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左旗末代王爷云丹桑布其人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政协
王 哲
五十年前，土默特左旗末代王爷云丹桑布，率领七十多名旗府官员、妻妾子女到了阜北解放区，向我辽吉军区、东蒙军区起义投诚，受到我党政军和地方政府的欢迎。可是云丹桑布只在解放区呆了三个多月，同年九月初，又叛变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历史罪人……
云丹桑布既然抛弃了财产、舍弃了王位，携妻带子到了解放区，为什么又叛变了呢？五十年来，人们虽然有种种评说，但主要一条是一致的，即认为那是云丹桑布阶级本性决定的。作者本人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也持有这种观点。近几年，我查阅历史资料、访问有关人士之后认为，不能简单地、主观地把云王的叛变，说成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出身，固然对一个人的革命性有着重要影响，但不是绝对的。把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下的某些错误，不加分析的都说成是阶级本性决定的，是武断的。以唯成份论判断是非，往往会掩盖复杂的历史事实。
真心的起义
云丹桑布虽然是阜新地区最大的封建主、蒙古族群众崇拜的王爷，他并不是一位顽固守旧的人。他受过四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教育，精通蒙、汉、日三种文字，是位开明的、有强烈民族意识，有振兴蒙古族事业理想的王爷。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他先后到阜北和内蒙几个旗盟考察。途中，他看到了犹如平民百姓的八路军，也听到了共产党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
回到王府以后，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阜新县城。当时，在云王身边有两种势力：以吴云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他们极力鼓吹恢复封建王爷统治，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部分人都跟随云王多年、有实权，影响大；另一种，是以白希凯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主张靠近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争取民族平等，振兴民族大业。这两部分人，都想把云王拉到自己一边，竖起一杆大旗，壮大自己的力量。
云丹桑布虽然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好，八路军也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可就是不正规，不如美式装备的中央军好。于是他在参谋吴云、张廷发等人的劝说操纵下，投靠了国民党，试图为他的角色重新定位，开辟一个不同的生活空间。
可蒋介石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不给旗政府一点权力。国民党阜新县县长张天权，是军人出身、架子大、口气高，根本不把云王放在眼里。他告诉云王：“一个地区，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旗政府养兵收税，只能从蒙古族人口中另行加收。”云丹桑布听了，脸都气青了。追随云丹桑布多年，有民族感情、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看国民党人蛮不讲理，都先后离开了云王，到阜北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就连他最疼爱的二少爷巴特尔，也不辞而别，悄悄离开王府到解放区参加了蒙民大队。
王府内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走、巴特尔的离去，使云王感到孤独与觉醒，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开始怀疑云王是否“通共”并暗中派特务监视他。后来，经过我党政军多方工作，才使得云王认清形势，打消顾虑，带着眷属投奔了解放区。
由此，我认为云丹桑布起义投诚，是真诚的，是实心实意的。
被抛弃的王爷
云丹桑布既然是真诚起义，为什么又叛变投敌了呢？这一点，除了社会环境影响之外，主要是卓盟纵队参谋长田户，没有全面执行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实施“照顾历史，承认现实……”政策的结果。
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解放初期，人们的封建思想意识相当浓厚，传统观念在人们思想上占统治地位。我们做工作、办事情，不能离开这个现实。我党派到热辽地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盟分会副主任、十一支队政委的乌兰同志，到达敖汉旗以后，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团结蒙古族上层人物十六字方针，就是“团结嘎王，抓住四五，分化云王，打击沁王”。之后，她又亲自到各旗找王爷谈话，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她说：“当王爷也可以革命，只要不反对八路军，我们都欢迎。”她向同志们解释说：“这些人历史有问题，在旧社会干过事，这是历史造成的，只要相信革命，我们就欢迎他。”她还说：“这些人虽然是少数，可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一号召，不少人就跟着干。”
