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欽宗下詔割太原等三鎮時，宰相何粟當朝痛斥宋欽宗： “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
紹興八年（1138年）紹興議和時，方廷實在奏章中寫道：嗚乎！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
南宋建炎初年，當宋高宗、黃潛善、汪伯彥一夥積極策劃拋棄中原，南下逃跑時，身為從七品下等軍校的岳飛，居然“越職言事”“親自上書批評皇帝：
“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我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乘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結果，岳飛被以“越職言事奪官”。倘若不是以國為計，岳飛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險，竟敢於直言指斥權相誤國，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親征。試問，如果岳飛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從，愛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儘可能逃得快一點，逃離金人遠一點，哪裡還會犯顏直諫，要皇帝親冒矢石，拯國家、民族人民於水火呢？顯然，這完全是出自岳飛為國家分憂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當金兵猛攻建康（今江蘇南京）時，身為右相兼江淮宣撫使的宋軍統帥杜充，完全置敵於不顧，不僅不組織軍民抗擊，反而蓄意投降。岳飛明知主帥怯敵，諸將不協，面對洶洶強敵，自己雖“以孤忠效命，亦無補於國家”，但他還是浴血力戰。當其他潰將劫持輜重四散逃亡時，岳飛首先想到的卻是“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岳飛率眾苦戰數日， 斬敵首以數百千計者不知其幾，直至迫不得已，才整軍撤離。這時，既無朝廷號令，亦無主帥指揮，岳飛想到的卻只是國家。
建康失守後，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宋軍統帥杜充降敵，大將戚方率眾為匪。在南宋小朝廷分崩離析的危難背景下，一些宋軍將校眼看糧盡援絕，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勸岳飛自謀生路，有些人甚至勸岳飛集中散兵遊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國。在這種緊急關頭，“忠於皇帝” 早已沒有任何號召力了。岳飛當然也不會想到為那個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卻堅定不移，並且激勵將士們“當以忠義報國”,絕不能“降而為虜”或“潰而為盜”,並且決絕地說：“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
面對主帥杜充投敵、宋軍士卒潰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亂局，岳飛必須當機立斷。
岳飛召集全體將士，接著慷慨陳詞說：“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
岳飛慷慨的言詞，激昂的音容，使全體將士感泣起來，將士們不敢再萌生異志。大家欽佩岳飛忠義愛國、勇武絕倫，為岳飛的愛國精神所感動，紛紛表示願意追隨他抗戰到底。岳飛最後對劉經等軍說：“凡不為紅頭巾者，隨我！” 劉經等將領也表示願追隨岳飛，共同抗金。
在危難而複雜的局面中，岳飛進行巧妙而果斷的處置，表現出非凡的智勇，也使眾將士同心同德地團聚在抗金殺敵、保家衛國這面旗幟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極其艱難的非常時期，岳飛率領幾千將士,堅持與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圍，連續多次重創金兵, 準備相機收復建康。當岳飛率師移駐宜興時，他岳飛曾滿懷激情地揮毫題壁述志：
“餘駐大兵宜興，…….徘徊暫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從表面看，岳飛要迎還二聖，似乎屬於“忠君”,其實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
紹興八年（1138年），宋高宗與秦檜一夥決意屈膝求和，岳飛不僅接連上章反對，並且和宋高宗“對著幹”，一方面加緊練兵，準備軍需，一方面派人大力連接中原義兵，相約以“嶽”字旗為號，一旦準備就緒，便要舉兵北伐。與此同時，岳飛還明確表示：“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不當這不為國家盡忠的窩囊官。
當宋高宗怕岳飛舉兵阻礙和議，想把岳飛召到杭州進行說服時，岳飛立即上書“屏跡山林，以養微軀”，慌得宋高宗急忙連下嚴詔，勒令岳飛入朝。宋高宗再三藉口自己是迫於“盡孝”，要迎回“帝后梓宮，”請求岳飛支持議和，岳飛卻毫不客氣地指出：
“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岳飛繼而又復奏道：“不可與（金）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畢，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
當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國要求定了第一次紹興和議後，詔書傳來，岳飛卻在所謂的賀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場：“臣…….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臣願謀定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嵇顙以稱藩！”
這哪裡是賀表，簡直可稱為檄文！
宋高宗趙構為粉飾醜行，對南宋文武臣僚加官進一秩時，岳飛堅決不肯接受，並且一再強調：“夫虜情奸詐，臣於昨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傷亡，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眾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慾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以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節”，岳飛認為，容忍皇帝與金議和一事，是有損於自己的民族氣節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賞，則更有辱於人格，與自己 “盡忠報國”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國家榮辱為榮辱，以社稷興亡為己任的岳飛，才敢於兜頭給宋高宗、秦檜一夥潑下一盆冷水。一個滿心忠君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幹不出來的。
——當紹興十年（1140年）金國叛盟，金軍大軍壓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詔岳飛等全線出擊抗金。時岳飛苦心經營大舉北伐已達三年，中原義軍，已在兩河結成起犄角之勢，單等岳飛揮戈北上。西線上的抗金將領吳璘、胡世將等，頑強地抗擊金兵，把金兵阻擊在鳳翔，在東線上，抗金將領劉錡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朮十萬大軍的猛烈攻擊。另有韓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陽軍，張俊部王德已進軍宿、亳，形勢對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見局勢緩和，便要岳飛住手，專派司農少卿李若虛星夜趕往鄂州（今湖北武昌），傳達密旨，要求岳飛“兵不可輕動，宜班師”。岳飛見旨後，義憤填膺，反覆向李若虛申明形勢大義。為了 “忠君”，李若虛再三堅請岳飛遵旨班師，岳飛不從，寧可違抗皇帝密令而招來殺頭之禍，也決不讓國家失去這次難得的抗金良機，毅然抗詔揮師北伐。正是這種無限忠於祖國的義舉，才能使李若虛大為感動，也毅然表示：
“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於是才有了岳家軍收復河南大片故土，接連擊敗金軍主力，取得郾城大捷、穎昌大捷，繼而乘勝進軍朱仙鎮，打出宋朝的國威。倘若岳飛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義舉？僅從上述幾例，我們不難清楚地看到：岳飛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國家！
作者 劉坤太 《略論岳飛之“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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