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有一句话“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意思是书画其实是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也是我们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视觉上的途径。
9月1号周六，我们非常有幸请到朱万章先生，带我们鉴赏古今佳画，揭秘当代书画收藏市场，分享独到的读画体验。品画之余，亦和我们普及书画辨伪中的一些常识。
朱万章
美术史学者、书画鉴定家，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从事书画鉴藏、美术史研究与美术评论。
著有《岭南近代画史丛稿》、《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书画鉴真与辨伪》、《画林新语》等论著二十余种。
同时兼擅绘画，以画葫芦著称，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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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是文物鉴定中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无法靠仪器来取代的一个鉴定门类。需要靠自己积累的知识和主观意识来判断。有的人一打开书画就能知道书画的真伪。当你对书画方面的知识了如指掌的时候，甚至有时不打开书画也能辨别它的真伪。
有个书画鉴赏家说曾有人打电话给他说家里收藏了一幅岳飞的对联，他接到这个电话后，立马就告诉对方，岳飞的对联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对联这种形式是到明代后期才出现，而岳飞则是南宋末年人士，显然这是一件假的藏品。
由此，这就涉及到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书画的形制与时代判定
首先，我们来讲讲对联。对联，它最初的形式叫楹联，楹联是直接刻在木头上的，像我们现在的故宫，还有很多寺庙的大门。楹联最早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后演变到写在纸和卷上是到明代后期。
如图这幅对联，是明代德清的行书五言联，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一幅对联。知道这样的信息以后，比如你家里收藏了一件苏东坡或者是米芾的对联，显然是假的了。这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对于我们书画辨伪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写在纸上面的对联出现在明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今，长盛不衰。对联的形制是有一个上限，但是没有下限，一直到今天为止仍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这幅对联是当时海关截获的一批文物，后移交给博物馆来收藏。我代表博物馆去接收这批文物，我当时就用手机把它拍了下来，非常兴奋，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素材。
大家应该立马就能判断出它的真伪。文天祥是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人，那时还没有写在纸上的对联，都是刻在木头上或者门上的，所以这一看就是假的。
同时我们看它的书体。上图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文天祥的代表作，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是他的一个章草作品。我们回过头看刚才那幅对联，风格完全不一样，差的非常远。这幅对联，不仅形制不对，而且它的书体不对。像这种书体，比较接近于晚清时期。
接下来我们来看跟对联几乎同时出现的屏条。
屏条最早出现的年代，现已不可考。和对联一样，它来自于一些实用性的生活装饰。在唐代的卷轴画和敦煌的壁画中，可以发现一些作为装饰的屏风。在宋元时期的画中，偶尔也能见到一些。但作为纸绢等载体流传于世的书画屏，目前所见最早的则是明代后期。在这之后，屏风画演变成画在纸或者绢上面。这种屏风的出现即屏条画的出现，和对联出现时间大致相同的。屏的条数往往是四的倍数，比如四条、八条、十二条、十六条，我所见过最多的是四十八条。极少有不是四的倍数的，我见过十条的。
比如上图这十二条屏，是清代画家恽源浚（恽寿平的后人）所画的《十二月花卉屏》，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它每一条屏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上图这六条屏它上面的图案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叫做通景屏。
无论通景屏还是独立的屏，都是明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延续至今。但到了清朝的时候，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这四个人，他们赶上科举考试末班车，但刚刚中举不久，清政府就倒台了。
他们随即赋闲在家，当时的商业机构把他们四个人弄成了一个组合，一人写一件作品，成为四条屏。这四条屏成为中国书画史上有名的组合，价格要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乘以四还高。举例来说，刘春霖单独作品一件拍卖十万，四个人的作品按理四十万，但实则能拍到八十甚至一百万。