乌兰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她认识到党中央关于“照顾历史、承认现实……”政策的重要性，认识到封建王爷，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价值。
云丹桑布就是在我党政策多方工作下，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起义投诚的。
可云丹桑布到了解放区以后，特别是归卓盟纵队参谋长田户直接领导以后，又被抛弃，致使他又离开了解放区。
田户，原是伪兴安军官学校的学生。日本投降后参加了东蒙自治政府随哈斯巴特尔到了卓盟。田户，是个自私、怕死、政治素质很低的人。一九四六年六月，卓盟分会派他到阜北接管蒙民大队。阜彰县委按照中央“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政策，同意了卓盟分会的意见。这样，田户就从“六月中旬开始，逐步掌握了蒙民大队的领导权。”把蒙民大队和云王的二大队，合并为卓盟纵队第十三支队，支队长云丹桑布，由军事部（田户）直接指挥。
这就是说，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开始，到九月中旬止，蒙民大队和云王的二大队合并为卓盟纵队第十三支队，支队长是云丹桑布。十三支队归卓盟纵队领导，也就是归田户领导，与阜彰县委脱离了领导关系。
田户有了领导权以后，干了些什么呢？
七、八、九三个月，是阜北解放区发生重大变化的三个月。国民党军从小股部队的骚扰，转变为大部队的全面进攻。我党政军为保存实力，从务欢池、塔营子撤退到平安地、福兴地，最后撤到了内蒙奈曼旗的大沁塔拉。身为十三支队参谋长的田户，在敌人向我大举进攻的关键时刻，不是组织两个大队的干部、战士进行抵抗，而是不考虑历史条件、不看现实表现、不与支队长云丹桑布研究工作、不争取阜彰县委意见，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强行整肃蒙民一大队。撤掉了蒙民大队创始人之一、受我党信任、群众拥护的大队长王宝山的职务，然后又安排他从卓盟带来的亲信宝音达来出任副大队长、都古尔为军事教导员。之后又成立一个独立排，专门为他个人站岗放哨。接着就对整个蒙民大队干部、战士进行审查，闹得人心惶惶。
我党对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历来就实行“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对起义投诚过来的战士、干部与我军一视同仁，从不歧视。云丹桑布从通辽开会回来、二大队归卓盟纵队领导以后，田户一次也没到云丹桑布的驻地看望过他，也从没召见云丹桑布研究支队工作。在田户眼里，王爷是社会沉渣、革命对象，不仅没有使用价值，连存在价值也没有。田户还是个自私怕死的人。二大队归他领导以后，他没到驻地去过一次，没向官兵讲过一次话，怕去了有人打他的黑枪。一大队副队长骆长胜找他谈话，“他把手插在裤兜里抓着手枪站着不动，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他把云王放到游击区前沿不管，给敌人策反留下了可乘之机。
阜彰县委看到二大队问题严重，也看到田户主观粗暴不好插手，就以县委书记刘异云、县长张昌、旗长包忠爱的名义联名给卓盟分会副会长、十一支队政委乌兰写了一封信，介绍了田户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派县委干部白诚文、赖天恩送往北票。
田户怕死弃军出走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军开始全面进攻阜北解放区。处在游击区前沿的务欢池、塔营子的两个中队被敌人打散。地主还乡团、红眼队趁机报复。到处进行反攻倒算，杀农会干部。阜彰县委、县政府和五分区，根据形势变化，分别从旧庙、平安地，撤到福兴地。后撤时，蒙民一、二两个大队本应从驻地 随县委一起走。可是田户自己随蒙民一大队撤离，没通知二大队。这实际上是把云王推到敌人一边不管了。田户到了福兴地以后，不是组织队伍转移，而是向县委提出解散蒙民大队，让战士们放下枪马回家。他悲观地跟通讯参谋白希凯说:“老白呀，你们的人都解散回家吧，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不被敌人打死也都得冻死。”田户的意见，受到县委书记刘异云的批驳，也遭到蒙民大队干部战士的反对。田户怕随蒙民大队呆在一起，也怕被国民党军抓住、整死他，就带几个亲信弃军出走了。
云丹桑布并非是一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糊涂王爷。他想，起义前共产党干部对他那么热情、诚恳；在通辽的座谈会上，各位领导对他十分尊重，怎么开会回来才一个多月，田户参谋长一次也没召见他，县委也和他失去联系了呢？
云丹桑布困惑了……
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军不断地转移和后撤，国民党特务机关配合地方政府，趁机派出与云王有过交往的人、潜入解放区进行策反。
