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所具有最根本的权利意识，可能就是维护耕作土地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权利，这是农民自发的权利意识。不管农民自身认识到与否，还有其他的权利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不讨论此种情形下权利意识的局限性，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相关政策越来越多地会介入到农民权利意识中，从而引发传统农民权利意识的变化，可以把这种权利称为—政策导向型权利，在近年来政策导向型权利意识的出现，对农村社会的基层秩序产生深刻影响，相应地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
关键词：政策导向；权利意识；认识变化；社会秩序
对于农民权利以及其种类的探讨，很多学者对此都进行了分析，但是关注大都集中于农民权利的利弊，以及如何让农民认识、争取到这种权利，对于权利意识变化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关注较少。尤其是在从前的历史中，农民的小农阶级属性[footnoteRef:1]决定着其权利意识的局限性，即使有变化，也被认为是微弱的，因为其最基本的权利意识依然是保障耕作的权利，对于其他的权利，认识不到或者是无法付诸实践，不过是历史的循环。
这种观点在过去国家政权“不下乡”的情况下[footnoteRef:2]，弱国家权力下，农村是完全自治的，比较符合。现如今的状况已经完全改变，尤其在我们国家目前行政权力不仅下乡甚至下村，即使在最偏僻的乡镇也有行政机构，并且国家对于农村的关注逐年上升，出台的相关政策可以直接影响至农村，这就为强国家权力下的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意味着政策性的权力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也会增加，之前农村地区封闭环境下，对于权利的诉求是缓慢的，甚至是循环原地踏步[footnoteRef:3]，现如今可以随着政策性导向的变化，快速改变，并且趋向多样化、多变性。
虽然现在农民对于土地权利的诉求依然是主导，但是已经不是从前的单一诉求所指，权利意识与政策导向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可以如表一所示。
表一 政策导向型农民权利意识关系
注：拐点方向为可能产生的正反作用
例如在某个村落，假如城市要在这个村落进行拆迁，引入商业项目，那么这时候村民会对自身所拥有的土地更加重视，这里的权利意识虽然也是土地诉求，但显然有了新的含义，首先从土地的性质来说，宅基地、农耕地是不一致的，每户所拥有的面积是不一样的，其次，每个人对于政府提供的条件满意程度也是不一致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所处的角色也是不一致，最后每户所分的补偿款也是不一致的，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改变了该村原本的社会秩序。在这里，显然是因为出台了需要拆迁的政策，对该村产生了如此巨大、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对于这种权利诉求的变化显然不能忽视，沿用过去的名称显然也是不合适的。随着国家权力的加强，类似的政策性影响会在今后更多地出现，由此产生的权利诉求可以称作政策型权利诉求。
一、政策性权利意识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性权利意识的存在，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农村地区的政策性权利诉求，在历史上很早也出现过，比如在古代每当号召农民起义，口号总会包含“耕者有其田”的诉求[footnoteRef:4]，再例如我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打土豪、分其地”[footnoteRef:5]也是政策性对农民参与土地改革的影响。对于农民自身而言，这时候的政策性所影响的深度是有限的，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土地权利的诉求，因为这时的土地诉求单一地是为了获得土地耕作权利，自给自足，解决温饱问题，人们无暇顾及这种权利诉求的拓展，其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地价较低、城市化刚开始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影响依然有限。可见，政策性权利意识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广度和深度有所区别。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对农民权利的关注和保护，加之城市化不断的交融，社会文明的进步，土地被赋予的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除了耕作之外，土地可能成为补偿衡量的标准，可能成为富含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资源的价值高地，也可能成为交通必经之地，这些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显然农民对于土地的关注点不再仅仅是耕作诉求。在政策性导向权力无处不在的今天，结合现实的变化，农民出现政策导向型权力意识不可避免。
二、政策型导向型权利意识加强的影响
上文中已经分析了出现政策型导向型权力意识是必然，随着法治社会和农民权利意识推进，加之倡导政策直接“入村”，类似的政策对农民权利意识的影响可能会增加，我们该如何考虑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
首先，是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冲击。冲击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的一方面在于可以鼓励更多的农民关注自身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并在现实中可以体现，可以不断增加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和信任。同时政策型导向权力的实施，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农民权力意识的增强有利于避免更多政策的失效，关注自身权利的同时，也促进了政策的落实性，显然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消极的一面在于，政策导向型的权利意识的产生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受限于现实的各种因素，这种权利意识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利用，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以近年来出现的村落拆迁矛盾为例，本来只是拆迁的个体利益协调问题，处理不好就变成了警民矛盾、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不论谁对谁错，这显然夸大了个体事件矛盾的严重性。出现这些现象，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在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更不应忽视舆论导向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对外的，也有可能是对当事人本身的，再以拆迁为例，由此产生的利益纠葛导致兄弟反目、父子反目等等，显然也极大地破坏了家庭和睦，社会秩序稳定也无从谈起。
其次，是对基层政治体系的影响。现有的基层政府已经覆盖到了乡镇一级，在各个自然村落也基本上都有村长和党支部等成员[footnoteRef:6]，农村地区的行政权力实施在体制上实施已经没有了障碍，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与进步，现有的基层行政组织会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农民政策性导向的权利意识的加强，可能对现有相对稳定的基层政治体系产生影响，这里我们依然可以列举现实中的例子进行说明，Z村地理位置优越，得益于近年来临近城市扩张，Z村的地价飞速上涨，由于部分村民对补贴款和集体建设用地分配的不满，合议在下一次选举中更换现任村书记，而村里又有类似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村民，也各自推选自己的候选人，最后甚至出现候选人贿赂村民的现象，导致基层民主选举体系被破坏，恶性竞争不断，原有的以德、以能力为导向的选举，变为了私人利益实现的工具，基层事务管理混乱，政府的公信力遭到极大破坏，普通村民的利益也无从保障。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因为政策型导向出现的权利意识，一定要在政策制定之时就应加以考虑，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做好应对预案，否则一旦等到问题出现时，即使解决了，依然会对基层政治的稳定产生破坏作用，短期内基层管理体系的稳定也难以恢复。当然也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政策导向的理解更加透彻，积极参与到政策的落实中，既保障了执行政策的效果，又极大降低了行政成本。
三、规避政策型导向型权利意识的负面作用
政策型导向型权利意识产生的负面作用破坏力巨大，而对于大多数当局者农民来说，可能还意识不到，其会持续、直接地破坏着基层政治秩序，最终牺牲的还是自身利益。这种影响随着政策越来越直接地进入农村地区，愈加明显，规避其负面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从国家层面来说，无疑应该让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化、实证化，提倡政策的垂直落实，也就对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政策的发出，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农民的利益，而个体农民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必然会对政策提出不同的利益诉求。依托基层政府机构的实际考察，对政策进行讲解，引导农民学习利弊，最大化地减少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个体农民层面来说，应当认识到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现时代的权利意识所包含的影响因素远比过去多，改变传统近视利益观念，分清长远利弊，跳出历史局限，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四、结论
农民政策导向型的权利意识，今后大到国家治理，小到地方治理甚至是基层自治，会长期持续地存在。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变化，行政权力的规范化、法制化，新型的政策导向型的权力意识会走向多样化、复杂化、个体化，对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正确处理好这种权利意识，使其能够发挥促进政策落实、发挥监督的积极作用，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应正视这种权利意识觉醒所产生的负面因素，警惕其对基层治理稳定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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