到了清代中后期，出现了在一个四条屏，或者六条屏、八条屏里有不同的书体。这是我们可以用来做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比如有四条屏里有篆书、隶书，也有楷书、行书，出现这样形式，就说明它的年代不会太早，一般就是晚清，不会比晚清更早。
上图这是俞曲园的《四体书六屏》，里面有行、楷书，有隶书，有大篆、小篆，这样的四屏我们就可以判断是清代后期之后的。
接下来再看扇面，扇面的出现比对联和屏条稍微早一些，大约明代中期。现存最早的折扇画是宣德二年（1427年）由明宣宗所画的瑟瑟山水人物扇面，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便是我们可作为判断依据的一个时间上限，扇面时间在公元1427年以前的，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假的。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时期，有大量的书法家，他们在同一扇面上，共同创作。上图这是周天球、黄姬水等诸家合作的书扇面，这个扇面尺幅非常小，在这一平尺里，每个人写一首七言诗，基本上用的都是小楷。这样的形式，在明代中期最为常见，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就见不到了。
清代以来的书法，开始由帖学向碑学过渡。这一时期，扇面书法在数量上并未逊色于前代，尤其是乾嘉以后，很多书画家都有过书写扇面的记录并有作品传世。从形制上，清代前期多沿旧制，和明代风格大致接近，如王铎《草书扇面》、恽寿平《行书扇面》（均藏广东省博物馆）等。在书体上以行书、草书为主。在中后期，大量出现成扇作品。一面书法、一面绘画的现象极为普遍，如金心兰与吴大澂合作的《墨梅篆书》成扇等。
款式断代
不同时期的书画家都有不同的署款习惯，通过署款式样，可以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之一。
在作者所题款式中，一般有上款和下款之分。下款是指作者本人的名款，一般指署款；上款指受书画者名款。宋朝的很多作品是没有上款的，只有下款，甚至有些作品连下款也没有，只有印章。
我们先看一下宋朝的署款。宋朝的画家，一般分为两类，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文人画家，如苏东坡、米芾、文同等。今天主要是讲宋朝职业画家的署款，相较文人画家来说，他们当时的身份地位并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职业画家往往是被有钱人聘请到家里做长工或短工，你给我画画，画完之后我付给你钱，付完钱后你就可以走了，类似于木匠、裁缝。很多收藏家，并不希望画上面有你的署款，你画完直接走了就行。有的认为，你可以署款，但不要署在最显眼的位置，可以署在比较偏的地方。
这件作品收藏于美国的费城博物馆，宋朝孙钰的《仙女采药图团扇》。左边是一个团扇，红色箭头是署款，很隐密。可见当时宋朝的画家署款的习惯，也能看出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包括像当时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的署款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到了元朝署款就完全不一样，元朝文人画比较兴盛，职业画相对比较低迷。当时是蒙古族的统治，中国书画作为汉族重要的文化并未受到重视，艺术市场不活跃。当时基本上是以文人书画为主。比如“元四家”吴镇、黄公望、王蒙、倪云林，他们不以卖画为生，所创作的书画都是内心世界的表达，更侧重的是文人的诗书画相结合。
这件作品是倪云林的代表作《水竹居图》，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画的右上角是他自己的一首题诗，题诗的左下角是他的题款，此外还有印章，可以说是“诗书画印”相结合。旁边很多的题跋是印章，上面有被戏谑为“点赞狂”乾隆的印章。乾隆每看到一幅画都会在上面题个字或者盖个印。
当然这里面也不乏赝品。前些年在故宫办的《石渠宝笈》特展，研讨会上大家提出，乾隆收藏过的，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东西未必是真迹。一是乾隆眼光有限，二是下面的人也不敢说。导致了现在拍卖市场上卖《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即便是假的，价格也会被追的很高。
我有个朋友，花了两三百万买了件假的文征明，上面有很多乾隆的题字，题诗。我问他知不知道这是假的？他说他知道，他不是买假文征明，而是买真乾隆。当然，这是收藏家他自己的喜好。
到了明代，画家也分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文人画家自北宋以来，价值取向几乎是一样的，都是诗书画相结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职业画家到了明代时，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他们不仅被聘请到宫廷里画画，而且还有很高的政治待遇，会给他们一个官衔，比如锦衣卫特使，锦衣卫镇抚、待诏，或者武英殿特使等等。虽是虚职，实际上没有带兵权，没有行政执法权，也没有司法权，但他们有行政级别，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相对应的画作里署款也慢慢署在更加显眼的地方。
这张林良松鹤图，署款位置我们能看出来和宋元时代的差别。这跟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林良的署款，林和良之间基本上是不连在一起的。
