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9年）是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时期。当时中东国家进入石油繁荣期，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很多国家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同时中东局势不稳，尤其是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加剧。这一独特形势为中国企业同中东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在此期间，中国努力在中东扩大出口、引进资金；积极进行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抓住机遇发展军品贸易。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快步走向世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世界很多地区。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以及军售，使中国掘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桶金”。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东；经贸关系；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军售
肖宪，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正文
图片来源：Chatham House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集中在政治领域，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即使有经济往来，也都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服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在对外交往中开始注重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发展中国经济；中国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通过两次石油涨价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一些国家由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带来了重大商机。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地区冲突不断，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大量采购武器，军火市场空前繁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1979～1989年），中国同中东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贸往来、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武器转让等方面的合作。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中国的经济贡献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十分有限，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贸易伙伴少，中国在中东的贸易伙伴仅限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二是贸易规模小，当时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2～3%，如1969年中国同中东国家的贸易总额不到2亿美元。三是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支持埃及的反殖民斗争，本不需要进口棉花的中国连年购买埃及的棉花和棉纱；1960～1962年，为帮助新取得独立的伊拉克，中国每年从伊进口6万吨椰枣。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强调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最显著的变化是双方在深化政治关系的同时，加强了经济往来，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注重政治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同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同部分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成立了双边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委员会，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迅速增长。1978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仅10.8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7.06亿美元，进口3.78亿美元）。十年后的1988年，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额上升至28.4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3.38亿美元，进口5.09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期间，根据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661号决议，中国停止了同伊拉克的贸易往来，同其他中东国家的贸易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1990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减至24.99亿美元。但海湾战争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很快恢复了增长势头，1991年双边贸易额回升至29.18亿美元，1992年进一步增加至35.25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2.91亿美元，进口12.34亿美元）。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以轻纺产品和食品（包括茶叶）为主，五金矿产、土畜产品、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次之，还有家电、工艺品等。中国从中东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棉花、化肥、高低压聚乙烯、磷酸盐、钢材、橡胶、小麦、胶合板以及石油等。从商品结构来看，双方的贸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当时中国虽然也从中东进口石油，但主要是出于贸易平衡的考虑，包括一些作为补充的油品。其实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并不缺石油，每年还出口一定数量的石油。随着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才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解决贸易中外汇短缺和资金困难的问题，中国曾先后同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签订了政府间支付协定或贸易支付协定，规定双边贸易采取记账方式支付（或记账易货贸易）。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阿拉伯国家经济情况的改善以及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继续采用记账方式支付很难实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贸易平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70年代中期起，中国同上述国家通过友好协商，签订了新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将原先的记账贸易方式改为现汇贸易。至1985年，中国同所有中东国家的记账贸易都改成了现汇支付。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进入80年代后，海湾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占中国对中东地区出口的70%以上。1978年，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中东国家仅有4个，即科威特（1.26亿美元）、伊拉克（1.26亿美元）、伊朗（1.19亿美元）和埃及（1.17亿美元），中国同这4个国家的贸易额占当年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总额的87.7%。至1988年，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中东国家已达8个，依次为约旦（10.26亿美元）、叙利亚（3.72亿美元）、沙特阿拉伯（2.96亿美元）、科威特（2.34亿美元）、土耳其（1.94亿美元）、阿联酋（1.92亿美元）、埃及（1.65亿美元）和伊朗（1.64亿美元）。至1990年，同中国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中东国家有9个，顺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依次为土耳其（5.85亿美元）、沙特阿拉伯（4.18亿美元）、伊朗（3.62亿美元）、阿联酋（3.10亿美元）、叙利亚（1.37亿美元）、阿曼（1.33亿美元）、科威特（1.19亿美元）、伊拉克（1.18亿美元）和约旦（1.09亿美元）。可以看出，由于外汇充裕，对进口无限制、无配额，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外汇、资金和利润都能自由进出，贸易条件优越，海湾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发展较为迅速。
