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9月15—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的主题，为化解人类各种危机，走出时代困境探寻新出路。本平台将陆续发布参会嘉宾的论文，以飨读者。
“第二轴心文明”的实践——马华杨忠礼先生的研究
谢政谕
谢政谕教授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作者简介：谢政谕先生，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中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优九联盟执行长。美国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
一、前言
1960年代“现代化”理论举世风行，学术上普遍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主因在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导引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而这精神因素，正是东方儒、释、道、神道文化所普遍欠缺的。这项巨大的比较研究，是有着当代的西方文化之子美称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二十世纪初所建构的，他所著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系列的“宗教伦理”作品申论不同国度资本主义发展良窳的不同文化伦理的对比性分析。哈佛大学的贝尔（D.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预言，在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中，将有一个依循西方文化发展的标准化公式：亦即“工业化、现代化、西方化”。换言之，在1970年代以前，开发中国家寻求现代化只有依循西方的发展路径。此即西方启蒙运动以降所开启的“工业化”“理性主义”“民主化”等所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优位性之一说，如同英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说的：
哦，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这一对永不相遇。
直到天地并立于上帝伟大的审判之位前。
他1899年发表的一首诗“美国与菲律宾群岛”，呈现出“白种人的负担”的骄傲。德国大儒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将中国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有”，将印度文化视为空虚失据的“无”，而将波斯文化视为苏醒知觉的“变”，进而达到希腊文化的“动”，做为世界历史的开始。马克思则将满清帝国比喻成一具经世封闭的“木乃伊”，不论外表如何精致华丽，一旦显露于世界文明的光天化日之下，便会分化破裂，随风而逝。这些话语是将东方视为落后的“他者”，而西方所呈现的是伟大与进步的“自我”，象征与意味着“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心态与论述。
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传统东亚国家之所以会走向被帝国主义欺凌的次殖民地之窘境，只因东亚文明的主轴儒家文化被认为是集合各种保守、落后、迷信、封建于一身。因此，唯有尽快抛弃此一文化，方可迈向现代化。中国大陆文革前后，儒家文化普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已走入“博物馆化”的文化。韩国学者黄秉泰亦悲观地说：“儒学这个潘朵拉的魔盒在现代化尚在进行时，必须被牢牢封住，只有在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性之后，才能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作为韦伯忠贞学生的雅斯培，尽管非常崇拜韦伯，他说，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对挣扎的意义有最充分与深刻认识的人”，但他们之间的情谊却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大陆翻成雅斯贝尔斯）曾对冈道夫说：“要成为一个韦伯学者（Weberian）是不可能的。”他更具体地表示：“做一个人思想上的追随者是非常悲惨的，因为在真理之内无师承可言。”因为对雅斯培而言，历经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迫害，希特勒时代为他提供了一个反省的机会，他体认到哲学的确会影响政治。雅斯培觉得韦伯的作品有如“分散的片段”（fragmentary），这和韦伯认为科学作品大多“不完美”（imperfect），“可被超越”（surpassed）的想法十分类似。雅斯培晚年时期在朋友提及他自己的作品时，他也觉得它们只是“片段”（fragmentary）。雅斯培深入研究韦伯学说与历经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迫害，让他严肃地思考与深刻地反省“文明战争”的起因与“文明对话与尊重”的历史与哲学的意义，而提出“轴心文明”超越西方优越的中心文明论一说。
本论文重点一方面陈述雅斯贝尔斯历史进程与“轴心文明”的意涵，再者进一步反思“第二轴心文明”的内涵与东亚发展经验，三者以马来西亚华人丹斯里杨忠礼的企业精神进一步印证“第二轴心文明”的超越性以及文明相互尊重与学习的必要性。
谢政谕教授
二、历史的进程与轴心文明的意涵
（一)雅斯培论历史的进程
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出版德文版《历史的起源与目的》，1953年英文版的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出书，提出“轴心文明”的论述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在中西文明对比与会通上具有指标性的巨著。他反省何以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启蒙运动发生的地区，也就是当今的西欧文明何以导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不断的？他认为中国、印度、犹太、希腊文明不约而同地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就进到了一个“轴心的时代”（Axial Age），他将历史文明发展分为四期：（1）史前时代——语言之产生，工具之发明以及火之点燃和应用。