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河博士，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改革的推動者之一。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改革和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國家行政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國家社會主義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會長。1993年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是宏觀經濟分析、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體制改革。發表論文300多篇，著作10多部。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來，中國改革的道路越走越寬，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隨著改革開放步入深水區，各方利益與矛盾交織凸顯。如何將改革開放引向深入，推進中國繼續向發達的現代化強國邁進，需要攻堅克難，鍥而不捨、馳而不息。
中國經濟40年
持續高增長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蹟。從1978年到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385元提高到59660元。
從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看，自1978年以來，經過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從1473億美元增長到12.238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從1.8%提高到15.17%，從位居世界第十上升到第二。人均國民收入從200美元達到了8826.99美元，成功地由低收入國家邁向了中上等收入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16年高收入國家最低門檻值，已經是其72.2%，基本實現了初步富起來的目標。
從需求結構看，我國投資率在經歷了一個較長上升階段後出現了轉折性下降，而消費率開始從下降轉向趨勢性上升，貨物和淨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也是由低到高再轉向不斷降低。經濟發展正在由投資帶動、出口導向向內需導向、消費帶動轉變。從產業結構看，經濟發展逐漸實現了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製造業結構也正在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1978年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為27.7∶47.7∶24.6，到2017年，三次產業結構比重轉變為7.9∶40.5∶51.6。從城鎮化進程來看，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只有17.92%，2017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8.52%，市民化社會結構基本形成。
從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從1978年到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36396元，名義增長率為105倍，實際增長14.7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13432元，名義增長率為99.5倍，實際增長16.2倍。伴隨人均收入的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增強了，生活條件得到大大改善。比如，2017年全國居民平均每百戶耐用消費品擁有量，汽車29.7輛、移動電話240部、計算機58.7臺、彩色電視機122.2臺、空調96.1臺、電冰箱95.3臺、洗衣機91.7臺。同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改善相聯繫，中國在扶貧減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舉世矚目，僅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到2017年由7.7億人減少到3046萬人，減少了7.4億人，貧困發生率由97.5%下降到3.1%，這一期間世界貧困人口減少的60%份額來自中國。中國為世界消除貧困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目前，儘管中國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中產階層比例還不高，但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群體。這個群體既是社會穩定、創新的主體，又是投資、消費的主體，更是構建未來橄欖型社會的重要群體。
中國經濟高增長的
動力源泉
為什麼中國的經濟能保持連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呢？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很難用一種因素來解釋，它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諸多因素相結合才形成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源泉。
中國進行了
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分析，制度創新可以給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活力。尤其是從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能為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制度創新紅利。
中國的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改革的策略是採取漸進式，改革的主線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改革的目的是突破傳統體制的束縛，激發經濟活力，讓大多數社會成員從改革與發展中獲得好處。
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改革主要採取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方式，先易後難、先進行增量改革後帶動存量改革。這樣使改革容易推進，並能很快取得成效。例如，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放開城鄉商品和要素市場；支持鄉鎮企業發展；設立經濟特區，支持沿海地區優先開放和發展；對地方政府實行財稅包乾制，調動各級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以多種形式改革國有企業；城鎮住房實行商品化改革；建立新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上述一系列改革，打破了由傳統體制控制的超經濟均衡，使得生產要素配置由以政府為主轉為以市場為主，技術創新以政府為主導轉為以市場為主導，商品價格、消費由計劃決定也轉為由市場決定。
可以講，由體制改革引起的這些制度變遷，使得參與經濟發展的各種主體能更高效地組合生產要素和更好地使用資源，這給經濟加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動力。
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
實行了外向型的發展戰略
眾所周知，在改革初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嚴重的“雙缺口”矛盾，即國內儲蓄不足、投資嚴重短缺。面對“雙缺口”矛盾，中國選擇了對外開放的戰略。在財政、稅收、貸款、土地、進出口以及審批手續等方面，採取優惠政策積極引進外商、外資，同時政府還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各種類型的企業出口創匯。在外向型戰略帶動下，中國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由改革開放初期每年實際利用外資不到20億美元擴大到2017年的1310億美元，從1979年到201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共21031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18965.7億美元。外資的持續進入既緩解了投資短缺的矛盾，又為國內帶來了先進的製造技術，從而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
與此同時，受鼓勵引進和刺激出口政策的影響，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也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長。特別是加入WTO以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更是取得了飛速的發展。過去40年來，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41045億美元。進出口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由9.7%上升到33.6%，其中出口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由4.6%上升到18.5%。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到2017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由5096.5億美元增長到41045億美元，增長了7.05倍。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出口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不足10%，而到了2017年這種影響達到33.6%。
因此，可以講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外開放。如果沒有對外開放，沒有外資和技術的進入，中國的經濟就不會取得今天的輝煌成就。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表明，只有對國際市場開放，國內經濟發展才有高速增長的機會，一個自由貿易的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
採取新的工業化戰略
推進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改變了長期壓制消費、用高積累支持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採取了與傳統工業化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第一，尊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先讓生產消費品為主體的輕工業優先發展，再用輕工業帶動農業和重工業發展。這種發展戰略安排，遵循了經濟結構演變的漸進性，既降低了經濟發展對資本品的需求，明顯擴大了就業空間，同時又延長了產業鏈條，增強了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第二，改變了由國家集中發展工業化的方式，實行了分散式工業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工業化打破了國家壟斷之後，出現了幾股新生工業化力量，分別是
農村鄉鎮企業、城鎮非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這三股新生力量同國有企業在市場中展開了競爭，按照市場需求紛紛擴大市場供給，最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經濟發展的結果分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不是靠單一所有制取得的，而是所有制多元化帶來的。以製造業為例，1980年規模以上工業中，國有及控股企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75.97%，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外商企業和港澳企業佔比24.03%；到2016年國有及控股企業營業總收入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下降到20.6%，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外商企業和港澳企業佔比上升到79.4%。
政府採取積極干預政策
推動經濟增長
40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快速增長，還得益於政府積極干預的政策。分析中國經濟多年來的增長，實質上是市場和政府雙力推進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行了一系列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充分發揮了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
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因此放棄干預政策，而是以積極方式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比如當經濟出現波動時，政府利用經濟、法律以及行政手段進行調控；當亞洲金融危機出現時，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依靠發行國債增加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推動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等。當美國次貸危機引起世界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措施防止經濟大滑坡，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在對經濟的積極干預過程中，本意是為經濟快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財政、稅收、貸款、土地、審批、進出口和公共設施建設等方面支持經濟增長。
中國政府始終不放棄發展經濟的責任，在每個經濟發展階段都能排除各種壓力，作出實實在在的承諾，一心一意推進經濟發展，這恐怕是中國經濟持久快速增長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當然，不斷迅速增長的市場需求也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基本動力。從1978年到2017年，國內社會消費品市場需求規模由2232.9億元擴大到435453.2億元，名義增長194倍。旺盛的市場需求支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總之，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制度，從封閉型經濟轉向開放型經濟，從依賴國有經濟轉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重工業優先發展轉向發揮比較優勢，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從而獲得了一系列發展紅利。假如要對過去40年從發展模式上作一總結，中國是在政府引導下，採取了投資帶動、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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