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畴
清朝末年，在四川东部流传着“开县举子云阳盐、新宁(开江)坝子梁山(梁平)田”的民谣。这首民谣把开县誉为“举子之乡”而声名远播，至今不衰。那么，开县(今开州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戴上“举子之乡”这顶桂冠的？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弘扬举子之乡文化，把这根文脉绵延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先后于1842年、1844年、1858年、1860年、1876年、1881年和1885年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多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94年，我国与日本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惨遭失败以后，于1895年4月17日被日本逼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我国必须“(1)割让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给日本；(2)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3)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对日本实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这完全是一个丧失主权，卖国求和的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群情激愤，立即掀起了反对签约的救亡热潮。这一年(光绪21年,1895年），正好是清代科举制度三年一次在首都北京(有的在省城)举行会试，各省举人齐赴北京应试。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策划、鼓动下，纷纷串连各地应试举人，并以省为单位在“上皇帝书”上签名，向光绪皇帝请愿，痛陈对日本割地、赔款，必将引起民心散失，列强接踵而至的严重后果。要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立即提拔勇敢善战的军官，处分辱国和敌的大臣，迁都西安，以利再战；加紧练兵，发愤变法，实现君民共主”。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汉代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
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署名。5月2日晨，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都察院推说《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拒绝不收。这次上书虽然未能上达皇帝，但被人传抄，广为传播，在全国影响很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爱国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冲破朝廷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组织起来的请愿运动。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救亡爱国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在《公车上书》签名的有18省1200余名举人，现在能查出姓名的有16省603人。在这603名举人中，四川省有71人，其中开县有6人之多，将近四川省签名举人的十分之一，仅少于成都府的成都县和华阳县，为全省第三位。夔州府签名举人14人，其中开县6名、万县1名、巫山县1名、云阳县3名、梁山县1名、奉节县2名，开县居夔州府第一位。开县6名签名举人分别是：李本均，字松圃，汉丰镇人，1885年乙酉科举人；刘秉元，字调轩，厚坝镇人，1885年乙酉科举人；欧阳薰，字寿山，大慈山人，1891年辛卯科举人；戴锡章，字海珊，汉丰镇人，1894年甲午科举人；邓云卿，字辑五，义和镇人，1894年甲午科举人；杨绍云，字松山，大慈山人，1894年甲午科举人。由此，开县被人们誉为“举子之乡”。
据我县参加《公车上书》的举人欧阳薰、杨绍云、戴锡章在盛山书院任教时向他的学生们讲：当时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保守派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革新派，明争暗斗，势不两立。保守派的顽固份子到处散播流言蜚语，说什么在上皇帝书上签名的人，会试时一律不予录取，还要发回原籍给以处分。但他们那时年轻气盛，满怀爱国热情，把生死置之度外，从未考虑个人安危。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其实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具体反映。
(二)
历史的发展有如长河的流水一样，尽管迂回曲折，奔腾向前，但追本溯源，均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开县因“六举子”参加“公车上书”而被誉为“举子之乡”，它的源头在那里呢？这还得从开县的人文历史说起。
李肇奎在《咸丰·开县志》的序中说：“开县秦汉前，其荒僻无论己。即唐代犹为远州，往往为朝臣左迁者居之”。自蜀汉先主刘备以“汉土丰盛”赐名“汉丰县”以来，已近1800年历史了。历经两晋(265-420)、南北朝(420-589)，从隋(581-618)、唐(618-907)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开始，虽“犹为远州”，但建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与开县距离不算最远。正因为“往往为朝臣左迁者居之”(朝廷官员降职派住的地方)，这些“左迁者”大都是注重政绩的贤官，才使社会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唐中宗(705)至唐文宗(836)的110年间，开县的文化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一是出了李潼、崔冲两名进士；二是有六名朝廷大官(侍御史杜易简、宰相宋申锡、右补阙杨汝士、观察使窦群、张仲芳)先后被贬为开州刺使；三是被派出任开州刺使的15人，均系通过科举考试、拔科争胜的官员，大多卓有政声。特别是韦处厚于唐元和13年(公元818年)由京官考功员外副郎(从五品)出任开州刺史(正五品)三年，重文兴教，崇佛敬德。他在开州首创儒学署以管理学务，早于邻近诸州县许多年。
开县于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年）在城西盛山设儒学署。
奉节于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年）在城东建立夔州学府。
忠县于宋绍圣三年（1096）设立学宫训导生童。
云阳于元代至大元年（1308）在城东建立学宫。
万县于明代嘉靖元年（1522）建立集贤书院。
城口于清代顺治9年（1652）在城东门外建立明伦堂。
梁平于清代康熙41年（1684）建立桂香书院。
