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走一片花瓣
国外保护论，纯粹是崇洋媚外
首先我要批判那些持有文物到国外才能得到妥善保护观点，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我们国家虽然在有些技术上，的确不如国外，但是我们的古物收藏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宋代以来，金石收藏更是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掌握了众多文物保护保存的手法，要不然那些保存数千年的书画、丝织品也不会保存至今。
国外有很多对中国文物修复失败的历史，而且是一些非常珍贵的文物，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这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物，就被大英博物馆的修复者切割成数块，附着在木板之上，实在令人痛心。
王圆箓还不至于被称为“敦煌罪人”
我想没有去过敦煌的朋友，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王圆箓一定是在余秋雨的《道士塔》里，这曾经是是一篇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的文章，余秋雨用特殊的视角，痛批了王圆箓，将他定位历史的罪人。
没有王圆箓，还会有李圆箓，张圆箓等等，敦煌的被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不仅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其他的诸如经济、政治、物资等等，都已经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除了我们所知道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跳跃外，还有就是这些自然历史、文化历史资源的遗失，现在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大英自然博物馆等等珍藏中国的模式标本中，都是在那一段时间，或被盗、或用贱价购买而去的。
除了敦煌石窟，我们熟悉的龙门石窟、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山西天龙山石窟等等众多的历史文化也都没有逃过侵略者的魔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十倍之多。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遗失海外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就高达1000多万件之多。敦煌被盗的文物，只是这1000多万件文物中的九牛一毛。
王圆箓发现了这批文物后，也曾向当时的政府报告过，但是不了了之。后来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到来的威逼利诱，再加上人性中的劣根性，使得王圆箓做出了我们后来的选择，如果将大环境造成的这样的遗憾全部加载在王圆箓一个人的身上，实在是太过沉重，也不是客观公正的。
爱玩的想公子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王道士是谁？他和敦煌有什么关系？这样才好评价他是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且看堂哥分析！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因为家里贫穷，很早就离开家乡云游四方。在光绪初年，进入肃州巡防营当兵勇。因为信奉道教，所以后来离开军营，便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大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此后他就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始他毁誉参半的后半生。
那到底他对敦煌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敦煌流失的文物，这些文物的流失直接或者间接和他有关系：一个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再者就是光绪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再者就是宣统二年(1910年)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在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
以上是根据公开资料记载，当时敦煌流失的文物，但现在大多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中，当今敦煌学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热门之一，这些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比较珍贵的佛家文化经典，流失海外确实比较可惜。
那么，为什么敦煌文物如此珍贵呢？敦煌文化的起源在哪里？
“敦煌”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史记·大宛列传》，据《汉书.地理态》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敦煌古称“三危”。据《都司志》记载：“三危为沙州望山，俗名羿雨山，在县城东南三十公里。三危耸峙，如危卵欲坠。故云。” 至今仍称三危山。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任用卫青、霍去病连年对西域用兵，敦煌地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
汉代，敦煌此乃“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所以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莫高窟源自于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其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受其启发，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隋朝建立后对莫高窟进行了发展，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唐朝，莫高窟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但是仅现存232窟，其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
在历经“安史之乱”后，敦煌被吐蕃占领；宋代，敦煌在西夏的管辖之下；到了元朝，敦煌才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所幸的是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得以保护并发展。
明朝，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但不包括敦煌地区，此后敦煌被吐鲁番占领，而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遭损，情况已不可考。
清康熙后期，虽收复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但对莫高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保护和发展。至王道士在光绪年间到此，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一片荒凉之地。
关于王道士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贱卖了很多敦煌文物，损失不可估量。根据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记载:"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算是对其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出自于一个文物贩子之口，难免会有人不信服。
而我国相关史料，如《西域考古图记》等记载，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所以说，王道士在敦煌文物流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可以说是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清以来的统治者不重视，是他们管理不力导致的恶果，所以国家强盛，文化自信要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朴易堂国学易学文化
王园箓确实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是没有质疑的余地的。
