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提倡“为国以礼”，竭力推崇以“礼”的原则和规范构建社会生活的秩序。《礼经》作为先秦六经之一，在数千年中华文化中举足轻重。在传统文化中，“礼”包含范围很广，“礼”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形式。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角色、位置办事，士农工商，尊卑分明，不可“僭越”，社会才能井然有序。“礼”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权利、义务，作为人们之间建立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准则，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制度规范。学习“礼”、践行“礼”是不同等级的个人在社会立足的基础。正是因为礼所具备的深刻的内涵及多重的功能，长期以来，礼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秩序维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质上，礼是维持统治阶级地位和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规范系统。礼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控制、维护，其基础在于封建王朝建构了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
封建王朝基于“礼”之下的社会秩序
在这种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中，礼发挥了充分的稳定作用，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责分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每一个等级都代表了相应的地位和层次，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重要的是身份。君臣相争，必是乱臣，父子相争，必是逆子，婆媳相争，必是糟妻。大家根据身份来决定是非对错，而非客观事实。
以礼治天下，而非以理治天下。地方长官自许父母官，皇帝皇后成为天下人之父母，即可通过以孝治天下，获得礼仪上的天然权威性，天下若有不听父母之言的人，必然要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遗臭万年。封建王朝以礼代理，实现了权力的天然巩固。这是维护统治权威的重要依据。社会的稳定运行要求这种等级结构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封建王朝不仅通过制度化的政治统治保障等级秩序，而且运用教化手段，使等级观念、身份认同观念内化于人心，使各阶层、等级各安其分，服从统治。
但就是这个以礼代理，导致封建王朝长期以来没有法制，破坏了法制精神的成长，最终导致整个民族陷入讲礼不讲理的怪圈，不信，你回去跟你爸讲个道理看看。
礼，作为一种文化管理的工具。一方面具有浓厚的主观性，由人来界定、阐释，和法律相比，道德礼仪的客观性显然要低得多。同时，道德礼仪作为民俗又有很强的地域性，需要入乡随俗。
传统文化里，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表面上看，伦常关系是礼仪风俗的展现。但实质上，礼是一种工具，有功能性的内涵。遇有纷争，或者平时处理各种事项均可依伦常而定。因为，礼隐含高下尊卑，而这表示主导地位的先后。传统农业社会，礼制伦常足以处理大部分的问题。
现代文明基于“理”之下的法制社会
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传统道德礼仪之外的关系——个人和不认识的第三者之间，如何交往互动。 因为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没有尊卑高下的礼制可以依恃。 “同乡会”变成了“律师协会”。大家开始讲法律，讲道理，不跟你讲虚礼了。
最近处理疫*苗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表面上是道德问题，底层之下其实是与文化传统相通的。
第一，传统历史形成的大一统思想、行政权独大、没有制衡机制、缺乏分层负责、缺少专业伦理支持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彼此支持、共存共荣的生态。
如果有制衡机制，就不会行政权独大。而且，制衡不只是水平之间的约制，同时是上下之间的节制；上下节制，就是分层负责。
第二，就主导社会运作的机制而言，传统文化偏重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强调主观价值，排斥客观价值；依恃道德礼仪，而排除客观中立的法律。人治，可以在各个小因子里发挥作用，解决问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向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往往就有强烈的道德色彩。既然没有法律这种工具，只好依恃道德这种工具。
法治，则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上下呼应。人治和传统的礼仪，刚好能被此配合；法治，则需要客观法理的支撑。经济活动里，买卖正符合这些特质，非血缘、非人情、彼此平等的人际交往。 经济活动，可以成为改变人际伦常的驱动力。容许经济活动的更大空间，就可以扩充“平等交往”的网络； 经济活动越丰富，就越有助于形成各种衍生而出的专业法理。加速培养社会本身的法制意识，以及对应的价值体系。提升全社会的国民素质和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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