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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前，當儒家文化在齊魯大地蓬勃興起時，地處巴蜀之南的富順還是一塊未名的鹽滷之地，甚至在歷史地圖上也無處可尋。後來，這個位於黃河下游、崤山以東的齊魯大地取名山東，而遠在巴蜀的古江陽鹽場因鹽而富定名富順。那時，山東與富順相隔千山萬水，足足有兩千公里之遠，這在以騎馬坐船為主要出行方式的的古代，簡直稱得上遙不可及。
俗話說，“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在中央集權催生的科舉制度下，當“千里為官”成為一種常態，原本崇山相隔的山東與富順從此不再“老死不相往來”。自宋以來，山東先後有張宗誨、崔藝、李嵩、劉一孚、朱緇衣等人到山遙水遠的富順異地任職，或任知監，或任知縣，在《富順縣誌·職官志》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官聲宦跡。同時，富順也先後有黃璒、李芝、張震、唐禎、王宏仁、黃元鉁、陳韶、王特第等人任職山東，兩地由此開創演繹了“北官南任”和“南官北任”的歷史。
平叛“夷僚”之張宗誨
張宗誨，山東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南）人，出身於北宋名相之家。明代曹學佺《蜀中廣記·宦遊記第二》載：“張宗誨，齊賢之次子，天聖間為富順監守，有治行，赤崖蠻感其德化納地請降。”
可見，張宗誨是名副其實的“官二代”，其父是北宋宰相張齊賢，即路攔宋太祖趙匡胤畫地獻策的一代賢相。張齊賢幼時家貧，三歲那年為躲避戰亂隨家人遷居洛陽。後苦心向學，以布衣進士兩度拜相，為北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做出了較大貢獻。張宗誨是張齊賢的第二子，年輕時喜歡學兵法，並精通陰陽、星象之書。後蔭於父親的官職和地位授秘書省正字，不久升任太子中舍，但又因與其父涉“寡婦門”事件被貶為海州別駕。歷河陽通判後，又從中州洛陽遠赴富順任知監。道光《富順縣誌·職官志》載：“張宗誨，字習之，乾德中（“宋仁宗天聖間”之誤）任。太祖時，知監赤崖夷賊鬥郎春叛，群獠騷動。宗誨集郡兵力破之，遂納地請降。歷官至秘書監。”
《四川通志·名宦》之張宗誨
北宋以前，由於早期的僚族先民在富順地區大量開鑿鹽井，至唐朝時境內著名的“富義鹽井月出鹽3660石，劍南鹽井唯此最大”，富順地區由此成為四川的著名鹽產地之一。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以鹽井命名的富義縣作為產鹽的經濟特區升為州級“鹽監”，稱富義監。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榮州（今榮縣）和義縣、公井縣相繼撤廢，包括“夷僚”聚居地赤崖（今榮縣東南、宜賓市敘州區以北）在內的部分地區劃入富義監。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因避太宗趙光義之諱，富義監改名為富順監。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六十七·富順監·土僚》載：“監之西隅，賴牛、賴易兩鎮乃夷人聚落。在天聖初，赤崖鬥郎春犯命，旋即討平，納降而歸，今之夷人多其子孫。其俗尚多，不巾而髽（zhuā，梳在頭頂兩旁的髮髻）近後，服青布，刺繡紋，呼為‘土僚’。今漸陶既久，習俗亦知禮遜矣。”這裡，富順所居之“夷僚”被稱作“土僚”，他們是早期僚人的後裔。