巫山于清代乾隆15年（1750）建立巫峰书院。
巫溪于清代乾隆31年（1766）建立凤山书院。
——摘自《万县地区教育志》
韦处厚还为禅林大师柳律、清公建立长宁寺(即今大觉寺)。在听政之暇，邀请开州文人名士，向他们了解民情，同他们游山观景、吟诗作词，写出了名噪长安的《盛山十二景诗》，与著名诗人杜甫、张籍等人的作品联为大卷，著名文学家韩愈为之作序，使盛山声名大振，至今成为开县历史上的一大人文亮点。
北宋由长安迁都洛阳，南宋由洛阳迁都南京，元朝建都燕京，明清两朝建都北京，与开县的距离越来越远。尽管开县有儒学署，又在雍正12年(1735)建立了芙蕖书院(后名盛山书院)，嘉庆25年(1796)建立盛山书院和临江书院，道光9年(1830)建立汉丰书院(旧名开阳书院)，培养了不少学子，“乃三年大比，此邑之与宾兴者寥寥无几”，这是什么原因呢？知县陈长墉在《培俊堂碑记》中作出了回答：“此地去省千有余里，长途修阻，资斧不继，每当桂芯香飘，秋风迅厉，多士云集，骏马奔驰，顷刻之间，鹏搏豹变，不可方物。而怀奇负异之士，竟伏处蓬牖，不获及时与试其间。西望锦城，有于邑者”！这段话大意是说，开县离省城一千多里路，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长途跋涉，经费不足。因此每当秋闱，其他地方不少学子云集，骑马坐车，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到达考试地点参加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僻远的开县，尽管有不少有才有识之士，但只能处在蓬草丛生的寒窗下，不能及时前往参加考试，他们只能望着锦城忧愁不已！这段话十分深刻而又形象地说明了开县在明末清初“士林不旺”的原因。所幸的是，在道光初年任开县的几位知县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筹资创办“义学”，发展基础教育，免费读书；设置“助学金”，帮助参加会试的考生解决经费困难。于是“义学之童蒙转盼即为书院之英俊；书院之英俊转盼即为国家之栋梁”。仅几年时间，开县文风鼎盛，成绩斐然。正如沈西序在《重修奎文阁碑记》中说：“我开邑，自道光初年以来，授(翰林院)编修者一，成进士者三，举孝廉(举人)者四，文风蒸蒸日上。而毓秀钟英，溯其源，则自盛山书院始“。这即是说，当时的翰林陈堃，进士沈西序、陈昆、李宗羲，举人朱升三、沈延广、陈谟、肖炳然等都曾经在培俊堂和盛山书院读书、求学而臻于成名的。
查史料记载：沈西序在离贵州巡抚任后，住东街“大夫第”，曾任盛山书院山长(院长)多年；陈昆离开江西新城县知县任后，一直在盛山书院讲学、任教；李宗羲为回馈母校，还于1847年捐白银1000两扩建培俊堂，资助学生参加乡试、会试。正是这些在京都和在外地做官的进士、举人们，回到家乡执教、讲学，把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侵凌和清政府屈辱妥协的信息传递给了学生们，使学生们知道光有“忠君”思想，而无“爱国”大志，只知闭门读书，而不投身社会的书呆子，是不可取的。当时的秀才、举人们，都聆听过这些教诲。这对开县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战前，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一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破坏了自然经济基础，也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开始觉醒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变法维新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公车上书》六举人中的欧阳薰、杨绍云、刘秉元等在盛山书院、汉丰书院任教；邓云卿在临江书院执教；即使曾在临时参议院任过检查官，在袁世凯家当过家庭教师的戴海珊，目睹民族危机、国事日非，也弃官不做，毅然回到开县主持县志编纂工作。
戌戊变法后，在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章太炎“洋为中用”国学思想的影响下，开县的教育迅猛发展。“在临江书院，就有雷古尊先生讲学，宣扬章太炎先生的经学，推崇改革思想。那时，家居临江附近的唐宗尧、潘大道、潘大谋和王玉泉（王夏）等青年人，先后得到雷古尊先生教诲，他们因戚道或同窗关系，经常议论国是。”(《开县文史资料》第二集23页)。不少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道路，出国留学。他们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为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奔走呼号，赴汤蹈火。诸如潘大道为成立中华民国，策动万县巡防管带起义反正；康宗尧为同盟会秘密进行革命联络工作；潘大谋在辛亥革命时为《满江红》谱曲亲自教唱，以激扬民众的士气；王玉泉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帮助孙先生处理财政。他们团结奋进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据《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出版392页)一书中的统计：“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个知识分子群的人数逐年增长。例如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在1900年不过七、八十人，至1905年后，竟增加到8000人左右。”这时，开县在日本留学的就有唐宗尧、潘大道、王夏、谭毅伍、谢公鲁、熊时隆、任德均等多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夏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立志改革救国，更名为“君复”，取恢复华夏之意。他与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十分要好，很受孙中山先生器重，故后来作了孙中山的财政秘书。开县当时在国外留学的多达20余人，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与其它省市县相比，可算是名列前茅了，他们为反帝、反封建作出过贡献。
汉丰书院在改制为高等小学堂之后，一批热血青年如刘伯承、邹靛澄、谢南城、张国宜、张仲屏、许寅宾、张锦城等，均曾经在这里读书学习或工作，接受教育，然后满怀壮志走向社会，分道扬镖，汇入革命洪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开县许多杰出人物的活动，都与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史事紧密地联系着，在革命斗争历史舞台上成为十分重要的角色。从鸦片战争时期的进士，到戊戌维新、公车上书的举人；从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到抗日战争的民族精英、解放战争的红岩英烈，以及由开县文化教育所哺育出来的一代元勋刘伯承元帅，这便是“举子之乡”重文兴教、薪火相传的文脉！这就是开县人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光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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