（2）古代文明时期——主要是文字的产生、运用与文明的累积。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古代的文明。（3）轴心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分别在犹太、希腊、埃及、中国、印度等地出现突破性的文明观念。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恰恰与《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韦伯有关世界宗教的“先知时代”、闻一多（1899—1946）《文学的历史动向》有关四大文明“同时猛抬头，迈开大步”等说法“不约而同”的出现，开启了人类的“第一轴心文明”。（4）科技文明时期——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开启了人类近代科学技术的时代。他认为中国、印度、犹太、希腊文明不约而同的在500年间都有一批先知突破古文明阶段，进到了一个“轴心的时代”（Axial Age），此依据“超越”（transcendent）的文明，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体认及其观念的突破，都跃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至今仍然成为这些国度人民生活价值与行动的核心。
一方面雅斯贝尔斯传承了欧洲历史与哲学的传统，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体认各个文明史上的哲学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他将哲学的功用分以下6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编年学的角度（historisch-chronologischer Aspekt）。
其二是实质性的角度（sachlicher Aspekt）。
其三是个人的角度（persönlicher Aspekt）。
其四是文化积淀的角度（genetischer Aspekt）。
其五是实用的角度（pragmatischer Aspekt）。
其六是动力学的角度（dynamischer Aspekt）。
从这些角度的分析，在哲学家的类属上雅斯培被称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笔者认为他实事求是地重视哲学内在理路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哲学思想的外在社会脉络与功用，因此他也是轴心文明是一文化积淀的结果，以及至今仍然具有实用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能够产生互补、互重的动力学原理等实质性功效之所在。诚如当代中国学者汤一介所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他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越。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汤教授的言论一向是笔者所关注的，犹记得1992年我们第一次在西安召开的道家与道教文明的会议中见面，当年我就曾经多所请益于他，他所提到的在21世纪新的“轴心时代”文明区，就是笔者在此所强调的“第二轴心文明”。
（二）西方启蒙运动的反思与“第二轴心文明”的提出
早在1970年代，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家史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有一段思考近代西方文明危机的话语，颇值得当前东亚在如何营造和平文化的未来作为参考坐标。在史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的实质是虚无主义的盛行。必须从西方古典的视野来全面批判审视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两者在他那里往往作同义词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a horizon beyond liberalism）。这项理论的反省清楚地呈现现代性与西方文明的危机。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尤其是东亚社会的价值观与实践经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针对自由主义产生的现代性提出挑战，证明“历史的终结”是一夸大的、过早的论断，东亚成功经验，提供了“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non-individualistic version of capitalist modernity）不同于自由主义下的东亚发展经验，说明了重视“家庭与工作伦理”与“效忠精神”等价值所形塑的“公民资质”是开启东亚现代化奇迹的最重要精神力量，这是勿庸置疑的。这意谓着“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历史框架松动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格局。西方学者中也不乏跳出西方中心论来看“现代性”问题者，诚如铁伦洋凯（E.A.Tiryakian）就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的轴心转移的时刻，现代性的“中心”正在发生变异，即它正从“北美”向“东亚”移转。东亚经济超过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一个共同点之一就是多发生在儒家文明普遍被尊重的地区，它的义理绝然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或者是基督教伦理地区的发展经验，也就是呼应出第二轴心文明也有着创造性的经济成果。
谢政谕教授
三、第二轴心文明与经济发展
（一)第二轴心文明的意涵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雅斯培轴心文明的讨论与文献太多，但重要的讨论会与论文集有三：
（1）B.I.Schwartz.等人所发起的第一次大型讨论，并于1975年由美国人文学会的机关刊物”Daedalus”发表。
（2）1986年S. N. Eisenstadt等人所发起的第二次大型讨论与出版。
（3）2001年J. P. Arnason, Eisenstadt, B. W. Florence等人所发起的第三次大型讨论，并于2005年出书。