宋代，包括富順監“土僚”在內的“夷僚”仍廣泛分佈於川南一帶，如今仍遺存各地的“蠻子洞”成為他們穴居的一大明證。據《宋史·瀘州蠻》載：“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敘，自階又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亙數千裡，剛夷惡獠，殆千萬計。”富順監地處瀘、嘉、敘之間，儘管早期移居此處的“土僚”為鹽業的興起做出了貢獻，但其剽悍習性逾千年未改，常以各種理由發生叛亂。哪想發生在天聖初的這場“赤崖蠻叛亂”恰遇“喜學兵法”的知監張宗誨，一陣刀光劍影之後，張知監率領的官兵擊敗以鬥郎春為首的僚人武裝，“夷僚”得以平叛歸服，富順監重新恢復太平。不久，張宗誨升遷太常少卿、鄜延路（治今延安市）鈐轄（將帥之職）兼知鄜州（今陝西富縣），再徙永興軍（治今西安）鈐轄兼知邠州（治今陝西彬縣），最後在朝廷秘書監任上退休。張宗誨名列《欽定四庫全書·四川通志（卷七》》敘州府之“名宦”，並且在《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有傳記，其個人事蹟在《山東通志》上也有記載。
《輿地紀勝》記述富順監“土僚”
有“度地之善”之崔藝
道光《富順縣誌·職官志》載：“崔藝，字幼通，（山東）萊陽人。洪武末年任。為政寬猛交施，德威並著，吏民畏懷焉。時公廨遭暴水浸溢，藝徙之故地，邑稱其度地之善。”明代以前，富順官署（也稱衙署、公署、公廨、衙門）駐地神龜山，“南抵大街，東抵文廟，西抵西湖，北抵元妙觀”。官署大門面對城池大南門，前有沱江環抱，後有五府山、鍾秀山、瑪瑙山護繞，典型的“藏風聚氣”之地。以現代的選址環境看，不失為依山傍水、風景秀美的好地方，後被清乾隆年間著名知縣段玉裁譽為“帶洛而衿江，山氣佳秀”的寶地。
明朝建國後，由於“立縣之初，萬事草創”，首任富順知縣鍾鉉決定將破舊的官署異地搬遷。於是在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將官署從神龜山遷至北街（今富順縣城后街）的舊佈政分司（省級司官巡歷所至的駐紮之所）。可惜好景不長，3年後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沱江突漲大水，洪水衝淹縣城，地勢低平的北街官署受損嚴重，一時成為一座辦公危房。
這以後，北街官署在數任知縣的修修補補中繼續辦公。至洪武末年崔藝任富順知縣時，官署已經無法正常辦公，甚至搖搖欲墜，成為重大的安全隱患。上任伊始的崔藝見此情形，立即讓主簿丁翁歸擬文上報有司，據實陳情並請示將官署回遷至神龜山。很快，奏章得以批覆，官署重新遷還神龜山舊治，時有“正廳五間”。自崔藝後，明清歷任知縣先後增設後廳、譙樓、儀門、西湖樓、架閣庫、監獄等功能建築，直到如今仍遺蹟尚存。
要知道，古代官署選址與搬遷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作為地方官辦公的專用建築，其選址不僅要受地理環境和山水風貌的影響，還要符合儒家倡導的禮樂秩序和倫理關係，諸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方位格局和“治中為要”“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等儒家觀念都是決定衙署位置的重要依據。正因為此，官署搬遷必須慎之又慎。
事實證明，新任知縣崔藝的搬遷之舉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自此而後的官署駐地長留神龜山，逾數百年而未曾易址。正是有感於崔知縣的遷衙移署的英明決斷，老百姓讚美他有“度地之善”。除此以外，崔藝在任期間“為政寬猛交施，德威並著，吏民畏懷焉”，不失為富順史上的一位優秀知縣。
修廟興教之李嵩
道光《富順縣誌·職官志》載：“李嵩，山東德州人。成化六年由舉人任。留心學校，作養人才，八年壬辰修葺學宮泮池，有記。”
清道光《富順縣誌•明知縣》之李嵩
