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前半生》和《沈從文的後半生》(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2月出版)，共計50多萬字。用兩本書寫一個人，足見沈從文在張新穎心目中的位置。張新穎深情凝望沈從文的一生，並且重點放在他兩次確立自我的過程。
沈從文後半生轉向文物研究，被描述為一個文學天才的中途退場。文物研究界收穫了一位“業餘”的研究者，日後釋放出了渾厚的光。在《沈從文的後半生》中，張新穎闡述了沈從文的變化，以及支撐這種變化的內在，即重新確立的自我。張新穎對沈從文後半生的重新選擇抱著體貼和理解的態度，沈從文最終是一個時間勝利的故事。
沈從文繪選自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後半生》
在《沈從文的前半生》中，張新穎完整地理解了沈從文，找到了沈從文建立自我的來路。通過沈從文，張新穎也在確立他自己的文學觀，乃至對如何生活都有著清晰的認知。在材料的使用上，敘述所能到達的位置，與寫作者心中的期望位置不謀而合。沈從文是張新穎的擺渡船。與其說張新穎寫了一部“非典型”的沈從文傳，不如說通過沈從文，張新穎在講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學觀念、作家該有的樣子，以及與社會相處的一種方式。這種理想不是功利的，而是立於文學本身的決定，是站在更長遠的時間長河中的期望。
理解，一個多麼好的詞語，先要真的懂得，繼而理解評述對象所有的選擇。真正理解一個人，尤其理解身陷困境的人並不容易，那意味著將自己投入進去，最壞的結局是被對象吞噬。張新穎沒有跟著沈從文的腳印亦步亦趨，而是與他保持了適當的距離。這更像是一個知道了答案的證明題，張新穎需要識別和推斷出沈從文思想的來路。如果說沈從文後半生的困境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被動成分，那麼，在前半生中，沈從文卻是完全主動和積極的。張新穎抓住了沈從文生命中的這種主動性，照亮了這份主動，並賦予他更廣闊的生命和更久遠的價值認知。在張新穎的筆下，我讀到了四個沈從文：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勤奮的人，一個感恩的人，一個建立了清晰自我並知道自己侷限的人。
張新穎寫道，二十多歲的沈從文從外地返回湘西保靖，到統領官陳渠珍身邊謀事。地方軍中陋習頗多，沈從文無法融入這個環境，不想就此混下去了，決定去北京闖一闖。“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張新穎把沈從文的這段話摘抄了下來，就顯出很多意味。在去陳渠珍那裡做事前，沈從文兜兜轉轉了不少地方。掙脫命運的安排，將自己拋出去，把生命押上去，去追求一份未知的可能，不能不感嘆沈從文的勇敢。“賭一注”的說法更是別緻而生動。敢與命運賭一次，可見沈從文性格中的堅忍和血性。
這種勇氣從何而來？張新穎摘出了《從文自傳》中的文字。在陳渠珍身邊做事，沈從文讀舊畫、看古器、翻《四庫提要》，“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分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他對人類智慧的光輝產生了深切的興趣。對沈從文而言，這就是自我教育。他初到北京時，流連在琉璃廠和前門大街的古書店、古董店、古畫店、舊紙古墨文具店，所接受到的知識和積累的見識，在未來的確點亮了沈從文的後半生。我更願意理解為沈從文的價值趣味和審美意識得以薰陶與開啟。古舊是時間的禮物，漫長的歷史長河鍾情哪些東西呢？怎樣的文學和藝術才能獲得歷史時間的青睞？沈從文呼吸著這些古舊玩意的氣味，大抵早已點燃了自身觀念的引線。與時間有關，與淘洗有關，與一個物件的遺世而獨立有關。
沈從文是一個見過最艱難歲月的人。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能從湘西來闖北京，他內心的強大和渴求超乎想象，對生活的熱望驅使著他去賭一注。說到底，沈從文深切地熱愛著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朋友。現實情況是艱難的，迫在眉睫的謀生問題，無法正式求學的窘境，新文學運動的刺激，加上在北大旁聽的經歷，沈從文決定開始寫作。沈從文寫作的起點，可以說是一個倉促的決定。我們能發現他幾乎是空白的，得先從新式標點符號學起，繼而學習新文學的語言。然而，沈從文的勤奮正在改變這些。根據張新穎的統計，在1925年沈從文發表作品六十餘篇，從年齡來看，生於1902年的他，時年23歲；1926年，發表作品七十餘篇，24歲；1927年，發表作品四十餘篇，也就是25歲。