然而，从当时双方各自的对外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同中东国家的贸易额只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左右。中国在中东的主要贸易伙伴同中国的贸易额一般也不超过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是同中国关系最好的中东国家，但1990年中埃贸易额只有8,000万美元，仅占埃及对外贸易额的0.8%，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0.08%，这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很不相称。当时中东地区每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大约为2,500亿美元，而同中国30亿美元的贸易额只占1.2%。
中国与中东国家贸易额不高的主要原因同彼此的出口商品结构有关。当时双方相互出口的商品基本是轻纺、食品、半成品、原材料和土特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互补性也不强。例如，1987年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1,000万美元以上的15种大宗商品是服装、茶叶、食品罐头、棉涤纶、棉花、棉布、大米、纸张、纸浆、铁丝、抽纱、五金工具、麻袋、陶瓷和毛毯。中东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钢材、钢丝等金属制品和尿素、各种聚乙烯及土特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和中东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机械、运输设备、大型成套设备、电子电器等技术含量高的资本产品和附加值高的耐用消费品，双方都不得不从西方国家进口。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方贸易额的扩大。此外，双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中国对中东各国的贸易都存在较大的顺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中国在中东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多，中东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1978年至1988年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从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近30亿美元，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贸易伙伴从传统的埃及、叙利亚等地中海沿岸国家逐渐扩展到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曾向埃及、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提供了不少援助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进入80年代后，此类项目虽然有所减少，但公路、桥梁、体育场馆、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及派出农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体育教练组和医疗队等援助项目仍维持在一定水平。中国在埃及的经援项目达30多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这是80年代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该工程于1986年3月奠基，1989年12月落成，中埃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落成典礼。开罗国际会议中心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现代化的会议大厦之一，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耗资超过1.5亿瑞士法郎，埃及人称它是“中埃友谊大厦”。
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中东石油生产国因此获得了大量石油外汇收入。特别是海湾石油生产国出现经济繁荣，纷纷投入巨额资金，掀起空前的、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建设高潮。由于这些国家普遍缺乏本土劳动力，施工力量不足，众多国际承包商和外籍劳工涌入中东地区，使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市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韩国等纷纷进军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市场。
1978年6月，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向国务院提出，应抓住国际承包工程市场出现的有利时机，利用中国与中东各国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尽快组织中国建筑力量进入中东市场。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一提议，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率先进入中东市场，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1979年3月，这四家国有大型企业同伊拉克、埃及等国共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36项，合同金额达5,117万美元，揭开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序幕。
尽管中国进入中东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较晚，但由于遵循了“守约、保质、薄利、重义”的经营原则，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仍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亮点。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的对象国由几个发展到十几个，承包额持续增长。据统计，1978～1988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签订的劳务及工程承包合同约2,600个，工程承包总额达55亿美元，实际营业额达32.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同期对外工程承包合同总额（89亿美元）和营业总额（49.7亿美元）的61%和65%；同期向中东的劳务输出占中国对外劳务输出总量的83%。其中，1984年的工程承包合同额最高，达11.757亿美元；1985年的合同总额达7.887亿美元（其中工程承包合同额达6.78亿美元，劳务输出合同额达1.107亿美元），该年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人员为43,081人。