富順屬川南千年古縣，僚漢雜居的歷史源遠流長，以致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鹽業雖盛而文風未開。北宋仁宗景祐年間，朝廷選派太常博士周延儁到富順任知監，由於他致力於興教化、辦學校，終於在6年後的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培育出了第一個進士李冕。一番慶祝活動之後，全縣士民響應周延儁倡導，於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在縣城大南門處集資修建文廟，作為祭祀孔子和辦學之用。該文廟毗鄰衙署，坐北朝南，背靠神龜山，面向沱江，典型的山南水北位，舊稱“風水寶地”。果不其然，自此以後，富順逐漸成為享譽全川的“才子之鄉”，截至李嵩到任富順知縣的明成化年間，400餘年裡產生近90名進士，“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鐸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自建廟以來，歷任富順知監或知縣等地方官均熱心教育事業，不僅身體力行教授儒學，還積極主持開展廟內建築的修繕保護工作，才逐漸形成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均衡對稱式三進院落建築群。據《富順文廟歷代修繕及補充設置記錄》，從北宋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始建至2000年7月，近千年間共有39次修繕記載，其中知縣李嵩於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修葺學宮泮池”，屬史上第16次。該泮池位於文廟的第一庭院，呈半月形，長24米、寬9.5米，池上建有3座石拱橋，中為狀元橋，兩側為祭祀便橋。作為整個文廟建築規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嵩主持修葺的泮池充分體現了“孔澤流長”的儒家思想，成為日後富順文廟的標誌性建築。千百年來，文廟雖歷經滄桑，但泮池與其它由南向北分佈的萬仞宮牆、欞星門、大成門、大成殿、崇聖祠等古建築一樣，氣魄依舊。
富順文廟“泮池”
在任期間，舉人出身的知縣李嵩繼續弘揚崇文重教的優良傳統，“留心學校，作養人才”，為延續富順的好學上進之風竭盡所能。據民國二十年宋育仁監修《富順縣誌·科第（第十卷）》記載，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辛卯科有伍節、楊林、劉登遠、朱懋、黃汛、曾鳳、陳生7人考中舉人，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壬辰科“吳寬榜”有黃東山、李萬2人高中進士。此後的成化年間，又先後出現舉人19人，進士8人。可以說，明朝富順的科考成績之所以能在宋朝的基礎上突飛猛進，知縣李嵩功不可沒。
“渾厚精明”之劉一孚
道光《富順縣誌·職官志》載：“劉一孚，山東益都（今青州市）人。嘉靖三十九年由進士任。渾厚精明，與民休息，而豪民猾吏無敢逞奸。歷遷工部參議。”
清道光《富順縣誌•明知縣》之劉一孚
劉一孚，字貞甫，又字海山，其先世是河北棗強人，高祖劉贇於洪武年間遷居益都。劉一孚“少而家貧，積學篤行”，於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中己未科進士，即授富順知縣。此時的富順縣，由於以富世鹽井為中心的滷源枯竭，縣西新開的自流井鹽場成為新的鹽產區，加之處於川南蠻夷之要衝，政務軍務“繁劇”。
劉一孚向來為人淳樸敦厚，而做事精細明察。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新科進士劉一孚到任知縣後，通過一段時間實地調研，全面瞭解全縣的農桑稅課、鹽業生產及民族融合情況,他決定推行“與民休息”的治縣良策，即實行輕徭薄賦、獎勵生產、減輕刑法等手段，使社會安定，從而發展經濟。政策一頒佈，“豪民猾吏”之敝得以革除，全縣呈現安居樂業的祥和景象。
