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山阳
说起李绅，即使现在的无锡本地人，也是没有几个知晓的。
唐 李绅
说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却是大江南北黄发垂髫，开口即来的。
这首诗的作者即是李绅。李绅写过三首《悯农》诗，这是其中一首。第二首也是家喻户晓的，是这样写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还有一首，散佚多年，近代才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人诗卷中发现，“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织梭女， 手织身无衣。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
《悯农》
历史上写过《悯农》的，不止李绅一人，宋代杨万里写到“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还有一首佚名的，写得比较直白，“老天不悯农，遍地起黄风。无云难下雨，百姓少收成。”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讲清楚。
谁在“悯农”？“农”是什么，为何需要被“悯”？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和主体的农耕社会。晚清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新中国以来，真正地“工业化”进程才得以有序展开。一直到现在，基于农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态也没有完全改变。古有神农氏，受到万民敬仰膜拜；孟子理想的社会，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社稷”即指“土神”和“谷神”；封建时代的社会次序，“士农工商”，“农”俨然排在第二位。如此，都可以看出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境遇”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大多数时间内，农民生活在一种极低的“水深火热”的“倒悬”生活之中。
明代 士大夫
位于“农”次序之前的“士”阶层，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他们拥有较高的知识构成和文化背景，享受着较高的物质文化享受，又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积极入世”的心态来看待和参与到“现实社会”之中。当他们看到“农”之悲惨生活境遇时，出于既定的学识和修养，“悲悯”的心态已然形成。与“底层”的农民相比，他们高高在上，以一颗居高临下的心审视着“涂炭”生灵，发誓要“解民于倒悬”。李绅早期生活在乡间，看到农民的辛苦劳作与悲惨生活，乃作《悯农》，以抒内心之感慨。由此可见，“悯农”的主体并不是“锄禾日当午”的农民，而是在远处旁观的“士”，而“农民”却成为被怜悯对象的“他者”。
历史的尘埃还未消散，现实的境遇依然艰难。农民的“底层”身份还没有改变，更多的“底层”次第出现，他们生活在“艰难时日”和“悲惨世界”之中，却无从发现。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们是“失语”的，或者是“无语”的；他们无心表达自己，无力表达自己；他们只好被表达，通过他人来代言，而知识分子则适时充当“代言者”的身份。但是，置身事外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真实的真正的有效地去表达底层，却成为一个问题。即如《悯农》，难道只要有了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发两句感慨，就足够了吗？“一种虚有其表的悲切情绪、一种居高临下下的非对称的人际关系、一种施小惠的态度。当贫苦无依、饱受经济匮乏磨难的广大民众蜂拥进入政治场景，‘怜悯’之情绪反映愈形扩散，而推促革命分子‘视怜悯为个人最真诚与真实的自我，同时将之投射于政治领域’。‘怜悯’一方面变成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展示；另一方面，它像一块海绵，盘吸了个人的自我，革命分子变成一位自我迷恋、顾影自怜的行动无能者。”（阿伦特研究专家蔡英文）
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革命者，但是从知识构成和文化层次上看，他们都是高于“底层”的知识阶层，都可能成为“底层”的代言者。他们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恪守“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日三省吾身”，修身养德，对外建立“事功”，“治国平天下”。当内在的修身养德与外在的建立事功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决断呢？难道仅仅是“悲天悯人”就足够了吗？难道在“事功”之外不用顾及其他价值和原则了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绅，或许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在历史的多层阐释下，发现一个历史化的“悯农”诗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消解的。
据《太平广记•酷暴》，初，李公赴荐，尝以古风求吕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后来，李绅官做到同平章事、尚书右仆射（宰相），成为无锡历史上第一位宰相。