這三年是沈從文的習作時期，發表一百七八十篇作品，平均每年五六十篇，每個月四五篇，還不算其餘沒發表的習作，可見他超乎常人的刻苦和努力。就像沈從文所言：青年學生相信天才，告訴他們沒有天才，只是忍耐。這句話多麼熟悉，就像當年福樓拜告誡莫泊桑的話：所謂才華，就是緩慢的耐心。今天回望沈從文的寫作來路，不需要強調他的傳奇、敏銳和天賦，卻要重新審視他的這份努力和忍耐。一定程度上，這比所謂的才華更加重要。沈從文持續不斷地練習，經受連續的失敗，進而不斷地提升自己，哪怕為此揹負“多產作家”的名號也在所不惜。沈從文過去所有的生活經驗全部被調動起來。文學觀念也日漸清晰。在他看來，好的文學作品應該“使其他人感到一種幽美的情緒，悲憫的情緒，以及幫助別人發現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種生活的味道”。文學觀不是在談論中形成的，而是在持續不斷寫作練習中獲得的。一個不過二十幾歲的青年人，從“硬寫”開始，從不懂到懂得，從習作到成熟作品，在持續不斷的練習中，留給後人一個如此勤奮的形象。
在張新穎的理解中，1931年和1932年對沈從文特別重要。1931年，父親在家鄉病逝，徐志摩意外去世，胡也頻被國民黨秘密殺害，還有其他朋友也遭遇不測。經歷了一連串的變故，張新穎認為沈從文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不再沉溺於惡劣的心緒而無法自拔，不再那麼自我感傷，不再那麼自憐，脫掉了青年時期的緊張而脆弱的浮表外皮，堅強沉實的本性越發清晰，人顯得開闊健朗起來。1932年，年僅30歲的沈從文完成了《從文自傳》。名曰自傳，實則是一份經過省察的成長記錄。正是因為年輕，沈從文尤為真誠，直面自己過往經驗的來路。更重要的是，這份自傳展示了沈從文的文學觀從模糊感知、漸漸清晰和最終建立的過程。張新穎認為，因為這份自傳，沈從文得以沿著自己生命的來路去追索，在這個過程中重新發現了自己區別於他人的地方，找到和確立了自我，這才是過去的經驗和歷程有意義的地方。不斷面對自己，省察自己，最終認識自己。三十而立，沈從文正式完成了這一步驟。
在遭遇精神困頓的時期，沈從文通過寫作整理自己、消化壓抑，也辨析何為好的文學，何為美的感受。結論是“一剎那間被美麗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如中毒，如受電，當之者必喑啞萎悴，動彈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為美，恰恰如此”。這種美又是什麼？沈從文這樣解釋，“一片銅、一塊石頭、一把線、一組聲音，其物雖小，可以見世界之大，並見世界之全”。這種美代表一種最高的德性。沈從文的精神圖像得以完成。張新穎從歷史材料中剪輯、捕捉，重新敘述，不僅使之煥發光芒，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後半生的沈從文何以從古文物研究中找到精神支撐，那不是一時的策略，而是素來已有的知念。那些瓶瓶罐罐和服飾，不就是一片銅、一塊石頭和一把線麼。
作為作家的沈從文是清醒的，作為朋友的沈從文是熱忱的。面對師友，他又是一個感恩的“鄉下人”。早年為營救朋友胡也頻奔波不停，寫文章為丁玲呼籲許久，成名之後對青年朋友也是關愛有加。對當年幫助他的師友，沈從文都銘記於心，常在文章中提及。得知徐志摩罹難，沈從文連夜乘車趕赴出事地濟南，去弔唁摯友。五十年後的1981年，沈從文還能歷歷在目地重述當年前往弔唁的不堪情形，足見一份深情埋在心底不曾變化。在他的心目中，“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讚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對遭受友人的誤解和指責，沈從文也隱忍於心，無意進行辯解。
這勇敢的、勤奮的、感恩的和在困頓中建立自我認知的沈從文，是張新穎的敘述給我的啟示。張新穎還特別提及，沈從文身上日漸清晰起來的自我和關於美的認知，不只關於文學，還關乎生活，也即關乎一個人的生命態度。張新穎寫沈從文的日常生活，特別是他在西南聯大的那段生活，懷著耐心，一筆一筆地寫日常，有窘迫，有艱難，又有希望。將日常生活、寫作、教書和家庭生活全部糅合在一起，在戰爭、流離等種種聚攏起來的獨特時空，張新穎的筆很穩，隱然間有一種希望在，又帶著一絲隱憂。通過這兩部書，可讀懂沈從文，也可讀懂張新穎，這大概是最理想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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