上述三次的讨论都以Jaspers的论述为中心，邀请对不同文明有专精研究的学者分别从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及社会科学的领域，对轴心文明及其超越展开跨文明的论说与比较，认为科学主义、科学革命时期，其文明虽突破了宗教的束缚，科学主义虽带动后来的科技发展，发生了工业革命，以致推动西方现代化，但在雅斯培看起来科技文明仍为一间歇性的文明，非为人类文化世界的最高价值，未来人类文明的突破需要几个轴心文明的对话与再创造，以进入第二个轴心。也就是说不以启蒙运动为唯一的文明指标，第二轴心文明必须以第一轴心文明彼此间相互对话、吸收的精神彼此学习与包容。冯友兰的学生，在美国任教的赵复三教授指出：“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只能是殖民统治残余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世界多元化发展的进程。而不是单一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发展生产力，而且需要一个“发展的文化（A Culture of Development）”。应用在本文第二轴心的观念，也就是文明不应该独尊，依循文明动力的发展型态也不是单一类型的，彼此间应该是相互借鉴，无论是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都需要经过一个“新的发展式文化”的相互学习与尊重，并不断因时、因地而有所调整与创造。
（二）文明区的分野与经济发展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Perkins指出：文化因素、价值观和态度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成长其重要性超过其他单一变项，如政策、世界经济环境等。其中有关“个体主义”（Indivdualism）优先还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至上，一直是东、西思想史上的一大课题，两种学说以及因此而形成政治体制后衍生的主流价值经常交叠轮替（alternative）在人类文明史上。经济原理如此，政法思想也不例外。而回顾西方至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经济发展路线，基本上与西方宗教伦理及个人主义下的竞争模式有选择性、亲近性的关系。
世界经济因地理条件接近，或文化背景的相似，或者共同利害关系而逐渐形成区域化、集团化，无论在欧洲、美洲、亚洲还是非洲、大洋洲，都已分组成一圈圈的经济区域，在1980年代时，世界上己有十九个经济圈组织，囊括了113个国家和地区，如表一所示：
表一：一九八零年世界经济圈统计表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十九个经济圈组织的发展又有一些归并的动作。一般认为，从本世纪至下世纪中叶的五十年间，世界将遂渐形成三个强大经济圈，即以欧市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圈，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洲经济圈，以及以日本东亚国家或地区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圈。前两者是以基督新教为中心思想的区域，第三者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思想的区域。到21世纪的前十年，日本在亚太带头领导的经济圈已经让渡于中国大陆。其他文化圈影响下的经济发展，显然尚无法居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角地位。
（三)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性与第二轴心文明
日本京都学派如内藤湖南（1866—1934）、宫崎市定（1901—1995）等人研究都跳脱了西方价值论与西方发展模式命定论的影响，他们指出中、日自宋代以降与西洋的近代发展观念绝然不同，近代的东亚是一个独立于西方近代而发生的历史现象。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是两条独立的线。PaulA.Cohen于1984年提出“中国中心论”，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观察、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时，承继剑桥两位大师Pocock和Skinner的观点，采取历史途径（history approach）和整体途径（holistic approach）。此观念可运用于中日两国的近代发展模式，如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不能只从“民主”着手，而忽略中国传统诉求的“道德政治”（virtocracy），不能只套用一个便利的西方现代化模型来解释。顾及纵向的历史内在发展时，也不可忽略横向的地理环境，如此才可称之为整体途径。从政治到经济型态的发展，也就是要重视东亚地区背后的轴心文明——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近代日本发展历程中，有论者以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从“和魂汉才”转到“和魂洋才”。但力唱《论语与算盘》的明治维新大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则反复阐释，以论语为商业上的圣经，一边研究论语，一边从事工商。他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进而提出“士魂商才”——（儒魂商才）的奥义”。当日本以“脱亚入欧”所学习的西方霸道文化所带来的结果几乎导致日本国家灭亡、经济破产与人民死伤惨重。这一严重教训使得此后日本再次回归到东方和平与合作的王道文化上。当代日本沟口雄三教授就指出，日本在大战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外在原因虽有美国的技术援助，后起国家在新型设备投资上的有利地位，以及日元比值低等因素，但与此同时，日本型企业体制的特异性（终身雇用、论资排辈、灭私奉公）是其内部要素。在当今的日本，像三越、松阪屋、高岛屋、大丸等高级大百货商店，全都是由江户时代的衣服店发展而成的，很早就累代世袭地酿成了商业道德、信用、勤奋、节俭，或讲究营业效率、积蓄利润、进行再投资等职业意识和经营意识。而这些都激发了日本在20世纪经济发展快速不可忽略的文化动因。
Rozman认为儒家文明至少在以下几个领域发挥了四项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
第一，把重点放在教育的培植上，促进个人经由紧张的学习和思想的净化，寻求自身的提升。儒家的社会准则培养了一种竞争意识，甚至于可理解为前现代范围内树立了一种创业精神。第二，在家族企业方面，西方哲学强调个人主义取向，而儒家学说则提倡家庭主义在企业发展上的企图心。第三，儒家学说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形成一种个人人格至上的共同管理的新形式。第四，在儒家文明区，在东亚，其行政官员比在西方享有更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
