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墨学的中衰根本原因是由于自身体系的内在缺陷。诚如郭沫若所说“墨学的瓦解是由于自己的瓦解”。
《哲学名词解释》曾这样描述：“墨翟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他主张‘天志’、‘明鬼’，相信鬼神，从而陷入了有神论和唯心主义；他的‘兼爱’思想，只不过是小生产者为了摆脱自己贫困地位的一种幻想；他所主张的‘非攻’，不加区别地反对进攻战争，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统一中国的兼并战争，是最大的‘不义’，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和当时进步历史潮流的错误观点……墨翟思想的这些局限性，是小生产者所具有的劳动者和小私有者这种两重性的阶级地位的反映。”
强光中在《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书说写道：“墨家学说虽然符合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它没有实质性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很多思想只能流于幻想之中。”
强光中认为，墨学作为一种平民文化的代表者，如果得到广大平民阶层的支持，从而形成影响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使中国主流文化被迫作出重大改变，那么，墨学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就有可能成为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改变的主要流派。
然而，中国的墨学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首先，中国的贵族文化、王权文化过于强大。墨学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发达的王权文化，“圣王”的形象被美化到了极致，所有的思想家不得不对历史上的“圣王”歌功颂德。孔子如此，老子如此，墨子亦不得不如此。
墨子立论，每言必论及尧舜，借古讽今。而历史中的“圣”与“王”都不是平民文化的代表者。所以说，墨子虽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却不能完全脱离“王公大人”的语境，墨子式的平民文化只能是不彻底的平民文化。
美化历史上的王权政治也体现出墨家寄希望于王权专制主义者自行改变其政治行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墨学不能真正获得广大平民支持的根本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墨学并没有十分具体的“办法”。墨子式的兼爱、非攻、尚同、天志、明鬼均属于空泛的议论而无实际的可行性。一种文化潮流只有通过制度文明的方式确定下来，只有上升为制度文明才有可能永久性存在下去。墨学在实现平民意志方面没有一种真正制度化的设计，其中大多只是一些来自平民阶层的主观愿景。
其次，墨学思想本身存在矛盾之处。墨子主张平等，从理论上说，就应该打破现有的不平等社会秩序，但他又缺乏革命的自觉性，不能给旧的社会秩序以致命性的打击。
易中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写道：“墨子认为只要天子兼爱，国君就会兼爱；国君兼爱，乡长就会兼爱；乡长兼爱，里长就会兼爱；里长兼爱，村民就会兼爱。结果是普天之下都兼爱。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万一天子不兼爱呢？”
“墨子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肯定兼爱？因为天子是最圣明的。天子如果不是最圣明的，怎么会选他？这当然也有道理。遗憾的是，就算天子是最圣明的，难道就永远不会犯错误？”
“这一点，墨子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规定上级必须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下级和群众也必须向上级反映情况。那么，意见反映上去，与上级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听上级的。村民与里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民与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民与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
“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这是什么呢？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是“君主独裁”。君主，拥有最高的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对争论的裁判权。这不是“君权至上”是什么？爱民的墨子，居然完全无视民权，这可真有意思。”
再次，墨学理论过于理想化。墨子主张损已以利人，控制人欲的泛滥，对其弟子的要求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几乎达到了一种宗教般的境界。即使是广大平民，实际生活中完全做到墨家学说的全部要求，也是很难的。而少数权贵更是不可能达到墨家要求的标准。
墨家自身的清贫也是弟子们不能够凝聚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上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对物质的需求，实在过于理想化。
众所周知，人是有私心的，存在着多重可选择性的。史料记载，“墨离为三”，由于各派取舍不同，各自认为自己一派才是“真墨”，相反却指责别的派别为“别墨”。作为一个原本有着严密组织的团体，一经分裂，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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