当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中东地区承包的工程项目主要是房建和筑路项目，项目规模较小，承揽方式以分包和承包施工为主。加之中国劳务人员均是有组织、成建制派出，吃苦耐劳，遵守纪律，而且不带家属，项目完成后即回国，很受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欢迎。中国企业往往信守合同，员工工作勤奋，能够严格控制工程进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工程承包质量不断提高，有的承包项目被所在国誉为“样板”工程。承包项目因而不断扩展，向多档次、高技术的方向发展，劳务输出也趋向多样化，技术和智力劳务输出呈上升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拉克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最大市场。中伊在该领域的合作始于1979年，最初中国公司从提供劳务和承包中小工程开始。从1981年两国签订了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济、贸易、技术混合委员会，为双方工程和劳务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至1985年，伊拉克已成为中国开展对外劳务及工程承包最重要的国家，双方累计签订劳务和工程承包合同444项，合同总额达15.3291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工程和劳务合作总额的30.8%；当年中国在伊劳务人员达20,895人，占该年中国在国外劳务人员总数的39.1%。这一时期，中国在伊拉克的劳务和工程承包成功实现了结构性转型，即从建筑业逐渐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企业承包的项目以土木工程为主，包括住房、桥梁、水坝和厂房等；进入80年代中期，承包工程逐渐转向铁路、公路、水电、石油等领域，输出的劳务人员也逐渐从建筑业转向服务业。
科威特是当时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仅次于伊拉克的国家。中国1981年开始进入科威特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中国企业最早是从一家法国承包公司分包布比延大桥工程，该桥长2.5公里，跨海将首都科威特城与布比延岛连接起来，合同金额达187万美元。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努力，按设计要求高质量完成了工程，并在1982年10月提前一个月完工。对此，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该工程除采用新技术外，令人注目的另一特点是使用了中国劳工。中国工人组织严密，一旦任务下达，他们就采取自己习惯的方法组织施工，保质保量完成生产指标。”1981～1991年间，中国在科威特的工程承包合同额达3.8027亿美元，劳务输出合同额达1.7784亿美元（见表1）。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最多时曾有近2万中国工人在科工作。
表1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海湾六国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钱学文：《海湾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除伊拉克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外，这一时期中国还与北也门、约旦、埃及、伊朗、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东地区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国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逐步铺开，中东地区的地位自然就有所下降。例如，1980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总额仅1.4亿美元，几乎全部集中在中东；至1990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总额达21.25亿美元，已开始分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以及港澳等地。另一方面，因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和美元贬值，中东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开始萎缩，而地区局势动荡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失去了伊拉克这一最大市场。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中国从伊、科两国撤出了近2万名劳工。即便如此，中东仍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最重要的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同科威特等中东国家的引进外资合作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的另一个亮点。从1982年到1988年，科威特政府设立的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KFAED）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笔共3亿多美元的低息贷款，利率为3.5%～5%，这些贷款用于13个项目的建设，其中湖南胶合板厂、安徽宁国水泥厂、新疆乌鲁木齐化肥厂、福建厦门国际机场、沙溪口水电站等五个项目都在80年代后期就建成投入使用。1989～1991年，科威特基金会又先后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亿多美元的贷款。至1992年，科威特共向中国提供了约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涉及19个建设项目，大多为机场、公路、港口以及工业园区建设项目。除政府贷款外，科威特的圣塔菲石油勘探公司、雷耶斯集团等私营企业和财团也同中国联合开发南海油气田、建设秦皇岛中阿化肥厂等。科威特是这一时期中国引进外资最多的中东国家，也是当时中东地区唯一向中国提供政府优惠贷款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科威特的带动下，约旦、突尼斯、利比亚、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向中国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或投资，这些外资对中国当时的“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海湾小国科威特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和引进外资的“领头羊”，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作为海湾产油国的科威特拥有大量石油美元。据英格兰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湾产油国共拥有海外资产3,420亿美元，私营财团的资产1,300亿美元。当时只有120万人口的科威特，却拥有约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需要找到投资出路；而现代化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则急需外资，合作符合双方彼此需要。二是中国同科威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科威特1971年与中国建交，是海湾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往来密切，彼此较为熟悉，互信度高。中国在海湾局势、巴勒斯坦问题上同科威特立场接近，也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外，科威特在经济上开放度高，在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时不预设条件和限制。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军售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虽然向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巴解组织”、“佐法尔解放阵线”等地区国家和组织提供过武器和装备，但是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我们不当军火商”的原则，这些武器主要是出于支持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反帝反修”等政治目的给予的无偿军事援助。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中国对中东地区提供的武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有限，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微不足道。按以色列学者伊扎克·希霍的说法，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向中东提供的军事援助总价值约500万美元，品种也只是步枪、机关枪、地雷、手榴弹、炸药等普通小型武器。而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是苏联和东欧集团，每年都向中东国家出售数量巨大、价值上亿美元的先进武器。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将武器作为商品，同部分中东国家开展武器贸易，以换取外汇收入。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开始淡化意识形态、更加注重务实合作，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而合法的商业性武器贸易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东地区是重要的国际军火贸易市场，美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大量向中东地区出口军火，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也希望在这一市场中获得自己的份额。