Rozman又认为，海外华人可说是亚洲的犹太人，他们何以在商业上如此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伦理的教育上，新加坡位居第一占76%、马来西亚32%居次、泰国14%、越南3%、印尼2%、菲律宾1.5%。Rozman的百分比不知如何得到。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区在教育与生活的比例上，他们运用儒家伦理的观念成为生活价值的比例恐怕会更高。有趣的是，他画了一幅漫画，呈现新加坡在教室里告诉学生C是什么呢？首先是中国文化，其次是孔夫子，第三是法庭的案件，最后是慈悲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演讲中经常强调人民的行为须依循儒家的原则，因此他被描述为以此干涉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法庭案件。单纯从教育内涵与华人的伦理行为，在在处处都可以看出东南亚华人社会与西方文化所重视和产生的伦理行为是截然不同的。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逾70年，这当中东亚地区发展一者以喜、一者以忧。喜者先后有日本，以及东亚4小龙——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被誉为是继西方欧美基督文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类型之外，儒家文明或东亚文明也开展了第2类型的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究其因这当中泛儒家文明的勤劳、重视家庭伦理与企业伦理等观念绝然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如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中所申论之勤奋、富于耐心、律己严格等文化特质，是日本企业凌驾欧美的要素，值得美国警惕与借鉴。又如1979年H.Kahn亦认为“儒家后期文化”（post-confucian culture）对日本与四小龙的经济组织成员，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所至。这段时间“儒家伦理”的探讨一改韦伯《中国宗教》妨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成，成为学术上热衷的议题。
1983年金耀基教授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专文中对韦伯观点一再引证相对性的看法，金教授对东亚经济发展认为文化论与制度论都不可偏失。1985年，余英时教授在《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宏文中则从唐代以降的“新禅宗”“新道教”“新儒家”的兴起引证丰富史实，说明“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对中国商人精神的积极影响。这些论述，一者说明了儒家精神被误解的一面，再者，亦提供了儒家创造性转化的意涵，此“和合生财”的生机意理为“东亚锐势”提供了文化动力的养分。1970年代末，大陆随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思想界展开了三次演化：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1980）；2.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讨（1985—1988）。3.伴随而来的1980年代学界开始有“孔子”“老庄”等儒道思想的讨论，各地成立传统文化研究会、基金会、学术刊物，并有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应当从“主义”转向“问题”。儒学已成中国大陆“七五”计划中学术研究的一项鼓励课题。当代中国大陆，正处在世界性文化冲突的交会热点。“交织在这里的主要三大文化系统：一是中国和东方固有的传统文化；二是从早期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三是来自现代欧美和日本的西方文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只能在上述三种文化体系的互动之下进行，互相碰撞，又相互渗透，既改变对方，又改变自己”。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以中国式社会主义融合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基因，同样带来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成果，在30年左右的时间其经济总产值已超越欧盟与日本，跳升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吾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正向的文化基因作为动力，东亚地区劳资和谐才能开展长久的经济发展则为简单的道理。东亚结束20世纪上半叶战争蹂躏与国族动乱，各国进入和平的大环境与劳资合作的企业文化，加上东亚民族勤劳节俭的优质传统文化，因此创造了日本与东亚4小龙的经济荣景，随后中国大陆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宏观理念领导下，也开启了世纪以来未有的繁荣景象，究其实可归结到东亚的“和的文化”，也可谓是经济上“和气生财”，“以德服人”的王道文化。
虽然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社会有股脱亚入欧的思潮，但是当时日本社会对论语的研究风气仍然颇盛。论者指出，到了十八世纪，大阪地区经济发达，怀德堂（1724—1869）兴起。怀德堂原是大阪的一家私塾，后来在五位商人（所谓“五同志”）的资助之下，从私塾转化为公开性质的讲学场所。怀德堂学者解释孔子思想，就采取“义利合一”之立场。在怀德堂教育蒙童的《蒙养篇》中，就有“商人之利，士人之义也”之文具，很能反映十八世纪大阪成为日本经济重镇（所谓“天下的厨房”）之后，逐渐兴起的“新商人伦理”。日本经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上呈现国困民穷，但是却能够在很短时间之内成为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领头羊。当年日本首相吉田茂就说，日本近廿年来的建设复兴，世人誉为“经济奇迹”系基于明治以来许多人的努力的累积，与漫长的历史环境下所培养出来的日本人的素质，始有今天的杰出成就。全世界人意识到，日本人完全凭智慧、毅力、主动，加上立场为家的训练和团队的合作可以使一个千疮百孔的残破国家，短时间跃居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发达的国家。
