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受命彻查贺龙冤案
1974年4月18日凌晨2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找华国锋谈话，要华国锋复查贺龙的案子。
1.贺龙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文革”爆发后，与贺龙一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罗瑞卿被打倒。随即，林彪把矛头又对准了贺龙，从1966年8月起散布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谣言。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诬蔑说: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12月，周恩来将贺龙夫妇保护在西花厅。但由于林彪下决心要打倒贺龙，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不得已决定将贺龙夫妇送走。
为保证贺龙的女全，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让他负责贺龙住地外面的保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周恩来所在支部书记杨德中负责贺龙的生活。贺龙夫妇住在卫戍区一师驻地西山象鼻子沟，外面有解放军一个连保卫。卫戍区一师派的沈医生对贺龙很好，经常帮他买药、买食品。
1967年9月 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为组长，叶群为副组长，负责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张秀川。专案由军队负责。当时，林彪是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自接插手专案，周恩来自然不能过问。这个专案组下设几个分组，审查对象共有23名。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有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贺龙、邓小平)，中央委员1名(许光达)，中央候补委员1名(甘泅淇，时已故也不放过)。贺龙专案组作为主专案，对各分案组负有联系指导责任。11月，康生、叶群主持讨论、批准《关于贺龙专案开展工作的设想》，叶群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多次要求专案组“要在九大以前定案”，对“案犯”“不能有任何同情、动摇、犹豫、怀疑”，“防比右倾”，“不要被同化”，要“全部把他们打倒，全部挖出来”。1968年，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案组成员，指示说:“要抓现实问题。”
随即，专案组将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贺龙夫妇只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1967年夏，专案组借水源困难，断水45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其他用水只能靠接雨水解决。此时的贺龙已71岁，因抬雨水时扭了腰，结果18天不能动弹。
这年国庆节，贺龙因病重住进卫戍区的医院，周恩来下令让薛明陪床，并派杨德中和一师师长到医院看望，尽量保护贺龙夫妇。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的地位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并在党章中写明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68年6月14日，贺龙改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监护，处境更加困难，身体也越来越差。1969年1月，专案组规定收缴贺龙自备的药品，从此连必要的药品都不能保证;同时，专案组强令他们搬离周恩来安排的住地。此时，贺龙的糖尿病急剧恶化，6月8日出现酸中毒现象，但却被注射葡萄糖，最终于6月9日死于北京301医院。事实上，如果没有上而的指示，医生是不敢注射葡萄糖的。为了掩盖罪责，贺龙住院，专案组不准薛明陪护。贺龙死亡的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开专案组会议，指示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专门有医生照顾，我们尽到了责任”。
同年11月，专案组将薛明从陆军转到空军，送到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军队干校，然后给她改名换姓，派一个班的人看守，强迫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向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报送《关于通敌分子、篡军夺权阴谋家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贺龙的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最后，专案组秉承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的意志，《审查报告》以专案组报告的形式出炉了。
2.毛泽东:“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派人去寻找薛明，几经周折，终于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山区找到。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1年10月薛明回到北京，周恩来立刻派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刘西尧看望她，并让他们一家人团聚，薛明这才见到失散了5年的孩子们。1972年薛明恢复了党籍、军籍。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专案组“二办”撤销。“二办”是专门负责军队干部专案的。1972年开始解放干部，在交通干校、政法干校、部队兵营被监护的人不少被解除监护，得以回家。解放中央管的部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管的干部都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为贺龙平反一事却迟迟没有进展，原因就在于“四人帮”的阻挠。薛明和叶群曾是中学同学，延安整风时，她揭发过叶群的历史问题。“文革”期间，叶群帮江青整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江青则帮叶群整薛明。打倒贺龙是江青同林彪、叶群勾结在一起干的，所以尽管林彪折戟沉沙，江青对贺龙夫妇却仍不放过。另外，贺龙专案组下设若干个分组，如果贺龙平反了，下设的分组所涉及的人也要平反。都平反了，中央文革“功劳”何在?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他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当时我对他讲，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要翻案，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才得以开始。于是，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处境困难，“四人帮”是不同意为贺龙平反的。另外，专案组当年整了一大堆材料，要平反就要复查。专案组给贺龙戴了无数顶帽子，编造了无数项罪名，要一一澄清、排除，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胆大心细，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不但不能为贺龙平反，还会给“四人帮”造成整周恩来、整国务院的口实。