2012年版新編《青州人物誌·古代人物·明朝（上）》載：“劉一孚任職（富順）期間，為政持大體，不為苛細，而各種事務都辦理得很得體。但是他十分清高，不去攀附權貴。鄰縣有達官某人，在富順居住，為人十分高傲，有賓客來拜訪，都要擺出上司的架子。劉一孚見此，堅決不去拜訪。”由此可見，劉一孚的行為方正，在權貴面前不獻媚、不勢利。後來，劉一孚因政績突出，歷任順天府推官、戶部主事、四川參議、江西副使等職。在四川參議任上，劉一孚欲將他在富順任上實行的“與民休息”政策推而用在治理蠻夷上，可惜未獲採納。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轉引《青州府志》載：“西南蠻因事仇殺侵內地，議舉兵誅之。一孚以蠻爭自其天性，故當以戍（軍隊防守）索縻之，不足煩大兵。當事不聽，戰失利，人皆服其先見。”可見，劉一孚的“和夷”理念具有先見之明，他提出的羈縻政策適合當時的民族區域治理，不失為治國安邦之良策。
“夏不葛冬不裘”之朱緇衣
道光《富順縣誌·職官志》載：“朱緇衣，號雲峰，山東泰安人，康熙乙未進士。雍正三年任。五年政治具舉，以事去任，邑人攀留裁成後（籌謀而成就之），學設教於萬壽寺。夏不葛，冬不裘，循循善誘。一時從遊者如編修晏玿，孝廉陳岐、郭中、胡柏齡、胡椿齡、吳允觀、張愈顯皆出其門。所著有《四書大小題文稿》《歸去來辭文》及《詩賦》等集。”
清道光《富順縣誌•明知縣》之朱緇衣
朱緇衣，字展宜，其先祖自明朝便卜居於今山東省肥城市孫伯鎮。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朱緇衣中乙未科進士。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朱緇衣始任富順知縣。在任五年中，朱緇衣“政治具舉”，治縣理政受到老百姓讚許。當代泰山文化學者、朱緇衣的後世老鄉周郢曾引文敘述其在富順知縣任上“興學校，寬徵徭，聽訟務獲民情。憲司廉其能，旋因公去職。囊橐蕭然，寄居佛寺，民爭供以米蔬。日與邑人士講學論文。”
朱緇衣的才幹很快受到“憲司”賞識，“廉其能，旋因公去職”。可老百姓不答應，於是“邑人攀留”朱緇衣在縣城設教。最終，“邑人”的誠意留下了朱知縣，於是他選定萬壽寺為富順子弟傳道授業。難能可貴的是，身為知縣大人，朱緇衣衣著打扮不飾華美，“夏不葛，冬不裘”，一襲土布棉衣與寒門學子們共度寒暑，“循循善誘”之功引得眾多學子崇拜。一時間，從學者眾多，如乾隆十三年戊辰科進士晏玿及舉人陳岐、郭中、胡柏齡、胡椿齡、吳允觀、張愈顯等“皆出其門”。
朱緇衣一生著作頗多，除道光《富順縣誌》提及的以外，還有《沁心編》《皇華記》《制藝》《迂叟吟》等。其中，《皇華記》（一卷）為僅存遺書，書名取自《詩經•小雅》的篇名“皇皇者華”，即“君遣使臣”之詩，表明使臣秉承國君之明命，重任在身不辱使命。書中記錄了朱緇衣在富順知縣任上曾奉檄押送軍糧往返西藏數月的舊事，所記藏區山川道路及風俗物產頗有史料價值，成為富順乃至內地援藏的早期珍貴文獻。
其實，富順職官志裡的山東人，不僅僅只有以上五人，他們只是其中的代表。其他如山東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人、清順治十七年任知縣楊種，山東德平（今山東省臨邑縣德平鎮）人、清乾隆三年任知縣朱世官，山東海陽（今山東煙臺海陽市）人、清乾隆四十九年署知縣胡廷章，山東濱州人、清同治七年署知縣杜受廉，山東蓬萊縣人、清同治八年任知縣張煥祚以及山東濱州人、清雍正九年任主簿劉善繼和山東安邱（今山東省安丘市）人、清乾隆二十九年署縣丞馬日璞等，他們都是書寫富順發展史的親力親為者，他們的功績在齊魯文化與巴蜀文化的交流中與相輝映、永不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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