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是我的故乡，虽然十九岁就离家在外，但几十年里我的生活和写作从没与商洛疏远和隔断过。
商洛总共七个县，以商县(现更名商州区)、丹风为中心，周围了洛南、商南、山阳、柞水和镇安，素有“秦头楚尾”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接合部著称，实际上，洛南靠近关中，物产、风俗、语言与关中相近，商南靠近河南，物产、风俗、语言与河南相近，而山阳、柞水、镇安又靠近湖北，物产、风俗、语言又与湖北相近，是三省交界、各种文化复杂之地。因此，山水的清明，气候的温润，使得这里历来规程松散，人的性情逸放，好文善艺。我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商洛人的长处，也有着商洛人的短处。我清楚我是商洛这块土地上长出的苗子，生命和文学的基因是商洛的，不管这苗子在外得到了什么营养，但是麦子绝长不成稻子，只有好好地去把麦子长好。
我从没忌讳过故乡的贫困，商洛美丽而不富饶，在改革开放以前，它的农业远不如省内的别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它又缺少工业和矿产资源，经济依然滞后。在商洛，行政干部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即比别人要努力十倍，收获的却只有别人的十分之一。残酷的现象培养了商洛人的隐忍和不懈，这种精神当然也传染给了在商洛的和从商洛走出来的文化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我在西安，于文坛上料露了头角，紧接着写作又处于瓶颈，我意识到了我该结束我的文学上的流寇主义，应有个根据地呀，就想到了商洛进行采风。从那以后，几十年里，我无数次的返回商洛，七个县的大都分村镇我都走过，而我在西安的家也是隔三差五总会有商洛人来，所以，商洛发生的事情，差不多我全知晓，那里的任何动静都曾牵动着我的神经，于是商洛成了我写作的素材库，商洛的放事被我不断的书写着。
在这期间，文学方面，我和商洛发生了多少情呀，是商洛给我素材，给我力量，给我荣誉，这其中有无数的让我感恩和感动的人和事，当然也有一些不堪。所谓的不堪，那是特定时期里发生的，现在回想起来，反倒觉得非常有意思。比如，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的意义还认识不足，容易对号入座，我写商洛除了一些大的地名是真名外，小村和具体人我都隐去，连商洛我也改为商州，因为商州是商洛历史上的曾用名。在我的《商州初录》出版后，国内文坛引起动，好评如潮，而商洛却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我暴露了商洛的阴暗面，是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是“商洛的不孝之子”，甚至组织了批判，并将批判文件分发到全国的有关宣传部门和报刊。再后，以我的《鸡窝洼人家》改编拍摄的电影《野山》，在电影界获得了多项“金鸡奖”，在商洛也受到指责和声讨。我那时是觉得委屈，我也知道这是长期封闭环境里的必然思维，人穷就心思多，总不愿把不好的事情显给人，也是有那时的政治气候的因素，他们只看到了其中几个情节或细节对于落后阴暗的揭露，却没有理会整个作品展现的对于商洛在改革初期所涌动的那股力量。所幸的是，时过不久，中国在改革，商洛也在改革，首先是思维改革，他们正视了自己不足而奋起直追。在“商州”为外部世界熟知的时候，商洛开始建市，市名也曾想用商州，后因规定没用已有的名称，就将原商县更名为商州区。原本是文学作品中用的名字，能又用到现实的行政区名，我是多么欣慰。
我的创作题材都是现实的，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我的观察、分析，研究也都是以商洛为切入点，然后进入艺术想像的，如改革开放初的《商州》《商州三录》，改革开放中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到后来的《秦腔》《高兴》。新近完成的长篇《古炉》《山本》，虽写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但还是站在商洛去对这块上地的历史和人性的追问。我写的是小说，我自信墨水的诚实，可以说，甚于热血。
商洛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想象空间，商洛的故事还会不停地供我写出，这是我年近六十岁时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愿望，我也认作是我的文学宿命。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当代作家。2017年，澳门大学向贾平凹颁授了荣誉博士学位。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 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 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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