周恩来在和华国锋谈话后，很快派总理办公室的小纪给华国锋送来了一包材料。
3.华国锋查清了贺龙的“问题”
贺龙是晋绥根据地的创始人、领导者，华国锋一向尊重贺龙。他认真仔细地审阅了送来的材料。
最关键的一份材料，是“文革”初期民主人士李仲公送交中央的两封信。时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策动反汉(武汉政府)反共被贺龙逮捕，送交当时的武汉政府。后武汉政府开始清共，他被保出。因此，他对贺龙怀恨在心，于1968年3月28日伪造了两封信陷害贺龙，说这两封信是贺龙1929年于武汉写给他的，署名贺云卿，并请他转给蒋介石。信中的内容，是贺龙表示想投靠蒋介石。
华国锋随后向周恩来汇报，表示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这时李已80多岁了，周恩来特别嘱咐华国锋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把他吓死了。周恩来还和华国锋一起研究信纸是否是几年前的。在研究了笔迹后，周恩来说，笔迹不是贺龙的;在研究了签名后，周恩来说，当时贺龙就不用这个名字。从1927年发动南昌起义时起，就与贺龙结下了深厚革命友情，且彼此相知互信的周恩来认为，这两封信很难站住脚。
在复查贺龙一案的过程中，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很关注。每开政治局会议见到华国锋，就询问进展情况，并告诉华国锋要注意哪些事情。
李仲公也承认，笔迹不是贺龙的，但说贺龙可以找别人写嘛。他不改口。后来，复查人员找到李仲公的弟弟，并把他接到北京。李的弟弟说:解放初期，李仲公在西南想得到地位高的职务，因贺龙反对没成，因而怀恨在心。“文革”爆发后，李仲公知道贺龙受到冲击，曾对弟弟说，现在我把信交出去，可以立功。李仲公的弟弟把情况说清楚了，这两封信不能成为贺龙的罪证。
与此同时，华国锋将公安部的施义之、杨贵等人找到中南海，拿出李仲公写的两封信，让公安部做技术鉴定，辨别真伪，拿出结论。大家商量后，决定先查信纸和墨汁的年代。3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信纸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与上世纪20年代造的纸完全不同;墨汁有化学成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华国锋立即将结论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十分高兴。
关于另外一项罪名，即当年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到湘鄂西一事，其实林彪早就知道:当时贺龙就把熊杀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此曾报告中央，报告是由夏曦、贺龙、关向应联合署名的，该报告就存在中央档案馆。可是，林彪要整贺龙蓄谋已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1968年9月有意扣压了这份材料，未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贺龙早年在湘西当镇守使时，和熊贡卿认识。1933年12月，熊派梁索佛(又名梁天闻)送信给贺龙，要到苏区求见。贺龙察觉了他的意图，遂报告给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认为可以让熊来。熊到了湘鄂西苏区见到贺龙，表示意图收编红军。贺龙当即将敌人的图谋报告给湘鄂西分局，经分局决定，贺龙最后处决了熊。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分局将此事上报中央。报告中写道:
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之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但贺龙专案组却将此材料有意扣压下来，不报中央。可以说，这个案子是林彪一手控制、一手制造出来的。另外，党内、军内也有人盲目跟风，胡乱揭发。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催促他们重新写材料，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在这两件主要事实都查清后，周恩来指示华国锋和纪登奎起草平反的报告和中央的通知。当时，纪登奎任中共第十届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分管组织、专案。中央的通知后经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修改。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9月14日，华国锋和纪登奎将修改后的中央通知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十分高兴，于15日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上报毛泽东。
4.贺龙冤案终被平反昭雪
1974年9月 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作为中央第25号文件下发。
《中央专案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两份文件，文字基本一样，只是《通知》比《报告》简略一些。《通知》指出: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子以同意，要进行审查。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党夺权”。“九一三”以后，中央自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子以平反，恢复名誉。贺龙同志已于1969年6月9日病故。贺龙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子以平反，恢复名誉。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以及“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中央的情况十分复杂。自到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被害的第七年，才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为贺龙公开恢复名誉。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仪式规模不可能太大。周恩来虽重病在身，仍到八宝山出席仪式，在贺龙遗像前鞠躬7次，并亲自致悼词。
华国锋也出席了贺龙追悼会，能为尊敬的老首长尽力，他感到十分欣慰。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后不久，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等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开始搜集材料，妄图将已经反的案子再翻过来。
真正为贺龙彻底平反，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有了条件。1978年秋冬，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要彻底查清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谋害贺龙的批示，由总政保卫部牵头，由干部部、组织部和总后、装甲兵等派人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始调查这冤案。经过一年多的工作，1980年3月24日作出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伙残酷迫害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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