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靈帝本是一個小小亭侯的兒子，屬於落魄的皇族，要不是運氣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當於民間一個小地主。不過他雖然做了皇帝，卻不忘本，依然保持著鄉下小地主的作風。皇帝號稱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但在靈帝眼裡，這些都太虛了，覺得這錢要攥在自己手裡才行。於是外邦、各郡、各封國每次進貢，未納入國庫前，他就先行抽成據為私有，直接送進皇宮，還美其名曰“導行費”。這種行徑，就連他身邊的宦官呂強都看不過去了。寫奏章委婉地勸他作為天子，當以天下為重，不要為貪幾個小錢惹得百姓不安。靈帝還沒看完就大怒不已，把奏章扔在地上，對張讓大罵呂強可恨。張讓自然順著他，也把呂強大罵了一頓。從此之後，漢靈帝繼續我行我素，“導行費”照收不誤。
不過，漢靈帝也漸漸發現，僅靠“導行費”這樣斂錢，雖然有效，但是太過麻煩。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發揮一下皇帝這個資源的優勢。終於，他發現了皇帝手中掌握著一種獨一無二的熱銷產品，那就是官位。
這個絕招還是他的母親董太后給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來就是一個嗜財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間飛黃騰達做了太后，這份貪慾就更是漲到了極點。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過賣官的事情時，頓時感到這是一股巨大的潛在財源，立刻喜上眉梢，報告給了兒子。具有“商業頭腦”的漢靈帝也一拍即合，馬上下詔，在上林苑設置了賣官的機構，公開賣官。
東漢的賣官起於鄧太后，但那時只是偶爾為之，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徵富人之錢來“佐國之急用”而已，並沒有將之作為生財的工具。但漢靈帝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這個當作天字第一號買賣來做的，自然不滿足於前代的那種小打小鬧，而要“正規經營”，於是就對各項官職明碼標價，列出一張價目表來。當時初步定下的價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職600萬錢，2 000石的官職2 000萬錢，依此類推，按官定價。除了皇帝的位子不賣之外，上至三公，下到縣令，統統可以拿錢買到。即使是國家選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費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職位，就得另外加錢。當然啦，這麼直接地說拿錢買官畢竟有點不太好聽，於是對賣官所得的錢，就起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禮錢”——只是赤膽忠心的官員給朝廷送禮嘛，於是買方賣方，就都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了。
漢靈帝的這場賣官大買賣從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買賣做久了，價格也就要隨行就市，有所調整。地方官由於直接臨民，颳起地皮比較方便，售價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縣貧富不等，縣官售價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買，就是官吏想升遷，也得出錢。為了激勵他們出錢的踴躍性，求官的人還可以估價投標，出價最高的人就可中標上任。當然，買官的價格並不固定，也可以根據求官人的身價和擁有的財產隨時增減。比如崔烈想當司徒，因為他出身於北方的名門望族，又是個大名士，便通過關係，只花了五百萬錢就買下了價值一千萬的司徒。到冊拜之日，宮廷舉行隆重的封拜儀式，靈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階下。望著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突然覺得他這司徒一職來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對隨從親信嘟噥：“這個官賣虧了，本來該要他一千萬的。”旁邊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陛下您要有點品牌意識，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豈肯輕易買官？現在連他都認可陛下的產品，正好給我們做免費廣告，以後這官位就會更暢銷了，陛下還擔心收不回本來？”事後，崔烈的兒子對他說：“大人實在不該買這個三公，外面議論紛紛，都嫌這官有銅臭味。”“銅臭”這個典故就是從這兒產生的。
雖然如此，靈帝對於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願意。於是他規定，以後官吏的調遷、晉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須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標價，也就是說，官員上任要先支付相當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這麼一來，許多官吏都因無法交納如此高額的“做官費”而嚇得棄官而走。沒人當官，漢靈帝的買賣豈不是要虧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貪贓枉法，請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強迫派去。比如，當時司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別減價，只收他三百萬錢，派他作鉅鹿郡太守。得到詔書後，司馬直很不情願，就想以請假為名，不去上任，但卻得不到批准，沒有辦法，只好勉強答應。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氣，就上書皇帝，在援經據典、抨擊時弊後，服毒自殺了。
當然，像司馬直這樣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漢靈帝這麼有“經濟頭腦”，那些官們也不是傻子。大部分人一當上官就拼命撈錢，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裡把買官的錢掙回來。如此自然要加大對百姓的盤剝，弄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在靈帝黑暗的統治上，又重重地抹上了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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