做了大官后的李绅，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形象。有这样一些传说，可以看出李绅的变化。
“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尝侨寓江都。李公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之。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
“又有崔巡官者，居郑圃，与丞相同年之旧，特远来谒。才到旅舍，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管驿崔巡官。’下其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
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以此来看，李绅又呈现出“翻云覆雨，仗势欺人”的残酷行状。
《宰相刘罗锅》剧照
又说，李绅在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并且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李绅“悯农”在前，“豪奢”在后，其间又是如何变化的。想到《宰相刘罗锅》中的一个场景，和珅妻妾成群围桌而坐，桌上尽是山珍海味，饭前却要像基督徒一样祷告，说得却是“锄禾日当午”。和珅自是被戏剧化的，对比李绅前后的转型，倒也是意味无穷的。
据《新唐书·李绅传》，“始，绅南逐，历封、康间，湍濑险涩，惟乘涨流乃济。康州有媪龙祠，旧传能致云雨，绅以书祷，俄而大涨。”“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
在民间，则转化为更加形象的“作书责龙”。李绅来到媪龙祠，命书僮摆出文房四宝，研好墨，伸好纸，手指着老龙塑像，写道：“生为人母，犹怜其子，汝今为龙母，不独不怜一方子民，反效尘世贪官恶吏刮民骨髓，岂不耻为龙乎……倘不，吾当上表天庭，陈尔劣迹，定伐鳞革甲，汝不惧雷霆耶？”
无论是“作书责龙”，还是“为民趋虎”，李绅又具有一副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十足的“青天大老爷”形象。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胡适也曾说，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一个客观的存在，因为不同的叙述者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再加上其本身多种阐释的空间与可能性，就会产生不同的形态与面貌。官方修史与民间野史，对“传主”的价值判断和细节选择，本来就有不同的取舍原则。民间的“悯农”诗人，被韩愈在《新唐书》中冠以“虐杀良平”的帽子，也就不足为怪；“悲悯”、“担当”与“酷暴”、“豪奢”，同时集于李绅一人之身，也就不会太令人惊异了。
知人论世，从李绅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看似二元分裂的矛盾形象，或许可以更加清晰一些。李绅，官宦世家。曾祖李敬玄，官至正一品中书令，封赵国公。祖父李守一，任成都郫县令。父李晤，历任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祖籍亳州，后徙家无锡，居梅里祗陀村。
“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不管是正史，还是民间传说，或许因为“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缘故，世人颇看重“孤儿寡母”的故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韩愈如是，岳飞如是，李绅亦如是。历经艰难，寡母含辛茹苦，孤儿自强不息。孤儿一招金榜题名，搏得一官半职，名垂青史；母以子贵，获得诰封，可喜可贺。正因为如此，“葬母，有乌衔芝坠輤车”，这是感动了上天，特来表扬的。
“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李绅其貌不扬，在其内心深处，不知是否曾有过自卑，又是否因为身体的缺陷而发愤图强。
《无锡县志》载，“绅读书惠山，少苦贫。每有著述，潜取寺中佛经，窃识其后。为主藏者所知，致被欧辱。后徙剡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柰方結实，有蛇据其上。会老僧至，驱之，蛇入绅怀中忽不见，僧异其事。及觉，问绅，答曰：适梦在树间，食柰甚美，似为僧逼而悟。老僧以故阴异之，延致院中，肄业数年。去将赴解举，僧分橐金助其行。”本土志，大概有着“圣贤化”地方人士的倾向，在二十四史或者民间传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殊不见，刘邦斩白蛇起义，朱洪武也有诸多轶事。成功人士，概在年少时，都有非凡的“异兆”。孔已己已然说过，“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麼？”何况，李绅年少贫寒，窃书来读，自是非同一般的见识和胆量。幸而有伯乐，老僧慧眼识珠，否则无锡就没有了这历史上的第一位宰相。
“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不乐，辄去。”李绅饱读诗书，想来是要“治国平天下”的，对金字塔内的“学院派”研究，自然是看不上的。正是这次离开，才有了后来的“站错队”，更有了后来的“识时务”，才会培养出后来的“政客”。
