以經過修改充實的觀點說明呂振羽20世紀30年代的學術見解，用後見之明去代替以前尚未思考成熟的歷史觀點，顯然有悖於歷史的真實面目。朱先生研究呂振羽的史學思想，著力於史實的重建，既不把後來版本的思想強加於前者，也不把舊版本的思想代替後者，而是通過前後版本的修訂變化，探索呂振羽學術思想流變的軌跡，呈現其學術思想變化的動態過程。

其三，宏闊的學術視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世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世紀30年代，呂振羽的多種著作就被翻譯成俄、日等國文字，此後，其論著和觀點也得到了德國漢學家的仔細研讀與分析，對於歐美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成果和研究視角，在朱先生的研究中亦反覆三致意焉。此外，他還將呂振羽的史學置於“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史學發展脈絡中討論，凸顯呂氏史學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史學中的地位。例如《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既是呂振羽的第一部史學著作，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原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朱先生討論其對中國原始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貢獻，採取了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反對脫離該論題的具體歷史語境，力主將其置於“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過程中去橫剖縱割。通過朱先生這種“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式的全面系統的分析，呂先生在中國史前社會史研究中的學術地位和意義便不言自明地得到凸顯。

總之，朱先生經過十年的努力，深挖呂振羽的史學研究，給人以一種“紮實”感，堪稱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中的“掘井之作”。誠如山東大學王學典教授所言，如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者能如朱先生一樣，窮年累月從事積銖累寸，鍥而不捨的開掘工作，那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工作無疑將進入一個新境界。

未竟的志業

朱先生雖過知天命之年，然其學術研究仍能得風氣之先。在他早年精心耕耘的中國現代史學史領域中，逐漸發展出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新方向，併成為該領域最重要的開拓者之一。

朱先生晚年，更以其超乎常人的學術熱情和毅力，歷經十餘年，完成了75萬字的《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以歷史學為中心》書稿。遺憾的是，書稿尚未出版，朱先生就棄世而去。

乍一看，朱先生似是轉移了戰場，但事實上，他從未停止探索呂振羽學術思想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步伐。1999年，朱先生出版了第二部呂振羽史學研究專著——《呂振羽學術思想評傳》。相較於前著，該書不僅在材料上有新的拓展，而且還吸納了中外學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最新成果，堪稱呂振羽史學研究的昇華之作。

鑑於朱先生在呂振羽史學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呂振羽全集》編委會委託他主編“史論”卷。朱先生欣然應允，精心蒐集材料，將呂先生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一系列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的思考完整地呈獻在讀者眼前。該書出版後，成為了解與研究呂先生史學思想的一手文獻集成。

朱先生在研究海外中國學的過程中，深信該課題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具有非凡的價值與意義：一是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提供了從域外反觀中國史學發展的獨特視角，能給予中國學界新的靈感和啟發。國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諸多探討，其中不乏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的批評與挑剔，借鑑和應對海外議論，正好促進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此即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學者的批評，有助於我們對國內研究狀況有更清醒的思考。二是通過介紹、研究海外中國學之機緣，加強中外史學的交叉比較研究，有利於國內學者尋找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新路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受外界影響甚大，對其考察不能只在國內史學的格局中進行，先前國內學界靜態的、平面的研究始終具有侷限性，必須放到國際史學的大背景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發展的路徑和趨向。這是朱先生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最新理論思考，惜其未能親身踐行其志業便遽歸道山。

1996年，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100個博士的少年情》一書，其中收有朱先生的《親愛的母校，你信麼？》，他在文末引用東漢著名歷史學家班固《漢書》中的“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作為自己最喜愛的人生格言，寄語年輕學子。這既是朱先生在困境或逆境中的自勵之言，也是他一生治學精神的真實寫照。

哲人已逝，風範猶存。承繼朱先生的治學精神，沿著他的學術足跡繼續前行，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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