云丹桑布起义后，国民党阜新县长张天权，因为排挤云王、贪污受贿，受到热河省省长刘多荃的训斥，不久，市县合并，撤销阜新市保留阜新县撤销张天权县长职务，原阜新市市长韩梅村接任阜新县县长。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热河省派教育科长刘廉杰，会同国民党卓盟代表包子杰到阜新策划云王叛变。县长韩梅村接待了刘廉杰，并派国民党土默特旗分部书记海福泉，阜新县保安大队长雷子阳、原王府梅林舍布登格等人，于七月二十二日潜入解放区，在云王的驻地转述了省长刘多荃恳请云王回府出任旗长的意愿，并告诉云王，原县长张天权已被撤职，韩梅村县长允许设立旗政府。
云王听了沉默不语……
云王的起义，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王爷的权威和用不尽的财富，得到的是他多年追求的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还有在解放区的儿子。这一点，他认为是值得的。可离开解放区就没那么简单了，不仅会戴上叛徒的帽子，而且还把住在解放区妻妾子女抛弃了，同时也株连了蒙民大队的儿子巴特尔。这笔帐有多沉重，云王是知道的。就是说，不到杀头的时候，他是不会离开解放区的。
云王轻信了吴云的谣言
吴云是云丹桑布的高参，此人能说会道，人称“铁嘴钢牙”。前中华民国曾任阜新县第二区民团团长，后任土默特左旗协理，是靠吃王爷饭发家的人。云王起义时，他就不大乐意、想阻拦，但又怕国民党杀他的头，所以就跟着云王来了。到解放区以后他后悔了，就只好站在船上观风向。
原土默特左旗警察大队长贺鸿恩，派包玉给云王送策反信时他就在场，云王看了没动声色，他也就没敢吱声，怕露出心机。国民党军不断地进犯解放区，大部队邻村而过不对云王驻地放一枪一炮，他心中暗自高兴，等待时机。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库伦旗王爷罗布桑林沁，参与内蒙自治军十四团叛变，被旗政府镇压。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与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五团叛变，逃到阜新投靠国民党军。
云丹桑布虽然住在游击区的前沿，可他的耳朵并不闭塞，阜北解放区的消息，国统区的情报，总是从吴云的嘴里传出来。他借机造谣吓唬云王：“库仑的罗王让共产党给枪毙了，奈曼旗的苏王也随十五团逃到了阜新，就连蒙民一大队的队长王宝山，因为他家是地主，也让参谋长田户给撤了职，如今下落不明。听那边过来的人说，凡是当过王爷的，共产党全部杀掉一个不留。王爷，你快拿个主意吧。”
云王听了半信半疑。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当过王爷的人全杀掉。可是看到王宝山被撤职了、队伍也随县委撤走了，唯独把他孤单单地留在山沟里没人过问，心里就划魂儿。听了吴云的报告，他的心开始打鼓了。
云丹桑布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没有出路。跟着八路后撤吧，田户参谋长没下命令，不走吧，只能等着挨国民党军的打。最后，只好听吴云的话，回到了县城。留下这段说不清的历史，让后人评说。
值得汲取的教训
云丹桑布叛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今天重新把这段历史折腾出来，是想对这位王爷的叛变，有个公证的评价，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我认为，阜彰县委、阜彰土苏政府、五分区多次派人进入土默特左旗王府，做云丹桑布的起义工作是有效的；内蒙古骑兵十四团，在王府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对云王、对王府其他官员起到了震慑作用；卓盟分会副主任、十一支队政委乌兰亲自写信给云王、并出面与云王的代表谈判，这对云王的起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云王起义进入解放区后，特别是归卓盟纵队参谋长指挥、脱离阜彰县委领导以后，田户不按党的“照顾历史，承认现实……”的政策办事，放弃对蒙民二大队的领导；当阜彰县委、阜彰土苏政府和五分区，从旧庙、平安地后撤时，田户又有意不通知二大队后撤，致使云王在敌人向我围剿时走投无路，最后在吴云等人操纵下回到县城。这是造成云王叛变的主要原因。
解放后，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总是以反右为中心，很少反左。在人们心目中，右是立场问题犯了不得了；左，则是方法问题，犯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左一点的好。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如果家庭成分高，追其原因，往往都说成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当然，我们党也多次批判过唯成份论、反动血统论。可一遇到实际问题，仍旧自觉不自觉地在唯成份论的圈子里打转悠，结果把造成某种错误的原因给掩盖了。云王叛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田户不执行党的政策造成的，而我们在总结教训的时候，还是在阶级斗争这个线上找原因。今天，终于把蒙在云丹桑布头上这块面纱揭开了。
五十年后，我去内蒙自治区访问云丹桑布的儿子——巴特尔时，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历史，他说：“云王起义后，要是把他留在政府身边，就不会发生那段悲剧了。”
我相信他说的话是对的。
（全文完）
资料出处 辽宁民族出版社《阜新蒙古史研究》第309页～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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