“客金陵，李锜爱其才，辟掌书记。”李锜是观察使，因为骄纵，朝廷下诏令其进京。李锜不愿进京，还打算杀掉朝廷命官，命李绅起草文书。“绅坐锜前，佯惴怖战，管摇纸下，札皆不能字，辄涂去，黑数十行，又如是几尽纸。持怒骂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从两先人耶?’对曰：‘绅不敢恶生，直以少养长儒家，未尝闻金革鸣，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诚得死，若在前，幸耳！’锜复制以兵刃，令易纸，复然。”（《文苑英华·李绅传》）这一段文字，非常形象地把李绅的机智应变又有些无赖的形象刻画出来。李绅审时度势，相当准确地判断了政治形势，后“锜诛，乃免。”
牛李党争
由于曾反对李锜，朝廷嘉奖他的胆识和气节，元和四年，召入京任校书郎，李绅就正式进入了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之中。在李绅仕途中，最应该关注的应该是令其自觉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的“朋党之争”了。
当时李德裕、元稹也都任翰林，三人均才华横溢，情意相善，被称为“三俊”。二李关系最为密切，其后二十多年中，他俩在政坛中始终是最亲密的盟友，是为“李党”。和以牛僧孺、李逢吉等人为首的“牛党”长期对峙于政坛，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皆出身士族高第，以门荫人仕，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 支持唐廷抑制强藩。牛党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他们与藩镇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政见不同。两党交替执政，相互攻伐，朝局混乱。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牛僧孺病死后，牛李党争才告结束。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剑桥中国史》中，讲到“牛李党争”时指出，“中国的政治伦理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他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李绅陷入朋党之中，集团内部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为了争权夺利，他无力自拔，也无心走出，最后在党争中被“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政治斗争，永远都是残酷无情的，没有一丝温情，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李绅不是革命者，却是彻底的政治家。在残酷的斗争中，他革了人的命，也被人革了命。悲耶！叹耶！
正如韩愈所说，“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所拫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虽没而坐湘冤云。”李绅年少苦寒，孤儿寡母，发愤图强，以诗文称于世。在野时，没有体制内的约束，处于文人的“良心”，多对社会的不公正有所讽喻和批判；在朝时，虽然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虽然也有致力于“事功”，但身陷党政之中，却身不由己，难以深切地自我反省了。而一朝身居高位，那还吃的进“苦口良药”，听得进“逆耳忠言”了，享受着浮糜奢华的生活，就无法真正地去体味民生之艰难了。
谈到李绅，必须提到的，还应当有诗歌。李绅注意社会时弊，关心民间疾苦，以乐府的形式用新题写时事，称之曰新乐府。结识元稹和白居易后，共同倡导“新乐府”，“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并作20首乐府诗，题为《乐府新题》。元稹和12首，并作序以示赞同。白居易续了李、元的新诗，写了50首，取名《新乐府》。游国恩、王起等人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写到“自创新题是始于杜甫，但有意识地以‘新题乐府’为标榜和传统的古题乐府区别开来的，李绅却是第一人。”
笔者曾在祗陀村附近（即今无锡东亭长大厦）工作年余，当时尚不知李绅还生长于斯。这个小小的村落，元末明初高士倪瓒也曾居住于此，现在已建起大片的农民安居房，叫做“云林苑”。倪云林的故迹，似乎还能找寻到一二；李绅的音容笑貌，早已消逝不见了。
惠山
只是在惠山上，还有后人所建造的“读书台”。元王仁辅在《无锡县志》中说：“李相书堂在惠山，小径萦纡，有堂三楹，中绘唐李绅像。绅未遇时，常读书惠山。”清光绪七年《无锡金匮县志》载：“李公垂读书惠山，后徙剡川精舍……公既贵，改精舍为龙宫，因筑读书台于宫内，岁久湮没。万历间谈修立石重镌李丞相读书台六字”。 谈修为此专门撰写了《 李丞相读书台竖碣记》一文，李丞相读书台竖碣不久，“游人上跻吊古者接踵，可见高山景行之风信可奋起者哉”。后人在此留下诸多诗篇，江南巡抚周忱的《李绅读书台》写到，“丞相当年未第时，读书曾向此栖迟。水边行径望遗迹，竹外荒台有古基 。老忆家山诗尚在，梦尝丹李事尤奇。老僧知我怀贤意，相引凭高慰所思。”
那年，李绅回到故乡无锡，重上惠山，想想当年辛苦读书的场景，满腹感慨，油然写出《上家山》：
上家山，家山依旧好。
昔去松桂长，今来容须老。
上家山，临古道。
高低入云树，芜没连天草。
草色绿萋萋，寒蛩遍草啼。
噪鸦啼树远，行雁帖云齐。
岩光翻落日，僧火开经室。
竹洞磬声长，松楼钟韵疾。
苔阶泉溜鈌，石甃青莎密。
旧径行处迷，前交坐中失。
叹息整华冠，持怀强自欢。
笑歌怜稚孺，弦竹纵吹弹。
山明溪月上，酒满心聊放。
丱发此淹留，垂丝匪闲旷。
青山不可上，昔事还惆怅。
况复白头人，追怀空望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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