年轻的涩泽一方面有自己对论语的体认，一方面也受到部分社会的影响，仍然对论语进行了研究与重视。
此资本主义的型态可以追溯到日本大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号青渊，日本明治时代的企业家，日本“株式会社”组织方式（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人）为例，日本学界肯定涩泽荣一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的儒者企业家形象，儒家伦理具“义利合一”的真精神，而株式会社则结合了西方的经营方式，东西方伦理在涩泽荣一身上得到印证。
余英时先生有次在日本研讨会做主题演讲时提到，清末以来中国商店“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论语》和“算盘”在中国经典与民间的话语中早就结合起来了。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说强调“仁义道德”和“生产谋利”必须互相支援，只有“以仁义道德、公正之理为本”的“商才”才能用他们的财富为全社会增加福利，不致于自私自利，最后陷溺在“腐败堕落”之中。所以16世纪初叶时民间已流行着一个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论者以为涩泽荣一和《论语》的关系，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大奇事。简言之，儒家伦理是19世纪日本大企业家涩泽荣一事业成功的重要文化基石与动力之一。
杨忠礼先生
四、丹斯里杨忠礼的企业实践
杨忠礼先生的父亲清廉先生（1902—1968）是金门湖美村东堡人，为追求理想，毅然决然在1920年离开金门，只身搭乘轮船取道厦门、新加坡，到人生地不熟的马来半岛投奔外祖母的堂兄，在雪兰莪州巴生坡落脚，成为落番到马来西亚打拼。他的堂兄作木材生意兼营建筑材料，清廉先生帮他处理记帐及书信往来的工作。父母在1924年结婚，育有六男三女。1929年杨忠礼诞生于巴生坡，成为第二代移民。
（一）青少年时代的杨忠礼
1.儒家的启蒙教育
虽然生活在异邦社会，但是杨家并没有忘记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五岁时杨忠礼的父亲将他送到巴西布南邦渔村表舅的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接下来才读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经书。杨家虽然家境清苦，但是秉持中国人的观念，尽可能地让小孩接受基本的启蒙教育。杨先生曾说，“父亲对中华文化特别眷恋，对优良的中华文化美德怀有解不开的情节。他认为华人必须先打好中华文化基础，才可学习第二种语言。于是我选择了吉隆坡中华中学”。这些儒家经典让杨忠礼先生一生做人做事秉持儒道精神，成为一代儒商。
2.刻苦勤俭的家风
杨先生初期在父亲的建材行工作，靠着一部简单的“囉喱车”，除了为客户运载货物外，也接受一些散客搭顺风车土产到市镇中换取米粮等物品，把人力与简单的生财工具运用到极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期的经验智慧与毅力使杨忠礼比同龄人更成熟，更有能耐。诚如论语记载，子贡问：“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后来杨忠礼的建筑承包制造也是从很低的E级做起，并得到万津公共工程局的信任，到1980年代他已经取得不受资金限制的A级执照。杨忠礼的长子杨肃斌说，爸爸妈妈常教育儿孙的三项庭训：一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二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三是“团结力量大”。
（二）杨忠礼的四伦关系
中国传统有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本文着重四伦的探讨，因为今日已不是君主专制的时代，杨忠礼先生也没有当公务员和做官的经历。当然，君臣关系可以解读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此一层次的关系笔者将在另一文章论及。
1.父子之道
杨忠礼的父亲杨清廉先生除了经营木板建材之外，还兼营建承包及囉哩运输业，他经营建利栈四十多年，直到他66岁逝世为止，没有离开瓜雪埠。杨忠礼回忆，“我的父亲怀着拓荒先行者的精神，只身先行到瓜雪埠开辟他理想中的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历经沧桑，终于为后人创下良好的业务根基”。在杨忠礼八十大寿音乐会上，他致词道：著名的百岁老人张岳军先生说，人生七十才开始，我说人生八十才开始，精彩的人生还在后头。我和我的夫人的精彩，在于我亲爱的孩子们，也在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我们愿意继续为孩子们的积极进取，稳步前行，创造更多的辉煌加油打气，也愿意和在座的所有朋友们一起分享杨忠礼机构集团更上一层楼的喜悦。这些话语将杨忠礼的乐观积极进取精神表露无遗，这个精神让杨忠礼的企业如同有无限的动力一般向全世界迈进，并一代一代传承。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李静编译的《亚洲家族企业的传承课题》（《译世界Translating the World》）载，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大型综合杨忠礼集团涉足豪华酒店物业、电信和自来水等行业。现任董事总经理杨肃斌的多名子女参与管理。今年23岁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杨恭俊如今主管杨忠礼集团的水泥业；他的哥哥、现年28岁的杨恭耀毕业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目前是杨忠礼通讯的副行政总裁；杨忠礼通讯是杨忠礼集团旗下主营4G电信业务的企业。家族四代人才辈出，代代传承，不仅守住了祖业根基，还开拓新的事业版图，且能够站在时代的浪头上谁与争锋。正由于这种代代相传的父子之道，杨忠礼机构才能随着世界新兴企业的脚步而不断壮大。
2.兄弟之情
杨忠礼的事业在发展初期是兄弟一起打拼的。“1963年六弟忠勇从澳洲毕业回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1964年我将杨清廉建筑有限公司交给忠勇。1968年父亲谢世，杨清廉建筑有限公司便由忠勇全权负责经营。1986年他为儿女教育而移居澳洲布里斯本，才结束杨清廉建筑有限公司的业务”。1978年杨忠礼的子女们陆续从英国学成归来，他们各各学有专精，有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估价学、会计学、工程学、法律学甚至孙子辈都有环境生态的专业人员，他们纷纷加入杨忠礼的团队，并分工执掌不同的部门，不断的壮大杨忠礼机构的事业规模。这两段话是杨忠礼的手足之情与信任之深的真实写照。
