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男色成風，我們從文獻及文學作品中也能獲知了。其中不乏有兩情相悅，與正常人倫呼應保持穩定關係的，如風流才子屠隆與歌童採菱。屠隆先是從好友馮夢禎的父親處，接手了歌童採菱，彼時他赴京任職禮部，意氣自得，採菱也正當年華。後來他被削職，過著打打秋風、賣賣文章混飯吃的日子，但人們還是看到兩人好好地在一起，有詩為證：“風情老去似徐娘，猶逐王孫負錦囊。莫駕輕車殘雪裡，人間無處覓蕭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七六《採菱曲十二章有序》）
但把這種風靡的男色文化，當成是寬容社會的自由選擇，可能就是我們自作多情了。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裡就說了，男色風靡，不外乎以下幾種不得已的情況。一是出門在外沒帶家眷的官員，二是被嚴禁“通姦”的僧人，三是在外課館的塾師，四是監獄裡的犯人，還有一種就是，京城裡禁官伎後，官員們改用男伎，俗稱為“小唱”者（《萬曆野獲編》卷二四）。歸納一句就是，這不過是方便的“性”而已，被社會監督的各色人等，藉著身邊人的方便與隱蔽，宣洩著氾濫的情慾。
既然“方便”是奧義所在，那麼溫情什麼的，顯然是多餘的。比如，“霸道總裁”胡宗憲先生的風格是這樣的：總督浙江時，有一次到巡撫都御史阮鶚府上飲酒，看到一位漂亮的門童，就記在了心裡。某一個公休日，帶著人來擄走了門童，阮鶚聽說是長官乾的，也不敢說什麼。只不過逮著一次到胡府喝酒的機會，阮鶚與門童私下悄悄耳語，兩人還依依不捨地流下了眼淚。胡總裁被酒衝昏了頭，喝令就地綁了門童砍頭，還好行令者知道這位長官在情緒上不靠譜，等他酒醒後才放了門童（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三六）。
男色作為禮物送起來，也比送一個女人之類，不會受世人詬病（因為不容易發現啊）。話說有一位淳樸的周解元（周汝礪），中瞭解元卻考不中進士，只好在南潯的前禮部尚書董份家做家庭教師。時間久了，就提出請假。但董家是誰呀，是富冠三吳還不知饕足的主，後來還因為土地糾紛實在太大，引發了湖州地面聲勢浩大的“民變”。主人知道老師是想家了，明面上不好意思拒，但帶薪假實在不想給。於是心生一計，讓家中一個年輕僕人，把周解元灌醉後，強行出櫃了。淳樸的周解元在不淳樸後，也就不提請假的事，一心一意上全勤班了（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這是吝嗇的主人與廉價的性賄賂的故事。
歌童、門童、小廝，這些底層的依附者，由於沒有聲音留下來，更顯得像個用過就消失了的工具，因為順手、因為隨心、因為沒有麻煩，就被用了，或者願意（為了一餐飯），或者不願意（不知道能為了什麼），總之，都不重要了。換一個階層，在精英們的身上，會發生什麼呢？
明代科舉界，至嘉靖五年的科舉改革前，以貌取人是一直存在的。一開始或許有政治正確的意思，希望得到一些“濃眉大眼”的選舉人才，能代表正面的政治形象。所以，建文三年，第二名的胡廣，因為長得好看被拔至第一。宣德三年：“上覆命內閣禮部選進士及乙榜年少質美者，得進士尹昌、黃瓚、趙智、陳雲、傅綱、黃回六人為庶吉士。”（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科試考》，上海古籍，2017年）
但接下來就逐漸變味了，成了一些主試者個人“獵豔”的競逐地。嘉靖五年改革前，彌封官能直接送卷子給讀卷官，此時，彌封者已記住了重點卷子的名字，可以告訴哪張是誰的。讀卷官接卷後，可以回家住宿，而這一夜，可能就有內閣主試者上門了，他們已經暗地裡觀察好了一些候選者，選擇標準是貌美、年輕與聲譽。這樣，在一堆成績靠前的卷子中，就能大概率選出幾個中意的美少年進入前幾名，再順利進入庶吉士隊伍，從此，他們就成了教官與學員，老師與生徒，從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讓人聯想到《凱恩斯傳》裡寫的“劍橋研究會”，即“信使會”選拔新成員的情節。凱恩斯們在濃郁的同人氛圍中，按嚴格的程序，挑選美貌年少同時又聰明絕頂的新人入會（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傳》，相藍欣、儲英譯，三聯書店，2006年）。享受著悅己的性或性幻想便利，可說是曖昧至極、又狡猾至極的知識分子便利了。
不過也有看走眼的時候，與萬貴妃攀上親的萬閣老萬安，在成化十四年（1478）科試唱名時，就看好了“美而頎長”的曾彥，看他的策論，也覺得萬分好，擊節歎賞，於是就定曾彥為第一名。結果陛傳時，走上來的狀元又老又醜（五十四歲了），滿臉鬍子，個子還矮。可能昨天唱名時，萬閣老眼花耳背，一時弄岔了。萬閣老那個失意啊，“退再取策閱之，平平耳”（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科試考》）。我們找曾彥狀元的像看看，倒不像八卦說的那麼不堪，再怎麼說，人家也是飽讀詩書的進士。而失意的萬閣老，此時年已六十有二。要是有個年輕的狀元不小心被摸了手，既告不了官，又不好寫進文章罵，發現自己跟門童、小廝也差不了多少，我真怕他堅忍的儒家三觀都要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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