有答主说：
王道士确实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过并不是如余秋雨所说的出卖敦煌文书、文物，而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道士王园箓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这个说法唯一的文献凭证只有王园箓自己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和他的弟子给他立的《墓碑》里说的：
“鄂省羽流园禄（园禄就是指王道士），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暏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淹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园禄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屋，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为新。”
因为这两份材料都是出自王道士和他的弟子之手，自我粉饰的程度值得怀疑。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记载了当地人流传的说法：“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如果王道士是“设愿披沙开洞”，为什么要大半夜去凿破墙壁呢？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归功于王园箓的肯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把藏经洞的文献送的送，卖的卖，致使藏经洞里的文物四散到全世界，更是铁板钉钉，不可更移的罪事。
王园箓虽然只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退伍的老兵，但是看着藏经洞里那么多的古代的写卷、书画，怎么也能猜出它们的“价值”。所以王园箓发现藏经洞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藏经洞里挑了一批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书画、写卷送给了敦煌当地的长官，像是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很可能是王道士在肃州当兵时候的上司），并通过廷栋转送给甘肃蕃台潘某，这些事情既记载在谢稚柳《敦煌石室记》里，还被斯坦因记载在正式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里面，题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看。除了廷栋，敦煌县长汪宗翰、王宗海也收到了王道士送的敦煌文书。完全没有证据说明王道士给甘肃当地高管赠送敦煌文书是出于要保护藏经洞的虔诚目的，反而有借着珍贵文物巴结长官的嫌疑。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用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个银子）买下了29箱敦煌文物，而且是整个藏经洞中，从品相到内容都是最好的一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这个时候还能用斯坦因诈称是印度来的取经僧欺骗了王道士来为他卖文物开脱，那么一年后，1908年，伯希和用500两，再次从王道士手里换取了大量的珍贵文书，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俄国的奥登堡也买走了一批文书，同一年，斯坦因甚至第二次来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文书，这又该如何辩解呢？
其实当伯希和把敦煌文书带到北京，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10年，清学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拨款6000两银子来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文书。当然因为清末官吏腐败，真正到王道士手上的钱银只有三百两作为香火钱，来换取约8000张零散的敦煌卷子（现在全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大谷探险队、奥登堡以及斯坦因能第二次从王道士那里购买到敦煌文书，我们就可以想见，王道士因为嫌清政府的款额过低，而故意私藏了一批文书没有上交。
1925年，北京大学的陈万里跟随着考古队到敦煌去考察，本来想拜访一下王道士的，但是王道士避而不见，据说是因为他是受到当地百姓的谴责而得了精神病。题主可以参看陈万里的《西行日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的。
总而言之，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去的，但是他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将珍贵的敦煌文书贩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是确凿的事实。当然，在那个政府昏聩，国家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去指责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下层民众流散国宝这么大的罪名有些不太近人情，可以把一个造成既定恶果的人美化成一个“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的伟光正形象，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吧。
八砖学士
就像你说的，王圆箓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我觉得任何将他定性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是单单靠一件事来评判的，并且身处乱世，你拿现代人的眼光很难体会到王圆箓的难处
王圆箓是个罪人？从莫高窟的经卷丢失这件事来说，他失职了，并且低价出售给外国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是罪过，这是不能被原谅的，以史为鉴，我们对文物的保护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实际上我们想想王圆箓生活的年代，他作为一个道士，有些事情也是根本无力回天，国家危难之际，根本没有人会在意莫高窟文物的保护，也正是因为他变卖了一部分文物，有了钱，修缮了莫高窟，才得以文明延续，从这个角度说，保护莫高窟功劳最大就是他，如果没有他，可能莫高窟就毁于战乱，对于他来说，维护莫高窟的发展，维持自己的信仰，必当是首要任务，损失点经卷他很心痛，同时也很无奈
实际上想想，那个年代，王圆箓接受的教育本就不多，对于文物保护意识本来就淡泊，他或许会觉得出卖文物不好，但是形势所迫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文物留在国内，按照当时的保护意识，或许真的就不复存在了，到国外确实是受到了一定保护，但这个保护不是善意的，只不过是强盗因为利益造成的一种歪打正着，行为是非常可耻的
评价历史人物我觉得更加需要辩证思维，功过是非都要看得见，王圆箓有功有过，但功不抵过，你们怎么看？
云影徘徊旅行
和敦煌关系密切的道士王圆箓，对于他的功过评价其实历来就是两种态度，一种如余秋雨所说，认为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另有一种认为王圆箓是被余秋雨之流诬蔑的文化伟人。
王圆箓究竟是罪人还是伟人，这个不应该由余秋雨来定格，也不应该由任何一个人说了算。评价一个人的功过要看他是推动了历史进程还是阻碍了历史进程。人是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也不应该对一个人一概而论非黑即白。
看待王圆箓我倒觉得《论语》里孔子的话很适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考察一个人，看他交的朋友，看他做事的途径，看他做事时安的什么心，这个人的是非善恶是藏也藏不住的。王圆箓是个道士，据说是因为年乡连年遭灾而外出流浪谋生。流浪谋生的王圆箓第一该解决的生计问题，精神需求不是刚需，但王圆箓在衣食无周的时候发现了莫高窟，感叹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并因此留下来。