3.夫妇情深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他的求婚信上，称他的未婚妻是“我高贵的伴侣”。他在信上这样写：“从纯粹内在世界的角度来看，责任伦理的思想也能丰富人的感觉，但具有责任感的爱情由于生活过程的有机变化，‘在白头到老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某种变形。只有在双方的相互给予和相互满足中才能找到最纯真、最高级的东西”。这段至情、至爱的话语，很贴近杨忠礼与陈开蓉的爱情故事。在杨忠礼回忆录的首页他这样写着：
献给
伴我走过无数艰辛和欢乐岁月的至爱——我老伴陈开蓉。
是她帮助我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和促使我的事业走上成功的道路。
在商场打滚了半个世纪，我安心把棒子交给了他们。
只是我个人的平凡遭遇，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她为子女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身教言教，教导孩子们知书识礼，向善向上。孩子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老伴的管教和奉献是绝对分不开的。
2018年5月7号晚上，笔者有幸访问杨夫人。杨夫人侃侃而谈，从中我了解到杨夫人的处世名言是：公事处理要理智胜过感情，对朋友则要感情因素多放一些；一个妇女嫁狗跟着走，嫁鸡跟着飞，这些真情流露，不就是传统儒家伦理的夫唱妇随、伉俪情深的最佳写照吗！而杨忠礼董事长也把他一生的成就归功于贤内助在家庭与事业上的巨大帮助。
4.朋友关系
金门人刻苦出洋，回馈乡里，从早期的返乡盖学校发展教育，到近期的捐巨资兴学，这种故乡之情，虽已经过若干年代而仍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杨忠礼博士与好友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立法院长王金平，三人约好2010年8月1日一起参加金门大学的揭牌典礼，后来郭董临时不能出席，但是人不到礼到，就送了100万美元的礼金，这充分说明杨忠礼与朋友的交情以及朋友之间兑现承诺的决心。在杨忠礼先生的回忆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朋友的关怀与付出，也看到他走遍国内外，各地朋友对他的热情招待与陪伴，真正实践了《论语》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三）杨忠礼集团的企业精神
1.诚信为上的经营哲学
杨忠礼的企业经营哲学处处呈现诚信的效应。他说：“我感觉到作为一个正直的商人，除了诚、信之外，还得加一个忍字。守信用才可取信于人，与人交往，让人家不会对你存有戒心。尤其是生意人，更须坚守信用，如此则无往不利；能忍则使你虽处逆境而不丧失斗志，沉着应战，克服困难，必能渐入佳境。我都以诚信、忍作为座右铭。”《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除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企业经营哲理之外，杨忠礼又多了一个“忍”字，在异邦社会安身立命，常常要忍他人之所不能忍。1969年“五一三”事件造成华人与巫统冲突。“我的堂兄忠臣也在这次事件当中牺牲了，事件过后修改宪法把土著的特权规定为永久性”。“五一三”事件当晚八时，警方便开始颁布全国戒严令，任瓜雪县官委议员的杨忠礼及华社领袖跑遍了穷乡僻壤，向各族发动亲善工作，劝告各族人民和谐共处。
2.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
诚如孔夫子在论语第一篇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勇于学习，不断上进，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贯穿着杨忠礼先生的一生。这在他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例如：我参加西太平洋亚洲建筑会议的动机，是想藉此到外国考察他们的建筑技术，先进的机械器材等。日本1964年承办世界奥运会，看了日本同业的作业之后，多少激发了我心中豪气，暗自许愿，虽不敢说“此可取而代之”，却产生了迎头赶上的豪情。1974年暂时放下重担，一方面前往英国探视求学中的孩子，一方面我与内子续程前往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及比利时等欧洲先进国家游览观光，并顺道考察欧洲的建筑技术。为发展电力事业，也走遍欧美国家，对他们的机器质量，售后服务等向“西方取经”。正是这种“见贤思齐”的儒家精神，让杨忠礼的企业规模不断跃升。
1980年代马来西亚引进日本与韩国国际跨国公司，他们挟庞大资金及高超技术压境，来势锐不可挡。而杨忠礼先生的建设公司必须在技术与资金上与时俱进，才能够跟日本、韩国公司一竞高下。1980年至1985年间杨忠礼陆续标到了二十桩工程，包括马航三十八层大厦、合众银行大厦、麒麟大厦、回教基金会的柏金二十七层大楼、吧生中央医院及丁加奴州中央医院一揽子等工程”，所凭借的就是与时俱进不断成长的精神。
3.亲如兄弟的企业伙伴
余英时先生在研究明清商人的特性时发现，“伙计”精神对商贾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说，“明代沈孝思在《学海类编》中说，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休宁金声（1598—1645)的《与嵠令君书》也说：“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许许多多的历史例证说明明清商人一面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壮大实业，一方面又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试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比亲族更可信用的助手吗？所以山西以诚实不欺著名的“伙计”才会成为其他大贾“争欲得之”的对象。杨忠礼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叶天福、李水萍、陈学恒以及后来的符儒通等几个忠实的助理人的大力协助。他们办事忠心耿耿，能力极强，极其负责任。杨忠礼先生对他的伙计也如同对家人一般。笔者于2018年5月7号访问兴华中学副校长莫壮燕，据她回忆，杨董事长在兴建科技大楼的时候，只要他人在马来西亚，必定在周末早上一大早亲自到市场买好每一位学校干部爱吃的早餐，然后开车一个小时到学校与大家共进早餐。这种关爱同仁部属、以身作则的榜样得到他的“伙计”们由衷的敬佩，更激励了全体同仁的齐心协力。2018年5月7日晚上，兴华中学李平福董事长对笔者说，杨董事长夫妇做人做事讲究团队精神。杨夫人在旁边补充道，我个人能力绝对称不上才高八斗，我连二斗都没有，但是“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群”，强调通力合作的团队精神，这是杨董事长一生秉持的理念，我们大家都照着做。