还有林字的两个木，左边的要比右边的肥胖、矮小，这是他很典型的特征。我把所有林良的作品拿来考察，发现都是这样的一种惯例。有一次我到日本的一个美术馆去访问考察，馆里收藏了一件林良的作品，让我帮看看。一打开手卷便看到署款叫做东广林良，这没问题。明代很多文人称广东为东广，这是当时的习俗。但是署款中林和良是连在一起的，并且林的两个木，左边要比右边高，比右边细。后来把整个手卷打开，便坐实了这件作品的确是晚清时期的赝品。一是气韵风格、时代气息不对，另外就是画风也不对。加上署款的错误，结果就比较明显了。
这些都是鉴定林良作品的小知识点。这些是我们的前人鉴定家们，像启功、徐邦达、苏庚春、吴湖帆等等，他们过目成千上万的书画作品后总结出来的，我们只不过在前人基础上做了一些归纳和小结，这对于书画鉴定来说起到很重要的指南作用。
当然，像这样的知识点我们只能证伪而不能证真。比如一件林良的作品，两个木字书写反常，我们可以验假。但不是书写规范的就一定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别人有意按照这样的特点来进行造假。所以要确认一间作品到底是真是假，最后还要看他的笔墨，看他的笔性，甚至还看一些辅助的材料，包括它的纸张，它的印章颜色，它的题跋，甚至它流传的过程等等。这些信息量掌握得越全面，鉴定起来也就越准确、容易。
明朝的画家署款还有个特点，喜欢加上自己的官衔。把官衔和办公的地方整个一条署在一起，这叫一柱香书款模式，这是在明代才有的。如果元朝赵孟頫在画上署上自己当过什么官之类的，那这件作品可能就有问题了。
接下来再看上款断代。明代中期出现上款，在此之前的作品是没有上款的。如果有件苏东坡的作品，说是文同先生雅正，那当即可以判断这是假的。
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先写某某雅正，下面落自己的款。明朝中期是先写画家的名字，就是说画家的名字写在上款名字之前。上款的名字要另起一格，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比如这是唐寅写的“吴门唐寅为叔高画秋声图”，叔高就是另起一行，“为”字往往放在第一行最后一个字。这是一个辨伪的依据。我之前看过一件沈周的作品，落款是某某先生雅正，下面署名沈周。毫无疑问，这便是一件赝品。
明代中期署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画家自己的名字往往要比接受画的人的名字要低半格或者两格。最低限度是要低半格，表示一种尊重。如果画家的名字比接受人的名字高出一些，这幅画很可能是假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比较注重礼俗的国度，无论写字还是画画，都特别讲究身份、地位和礼节。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过特例。
到了明代后期往后，又发生了大的变化。如图，这是顾见龙的《祝寿图》，范母王太夫人，为表尊重，还是另起一行放在第二行的最前面，但画家的名字排在第二行最后。这样的书法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像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他们画的画都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最后。
明末清初，上款的称谓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当时出现了很多文人结社的团体，相互称“词学、社长、社学、社兄、词丈、词盟、词中、词兄、词坛、盟翁、道翁、道兄”等等。这些称谓在明末的时候开始出现。直到康熙年间，整个社会趋于稳定，前朝文人基本老去，新的文人出现，这样的称谓基本上就见不到了。我们通过落款里的称谓，基本上能判断出这件作品大致的年代。清代乾隆嘉庆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很多书画家在书写上款的时候，会将两种称谓一起来并署，这种称谓是判断清代书画的重要标志。
建筑断代
说到建筑，建筑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比如我们知道宋代和明代的城门有很大的不同，宋代的城门是方形的，明代的城门是拱形的。我有时候看古装剧，发现里面经常会闹很多笑话，宋朝的军队往往是从明朝的城门里冲出来。去山东考察的时候，很多地方在复原宋城，但宋城的城门城墙，全都按照明朝的城门城墙来进行复原的，这都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
北京城建城比较晚，明成祖迁都至今差不多五六百年的历史。北京城的城门和城墙几乎都是拱形的，比如故宫，或者德胜门这些，城门全都是拱形的。当你到了开封，到了洛阳，到了西安的时候，它的城门几乎都是方形的。
这图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里面的城门就是方形的。我们了解城门的形状，对鉴定字画的帮助很显而易见。比如一副宋朝的画，它的城门如果是拱形的，那很可能就是假的。有时候如果我们对一幅画的时代无法判断，可以通过里面的建筑，来判断是明代之前的还是明代以后的作品。
如图，宋代的建筑鸱尾全部是朝内的，到了清代建筑鸱尾是朝外的，这是很典型的时代特征。可以作为我们鉴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紧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当时支撑住整个古建筑的一些砥柱，为了增大受力面，砥柱下面往往会有一个石础。宋代的石杵呈倒脸盆状，到了清代呈鼓状。
当朝人可以画前朝的东西，但前朝人不能画后来的东西，这是我们鉴定字画很重要的常识。其实可以用来断代的依据还有很多，比如科举、服饰、民俗，还有政治、军事，重大历史事件，避讳等等。
