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國與唐朝正式通使以來，阿拉伯商人便不憚艱辛，前往中國通商。唐代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經陸上絲路到長安。上世紀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窯頭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幣，其年代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這是中阿陸上交通往來的實物證據。唐代中葉以後，由於陸上絲路的河西和隴右被吐蕃勢力佔據，因此，海上絲路興起，取代了陸上絲路，導致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通和貿易往來就由陸路轉向海路。
當時，各國商賈在唐朝“除舶腳、收市、進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政策的引領下，東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櫛比，空前繁忙，其間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漢地，直至廣州”。所以廣州港成為唐朝乃至那個時期世界上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如韓愈在《送鄭權尚書序》一文中說：當時廣州，“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僑居在沿海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隨之越來越多，數以千、萬計。據記載，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討伐劉展時，揚州“大食、波斯胡賈死者達數千人”。
進入宋代之後，朝廷對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為優惠，大食人來中國的更多，地區也更廣。他們聚居於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長按伊斯蘭教規處理，官方從不過問。上述這些優越待遇，目的在於鼓勵其來華經商，以發展市舶貿易和增加稅收。宋神宗時期，大食商人辛押陀羅，積資產數百萬緡，被宋神宗封為懷化將軍。公元1072年，他還作為勿巡國（今阿曼蘇哈爾）的使者來華進獻。他在廣州任蕃長時，起了“開導種落，歲致梯航”的作用，並捐貨賣田，大力振興郡學。當時宋朝政府規定，市舶官員只要能招徠到蕃商，抽解達到五萬貫，就可以補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羅辛就以“造船一隻運載乳香授泉州市舶，計抽解價值三十萬婚，委是勤勞。”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職。
這裡的“蒲”姓，是當時蕃客的常見姓氏，追根溯源可能來自阿拉伯語的“阿卜杜拉”，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來自阿拉伯各地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從占城遷入廣州經商， “不只是一個富甲一時的鉅商，而且是一個在鉅商中擁有權威的蕃長”，不只是居留中國蕃商的行政領袖，並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領袖。南宋嘉定六年（ 1213 年）或紹定年間（1228—1233 年），蒲開宗又帶領族人遷到了泉州，翻開了家族歷史上新的篇章。他一邊繼續從事以運販大宗香料為主的海外貿易，一邊跑去泉州安溪當起了安溪縣的主簿，這是一個類似財政局長的職務。他的生意做得相當大，這從他被宋廷授予高於“承信郎”的“承節郎”官職就可見一斑。
蕃客們的豪富在當時是頗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來進貢，貢物包括一百兩白龍腦，二十瓶銀藥，三甕白沙糖，二十瓶薔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錦，三段白越諾，三段駝馬褥面。蒲亞里在紹興元年（1131）時，進貢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當時市價計算，值五萬餘貫。宋代還有蕃客出錢助修城池之舉，“是門之役最巨，視福全建安加壯麗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賈胡”。
這時的蕃客在飲食與服飾上仍然保留著異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們不吃豬肉，並且在吃飯的時候通常只用一隻手抓飯吃，另一隻手則放於褥下不用。蕃客的衣著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著他們自己的異域特色，所謂“蕃人衣裝與華異”，他們還有帶耳飾的習慣，“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
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經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寧初年開始，宋朝在廣州、泉州等阿拉伯商人聚居地專門開設“蕃學”，其課程設置大體同府學相一致。這樣就為蕃商接受漢文化教育甚至參加宋朝的科舉考試創造了條件，使得蕃商的後代可以通過科舉入仕。
蒲開宗的一個兒子蒲壽宬就是蕃客華化的一個典型例子。他早年應是一個軍官。劉克莊曾為蒲壽宬寫下“蒲領衛詩”的題跋：“心泉蒲君示餘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餘未之識也。後君家資益落，誅茅泉上，餘始為賦詩，又十年乃見君詩。”蒲壽成在其詩序中也說:“登師姑巖，見城中大閱，恍如陣蟻，因思舊從戎吏，亦其中之一蟻，感而遂賦。”這段話也證明了他曾是一個軍人。
不過，蒲壽宬雖是一個軍官，卻對文化興趣濃厚，他學做詩詞，與文士往來，後成為著名詩人，遺有《心泉學詩稿》。在其詩集中保有與泉州名士洪天錫、徐明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詩。他的《寄丘釣磯》一詩“高丘遠望海，秋思窮渺彌。苦吟有鬼泣，直釣無人知。”水平不錯，光看這首詩，無法想象他是外國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錫曾任福建安撫使、刑部尚書）肯與其來往，應可說明他的詩歌水平。後來蒲壽宬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稱，“性儉約，於民一毫無所取”。
這是因為他有個有錢的兄弟所以可以“視富貴如浮雲”。與蒲壽宬愛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開宗的另一個兒子蒲壽庚卻是“少豪俠無賴”， 無賴”，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後，蒲壽庚應是託父蔭進入官場，而後在市舶司任職，一步一步地升遷，同時，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場有個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經在九江當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為《欲附蒲海雲制幹舟歸》的詩:“江上樓高暝樹連，壯遊空慨禹山川。客中問醉當秋晚，夢裡懷歸在燕先。水送流年遺楚恨，風吹殘雪上吳顛。幾番謾附鱗鴻便，不若相依買去船。”琢磨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雲（蒲壽庚字海雲）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聲稱還不如自己也去買艘船了。這首詩也告訴我們：蒲壽庚當時任“制幹”一職，這應是一個市舶司的職務，他經常在長江一帶乘船往來，應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時，蒲壽庚應是長期在市舶司任職， 併兼任翻譯之類的職務，可以在雙方貿易中上下其手，故而《藁城縣誌》的“董文炳傳”記載：“（蒲）壽庚本回紇人，以海舶為業……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 ”
蒲壽庚在擔任制幹的五年之後，經歷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雜識·別集》記載一個與蒲氏有關的故事：“林喬，泉州人……與蒲舶交，借地作屋。 王茂悅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發，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為言之。 既而王罷去，蒲並攻之，且奪其所借地。 ”據泉州九日山石刻，鹹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悅。 其時有個蒲姓的官商（“蒲八官人”，應為“蒲大官人”之誤），因有商舶未繳稅被起訴，他託泉州士人林喬為其向市舶使王茂悅遊說。 其後事情發生變化，王茂悅去職，“蒲八官人”的漏稅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認為中間人林喬未能起作用，將原先借出的地皮奪回。
從這段故事的前後文意來看，“蒲舶”和“蒲八官人”應為一個人，而且就是蒲壽庚。 除了他，宋末不會再有一個如此氣焰囂張的蒲姓人家。 泉州市舶司是一個機構，機構內有許多官員，而蒲壽庚被稱為“蒲舶”、“蒲大官人”，說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員，而且官職不小，否則不會被叫做“蒲舶”。 當然，這一職務應當不是市舶司提舉，而一個掌握實權的官職，所以，他才能利用職權走私，當時稱之為“漏舶”。 宋朝十分重視市舶司的收入，對提舉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蠻舶”，抽取多少稅收。 在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於“漏舶”，而且事後未受處分，這說明他的權力已經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元朝大將董文炳評價蒲壽庚曾說：“壽庚素主市舶”。 “素主市舶”這四個字，應能證明他雖不是市舶司提舉，卻已實際上卻是市舶司的實權人物。
閱讀更多 雜史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