4.宽容与尊重多元的社会
面对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的马来西亚，杨忠礼采取了全然的包容和尊重的态度。杨忠礼平日笃信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宗教，但是他的子女因为在英国求学，接触西方文化，因而笃信基督教。杨忠礼在临终前坦然接受子女的安排，以基督教的仪式仪规来处理后事，可见杨忠礼对多元文化与宗教的敬谨接受和包容。
（四）杨忠礼集团的企业性质
1.民生实业的企业取向
五十年代初期，瓜雪的县长是爱尔兰裔英人波利斯先生，履任后便大力推展瓜雪的公共设施及推行教育。简言之，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可以说是在英国殖民马来西亚结束的前夕，英国地方官意图有所作为，大力发展教育。杨忠礼以其擅长的建筑业，标下了偏远地区离岛的教育工程，他以规格化的经营节省成本，一举完成许多不可能的工程任务。他在1955年成立杨忠礼建筑公司行号，并从E级建筑执照进展到A级的大建设公司规模。初期从中小学校及宿舍、民众会堂、政府推事庭、诊疗所等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事实上应该翻译为民生工程才符）迈进，由于从本行业入手，做起来得心应手，使他在建筑业中小有名气。日后他不断朝更大的建筑工程努力，电力工程、英国最大的自来水公司、银行商业大楼、发电厂工程，并向海外英国、新加坡、柬埔寨、中国大陆等地开拓他的民生企业，在90年代以后进军大型的观光旅游事业。杨忠礼的企业发展基本上是从工程尤其是民生工程起步，高质量使得他的事业如同滚雪球般的拓展。
2.不以投机企业为尚
杨忠礼经常对他的儿女与朋友说，成功商人的后代若是过于被娇宠或娇生惯养和被溺爱，企业和后代都会被葬送。“成功不会从天而降，而是正直、勤奋、坚定不移、远见与为实现目标而努力，不懈的意志和毅力的奖赏”。作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商人，我毕生奉行“诚”“信”的价值观，我希望我的后代能世世相传。作为一个殷实的商人，杨忠礼说，“我们应尽量避免参与一些投机，或有损社会公众利益及对人类道德有害的商业项目。我也希望这种思想成为杨忠礼机构未来的发展目标”。这就是儒家学说的不取“不义之财”。
3.放眼国际的企业拓展
由于之前企业的信用与质量保证，使得杨忠礼机构在90年代不断跃升。九十年代开始一揽子作业十二间核子医院，总投资三十六亿零吉。杨忠礼开始提出建筑商上市集资的概念，开始集公众的资金做大生意，赚大钱利惠小股东。他首开纪录买下“香港锡”公众公司，之后易名为“杨忠礼机构”。公司上市改在马来西亚注册，1996年2月杨忠礼机构获准在东京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成为大马企业公司在亚洲股票市场上市的第一家。2002年5月，公司以六十七亿零吉的代价收购英国韦赛克斯水供有限公司……诸多华人企业集团参与马来西亚政府大型基建工程及房地产开发，云顶集团、杨忠礼集团等，都是马来西亚建筑业的著名华人集团。这些华人企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潜在合作对象。
马来西亚杨忠礼机构是一家颇具实力的上市公司，就以在中国大陆近年来的投资为例，该公司2015年6月26日宣布，已与中国国际电力达成联营协议，在中国江西省投资兴建发电厂，这项计划预计投资4亿美元。大陆媒体报导，2016年12月21日，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电国际”）再次发力印尼电力市场，以良好的业绩和品牌优势赢得用户青睐，与马来西亚杨忠礼集团（YTL）在吉隆坡成功签订印尼坦竣2×660兆瓦，超临界清洁煤电站项目百亿元总承包合同，实现2016年完美收官。YTL集团主席杨忠礼先生，董事、总经理杨肃宏先生，哈电国际董事长、党委书记郭宇，副总经理王世民等出席签字仪式。
（五)杨忠礼夫妇的社会关怀
1.回馈奉献乡里的热情
从年轻时起，杨忠礼就不断投入社会公益与服务人群的工作。六十年代开始参与服务华社的社会工作，担任了一些社团的理事和捐助华教，任瓜雪马华公会区会长及瓜雪马华青年团区团长，协助政府搞好社会福利工作，沟通官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任官委议员，任瓜雪少年罪犯调查庭院陪审员。这是服务乡梓的工作。另外在他企业相关的建筑行业里，丹斯里杨忠礼所做出的贡献，已获得有关业界的认可，他先后担任马来西亚主要建筑商公会（MBAM）终身名誉会长；亚洲及西太平洋承包商公会国际联合会（IFAWPCA）会长及国际承包商公会联合会（CICA）的世界承包商公会副会长等。另外被大家推举为雪兰莪金门会馆永久名义主席、兴华中学董事长、吉隆坡州立华文小学永久名誉董事长、金门大学终身名誉校长等等。对于父祖辈所在的金门，他不时带着子孙回去省亲，也重建了杨氏宗祠，为父亲建立杨清廉纪念馆，为金门中小学生出国演出访问出钱出力，也反馈金门大学前后超过一亿以上的资金。
2.关怀国内外文教发展的愿力
据笔者所知，杨忠礼家族对国内外大学的捐赠不胜枚举，不仅他夫妇无私奉献，也带动、鼓励他的子女、媳妇、女婿克绍箕裘持续奉献。由于杨忠礼董事长的无私奉献，中年时就受到社会、政府、国家来自国际上的无数的殊荣。1967年获颁赐PJK有功勋章。1968年获最高元首陛下颁赐PPN有功勋衔。1985年荣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陛下封赐PSM丹斯里勋衔。1988年荣获苏格兰的爱丁堡Heriot-Watt大学荣誉博士，首次颁发大马华人的最高荣誉学位。2002年沙巴马来西亚大学接受该大学颁发企业管理学博士文凭及沙巴马来西亚大学的荣誉副校长。1996年获雪州苏丹殿下七十岁大寿封赐SPMS拿多斯里勋衔。这是最高拿督勛衔。2007年12月日本天皇授予旭日中绶章（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Gold Rays and Neck Ribbon）。2014年获国立金门大学礼聘为终身名誉校长。2018年在杨忠礼百日追思会上，台湾教育部致赠水晶奖座、侨委会颁赠琉璃奖座，以感谢杨忠礼一生对故里的热爱与奉献。2018-10-18杨忠礼董事长遽然间离世，从18—22日举行追思期间，马来西亚首相、政商名流、各国使节等逾12,000人前来悼念。告别式当天国内外来宾友人超过3,000人前来送杨董事长最后一程。家属在告别式中捐出800给29个社会慈善文教团体。2018—1—9家属再捐出三千万给兴华中学设立兴华慈善发展基金，这一次捐款的巨额开创华人教育史上的佳话。
3.深厚的中华文化情怀
杨忠礼的一生可说是完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他是实践“我在哪里，中华文化就在那里”的知行合一的典范。兴华中学有位老师写了简单的诗句表达哀悼，她说：
