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意思，我看重点在于重要，这个重要是你觉得重要还是学术上觉得重要？
关于其他国家的史料研究的想法，这个历史学来源于胡适的想法，他在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历史学会提出的，他把日韩保存的有关中国史料作为新材料的想法。大约是07年开始，葛兆光先生率领文史研究院整理一些域外汉文文献，从周边看中国的观点也是影响很大。
我们先看看一些有趣的记载，比如皇帝的长相，关于皇帝的长相，一般人都是避讳的，哪怕写出来也都是“龙章凤姿”之类的套话，朝鲜半岛出使清朝的使者，则没有这些顾虑。年轻的康熙“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闵鼎重《老峰燕行记》）乾隆则是“面白皙，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李德懋《入燕记》），两年后另一个朝鲜人的记录是“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蔼然有春风和气。”（朴趾源《热河日记》），大约，乾隆确实是肤色白皙。
而关于清代学术的风气的转变，朝鲜人也有相应的记载，朝鲜使者柳得恭看见“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郑玄）”这反映的是乾嘉时期考据学之风的盛行，而程朱理学离开了学术主流，而朝鲜人依然尊崇程朱理学，所以，朝鲜使者经常批驳考据之学。这些都是有趣的记载。
域外文献的价值不在于记载了什么似乎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很多域外文献也未必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没有他者，就没法了解自我。如果用西方人的日记之类的史料，巨大的差异性会让西方人觉得东方一切都是新奇的。而朝鲜、日本、越南则属于东方，又是作为他者存在的。异乡的旅行者会注意被熟悉这片土地的人忽略掉的东西，这就是朝鲜使者记载的意义所在。
参考资料：《想象的异域》、《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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