如果没有王圆箓，肯定还会有别人，但此后再过多少年才会发现莫高窟的秘密？王圆箓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如果像是流传的那样说洞窟中都有积沙，大量的清理工作是个非常艰难的工作，这个理由也比较合理。那么至少王圆箓靠着自己的力量先做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而他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个藏经洞等着他，这是无目的维护，本身来说对于莫高窟是有好处的。至于后来王圆箓后来是不是受了斯坦因的欺骗而把经卷古籍交给他一部分，是不是收了斯坦因的很多钱？这个除了后来人的猜测，还有当时斯坦因自己的记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里说到清政府搬运了更大量的经卷，并致使受损严重。所以王圆箓很后悔没有把典籍都高价卖给斯坦因。又说王圆箓把一部分经卷给斯坦因换到的钱用来修缮莫高窟。这里面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拿走莫高窟经卷的不只外国人斯坦因，还有当时的清政府。并且清政府并没有重视这批经卷，以至于经卷损毁。第二，王圆箓一来可能是被斯坦因自己说的对于唐玄奘的理解共认而感动，所以给他一部分经卷，但不可掩饰的是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钱。尽管这钱是用来修缮莫高窟的。
指责王圆箓的人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王圆箫你会怎么办？在当时清政府无心保护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当今的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对莫高窟做的一切是不是真正的保护？莫高窟是前人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不是某一人某些人的私产。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对莫高窟最好的保护？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终将逝去。
沅汰
敦煌之因为是世界的敦煌，就是流落在世界各国博物馆的瑰丽的敦煌文献、经文。王圆隶千里送文献经文到兰州，朝廷却筹措不出全部文献经文运抵京城的路费！一个斯坦因却把大批文物不辞万里拉运到了英国！真正有罪的是整个民族而不是一个道士！庆幸的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看到这些珍贵的中华瑰宝！没有被历史长河湮灭而忘记…
39168237
后来人有了解历史的责任，也可以对历史人物做出个人的评论。但没有对历史人物定罪的资格。是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而不是你余秋雨发现了藏经洞。100年以后，敦煌还在，还会有人说王道士。那个时候谁知道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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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世界各地走一走，看看君士坦丁堡的蓝色索菲亚，远眺东非的神迹乞力马扎罗，徜徉于恒河流域的人间烟火，在菩提迦耶的庙宇里小憩，夕阳下渐渐落幕的玛雅金字塔，北海道夏日里别样的蝉鸣…………你会发现，敦煌艺术真的很一般，渺小而贫乏
烈酒与钢刀
根据史实王道士当年奔波当时的政府求援求助，早已尽到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能做的，何况莫高窟是王道士自愿留下看护的，的确王道士是收取银钱让很多国宝经卷遗失海外，但于当时的世事也是无奈之举，斯坦因拿着据说是政府许可的文件来骗取经卷，反观当时情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赵莹Patrick
王道士确实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过并不是如余秋雨所说的出卖敦煌文书、文物，而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虽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对佛教同样热诚，他决定化缘募捐修复。在生命余下的30多年中，他将各个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补葺，修复残破的塑像和壁画，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等建筑。可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复的面貌。修复莫高窟是王道士的毕生事业，为此总共花费了他20多万两白银。作为曾经一贫如洗的流浪汉，这些白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热忱一点一滴募捐来的。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几乎”一词，是因为修复莫高窟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冲刷后洞窟的壁裂开了一个孔，里面隐隐有光线。原来墙壁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洞窟，里面堆满了秘藏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权时期的文物。据后人判断，应该是因战乱而有意秘藏的。作为一名虔诚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对佛经自然十分敬重，因此他多次上书官府，但官府以经费不足推委；绝望之余，他甚至直接上书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但同样石沉大海。
就这样7年过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探险家，他立即明白了这些文书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但王道士是这些文书的虔诚保卫者，单纯用金钱无法达到目的。斯坦因聪明地称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历经艰险来中国取经。同样是玄奘粉丝的王道士被感动了，任斯坦因挑选了24箱文书、绘画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带回了大英博物馆。王道士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两白银，他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而只是这位西方“玄奘”的捐献。他需要这些白银来从事他的修复莫高窟的伟大事业。同样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上演，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玄奘”们来了，相继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书，留下为数甚微的“捐献”。
当敦煌文书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时，一向注重世界影响的政府终于觉醒了，下令将剩下的文书运往首都。但这时文书已经被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的各级官员或明或暗地盗窃、毁坏殆尽（将完整的经卷剪切成数段以便盗窃）。敦煌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悲剧。敦煌文书从此散失于世界各地，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更大的悲剧并不是敦煌文书的散失，因为流落海外的文书绝大多数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并开放利用，留存在国内的文书反而被各级官员盗窃、破坏，因此当王道士在几年后重逢斯坦因后，他不仅不后悔文书散失到海外，甚至表达了当年应该将所有文书全部给斯坦因的意愿，这样文书就会完整地保存在海外。
王道士造成的更大的悲剧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莫高窟本身的价值，王道士仅以个人之力募集巨款，花费30余年的时间修复莫高窟，可谓鞠躬尽瘁。他清理了各个洞窟的流沙，发现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绘画和塑像有些残缺、损毁，于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现在我们可以在莫高窟发现的大量晚清时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业绩。但是，王道士是一个文盲，是一个有着低劣艺术品位的文盲，而且同时期的敦煌的工匠们早已失去了他们前辈的艺术品位和技艺，他们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传说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画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拙劣刺目；他们甚至把唐代塑像涂抹上了大红大绿的色块，我们只能在没有被祸及的部分才发现原来的色彩是多么幽雅宜人。
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伟大的事业，越勤奋努力其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义同道们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