大衣、月饼、红包；
慷慨、慈祥、磊落；
忠世、礼贤、忘我
杨董事长，丁酉年，在天国。
这四句诗句中蕴涵着杨董事长体恤同仁的悲悯胸怀，有他高尚人格风范的写照，更有他淑世洒脱的意境。杨董事长的精神永留人间，他在兴华中学70周年的校庆上的题字“兴我中华、任重道远”，既代表他的心志，更是我华夏子民的永恒使命。
杨忠礼先生
五、结语
20世纪初韦伯的基督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解释与促进产生了一定的贡献，当代“新儒家”为主轴的东亚特色之“工作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亦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容抹杀的。检视二十世纪的发展经验，“基督伦理”与“儒家伦理”实可相互丰富、相互证成，面临此两个开放式轴心文化如同社群主义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是一自我认同与相互尊重，到相互丰富化的过程，从杨忠礼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实践印证了基督教文化、东亚文化、伊斯兰文化相互充实的成功例子。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沈恩（Amartya Sen），其研究领域在于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他关怀亚太国家经济发展如何避免西方不良的覆辙，又能撷取西方自由经济理论之长，从而建构一超越GNP、强调效率与技术进步及财富累积的经济发展而忽略人类福祉的公平、正义与自由的学说。Sen提出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作为一种道德中的福利主义，一个人的成就，不只为个人自利，也为家族、乡里、社群（community），具福利的相合性（congruence）与对他人的尊重。他又说：互赖互惠（reciprocity）和功能的计算，不能只重内在经济利益评价，要跟道德评价的立场相对性和行为主体敏感性相结合。Sen的经济互惠说，清楚地指出经济发展竞争固然是要素之一，道德性的互惠合作也是经济互蒙其利不可少的要件。中、日、台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产业结构也好，自然资源也罢，或者是技术层面，都存在着互补、互惠的因素。
旅居纽约的中东学者扎伊尔德EdwardW.Said生前在《国家》（TheNation）杂志提到，Huntington文明冲突理论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文明并非一个静止不动与封闭的体系。文明跟文明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交流、分享与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Said称这是一种“无知”（ignorance）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扎伊尔德提到了一个重点，缺乏文明之间的认识，也就是无知的状态才是冲突的根源。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国度。在过去100年中有外来的殖民、也有帝国的侵略、也曾发生族群的严重冲突。因此能够认识、尊重各族群的生活与文化，才能够在这个土地上休养生息进而繁荣壮大。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戴小华说，散居在海外的华裔在其所在国一直面对激烈的竞争，尤其在政经文教状况出现危机与挑战的时刻，“华人不忘寻根溯源，从先贤的东方哲学、道德伦理中觅求智慧，活学活用，成为领航处事的指标”。儒商更应透过自己的经营理念，把中华文化优美的一面戴出来，让先贤留给我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创新世界的瑰宝，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价值。中华文化经历了逆风劣势，但终归“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所含优质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也要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也需要不断的淬炼前行。
表二：儒教和清教之间的差异：
儒教和清教代表了两种博大精深但相互排斥的理性主义。二者都追求基于某种最终信仰对人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二者都提倡庄重自制，把一切个人和人世的事物都变成审慎考虑的对象。儒家信徒的目标是谋取和维护“有文化的身份地位”，其手段是适应现实，接受教育和自我完善，举止文雅有理，享用而不是积聚财富，但对于清教徒来说，理性主义和积聚财富则有另一种意义。
做为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与文化的马来西亚正处在东西方的相遇的交会口，因此杨忠礼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特别值得研究。当代英国学者Clarke就指出东方启蒙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直接的、完全的将西方的思想影响照搬到东方的头上，也不能将东方学者关于亚洲殖民和后殖民社会觉醒的观点与西方的影响过度地联系起来，不过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文化互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东方的思想在西方科学、伦理、宗教、神秘主义和哲学领域等领域都激起有意义的反思，包括东西方思想、思想家观念和文本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必要。东西方的思想家们不能够一味的孤芳自赏，认为自己文化一尘不染，散发着紫檀木的香气。他另外一本书《西方之道：道家思想的西化》，就认为《道德经》是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来源之一，道家思想有助于西方社会摆脱基督教教义的束缚，克服身心二元论的文化传统，从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当代各种思潮流行及其对社会实践性的指引作用。这些鸿儒俊彦之论，也就成为我们在形朔“第二轴心文明”当中的重要理论指引与实践所具深刻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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