我曾经看到过一幅非常离谱的赝品，署款是明朝人，画的是明朝的一个读书人在一个书房里面看书，旁边有柳树，前面有小船，一叶轻舟往前划，这个意境非常好。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在屋子里的书架上有一本书，是《康熙字典》。这就好比你在民国的书房里面看到一本《新华字典》。
这都是些基本的历史常识，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很可能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一些辨伪书画的实例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会经常接待一些持宝者，让我鉴定字画。有时候持宝者会提前给我打电话，把怎么获得宝物的来龙去脉告诉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不听，我一定要看到书画本身。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六七十岁老人的电话，说他父亲的祖父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曾经参与了文物的南迁，中途开小差，偷出了一幅马远的山水画，一直保存至今。不久前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去世了，他想把这件藏品捐给博物馆，他希望能给他一个亿的奖金，或者是按市场价卖给博物馆。听完他说的，我本不打算鉴定，后来拗不过他。
看到实物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很惊讶，包装盒它中间全部贴了封条，没有打开过。
当时我就知道这是粗制滥造，这里面犯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一是故宫南迁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种包装，是直接装箱的，单个的作品是用布包起来，为了运输的方便，包括像瓷器之类的，都是用泡沫纸密封好，放在箱子里面。箱子就算从几米高的地方扔下去再弹起来，里面的东西也不会受损。当时文物南迁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不上封条，太显眼。
如图，最离谱的是上面写了“南京到台湾”。当时蒋介石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会运到哪里去，不存在计划好的要从南京运到台湾。
打开这幅画看了后，其实跟马远一点关系也没有。品相内容一看就是在潘家园市场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东西。随即他问我这画是哪个年代的。我说很有可能是上周的。他没有听清，他说有那么古老吗？商周时期的？
再后来的交谈中，他告诉了我这画是上上周在路边买的。正是因为他有一点基本的历史知识，知道国民政府在那个时期是文物南迁了，他便以为是捡了国宝了。他为了能得到我的信服便编了这个故事。他说当时对方开价两千，他还价二十，最后五十成交了。
下面的故事和我自己有关。两三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去山东的一个画廊。看到墙上挂了很多落款为朱万章的葫芦画。我便问画廊老板这些画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他的好朋友朱万章拿来代销的。当时我就想，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询问后得知，他的好朋友朱万章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研究员。我怎么不知道国博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个朱万章。我问老板能不能给朱万章打个电话，我想会会他。他掏出电话来，捣鼓了很久没接通，我用余光看了眼，发现他电话连屏幕都没解锁。
我的朋友是当地人，跟老板说这才是真正的朱万章。老板随即很窘迫，便改口说是朱万章的好朋友拿过来代销的。再到后来他也编不下去了。
我告诉他你墙上挂的这些画全是假的，我要全部给你没收了。他便哀求我，能不能现场给他画两幅真的。他说虽然这十几幅画是假的，但也是花了钱买的，要都被我拿走了，他今年就颗粒无收了。我朋友也和我说，不如给他画两幅。但我说我没带印章，老板说我这里已经给你备好了。接着打开抽屉，里面的确有两方印章，朱万章的印章。真是绝了。所以最后我给他画了两幅画，但是印是假的。走的时候我把两个印章也没收了。
大家看图，左手边的是我的真画，右手边是他挂墙上的假画。
我为什么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这对于鉴定字画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每个人画画，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我画的大片叶子，它有一个层次感，有浓有淡，而且浓和淡之间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假画它的叶子是直接泼上去的，真的是泼墨，没有什么层次感。
再看这个葫芦，我画葫芦至少是三种颜色，鹅黄、藤黄，再加点紫色，有时加点淡墨。这样的葫芦会显得厚重一些，不会太轻飘飘的。假画里就用了一种颜色，鹅黄。
还有就是葫芦藤，我画的比较随意，没有特别的讲究。看的出来，假画的藤可能想刻意学我，但是学的不太像，藤结的地方不是特别的流畅。当然还有识款、印章上的问题。
话说回来，当然有可能他的这个假画比我的好，大家见仁见智。但是，假画它怎样都还是一幅假画。真和假、好和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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