此外，一些曾接受过中国无偿援助的国家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军工产品，而中国刚开始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又急需外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坦言：“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1979年1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同年5月2日，中国和埃及在开罗签订了一项军售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6型飞机44架、歼教6型飞机6架、涡喷6发动机220台、涡喷8发动机28台，总成交额达1.67亿美元。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中东国家、也是首次向国外出售武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军事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时任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在这一单军火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谈判才得以顺利推进。由于合同执行良好，1980年4月，中国与埃及又在北京签订了出口60架歼7飞机及备份发动机、备件和测试设备的合同，总成交额达2亿多美元。
虽然中国是中东军火市场的“后来者”，但不少中东国家很欢迎中国武器的到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武器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结实耐用，交货及时，而且中国很少或者基本上不附带政治条件，这与美国等国家在出售军火时设定的高门槛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对于那些原先从苏联获得过武器的国家来说，中国武器在技术和设计方面与苏制武器很接近，与它们所熟悉的苏式武器可以实现兼容。
除埃及外，伊拉克和伊朗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军火客户。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和伊朗都需要大量进口武器装备。而出于各种原因，传统的军火供应国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向两伊提供武器，如美国因1979年伊斯兰革命停止了向伊朗提供武器，苏联也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这就为中国进入两伊军火市场提供了机会。从1983年至1986年间，中国向伊朗、伊拉克出售的武器占中国中东军火出口合同额的近92%，实际交付占中国出口中东武器的87.5%。从1987年至1990年间，中国向两伊出售的军火仍占中国中东军火销售的56.6%。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国遵守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的规定，停止了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但伊朗仍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武器客户。1991～1994年间，伊朗一国的采购就占中国对中东地区军售的68.7%。
这一时期中国还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叙利亚、北也门、利比亚等国出售了部分武器。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虽尚未与中国建交，但两伊战争和阿以冲突使其深感安全受到威胁，沙特在向美国要求购买武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求助。1986年4月和7月，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两次访问中国，提出与中方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希望中国向其提供“东风-3”型（也称CSS-2型）中程弹道导弹，强调这是法赫德国王的决定。当时中国对与沙特开展军贸持积极态度，同时也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沙特建交。1986年8月，中国破例同意向沙方提供“东风-3”型导弹。1987年2月和9月，沙特防空军司令哈立德·本·苏尔坦亲王两次秘密访华，参观中国导弹生产基地，商谈签订有关军贸协议。由于军火交易的敏感性，这些活动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向沙特提供导弹也为几年后中沙建交铺平了道路。沙特先后向中国购买了约40枚“东风-3”型地对地导弹，价值30亿至35亿美元。按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ACDA）的统计，1982～1986年，中国最大的武器出口客户依次是伊拉克（33亿美元）、伊朗（12亿美元）和埃及（6.25亿美元）；1987～1991年，中国最大的武器客户顺序变成了沙特阿拉伯（30亿美元）、伊朗（26亿美元）和伊拉克（17亿美元）。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都是中国最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场。中东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武器出口地区，如1985年中国所有出口武器都销往中东地区；1986年中国94%的武器销售合同是与中东国家签订的。中国出口武器的种类既有传统的轻武器和“三大件”——坦克、装甲车和火炮，也有性能越来越先进的飞机、舰艇和导弹。然而，1990年以后中国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在中国军工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下降，至1993年已降至16.7%。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东地区局势发生深刻变化。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后，地区国家对武器的需求减少；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其实行制裁和武器禁运。其次，中国武器虽然价格较低，但科技含量也较低，性能不高，尤其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西方高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大受中东国家青睐，传统的中国武器日渐受到冷落。最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军火出口市场逐渐多元化，销往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军品不断增加，使得中东地区所占的比重下降。1994～1997年，中东地区在中国对外武器销售中所占的份额只有18%。
勿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军售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尽管每年10多亿至20多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对于美国、苏联等武器出口大国来说并不算多，然而对于才开始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以1987年为例，该年度中国全部商品出口合同额只有394.4亿美元，而同中东的军火贸易收入就高达43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商品出口总额的11%。可以说，中国对中东的军售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除经济收益外，中国的武器转让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同武器购买国的关系。例如，军售使中国同伊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提供了便利；中国同埃及的关系也因军事合作而更为密切；中国1987年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导弹，也为1990年中沙正式建交奠定了重要基础。（见表2）
表2 1983～1992年中国对中东的军售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军控和裁军署：《世界军费开支和军售，1995年》，转引自[以色列]伊扎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第194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军售曾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指责中国武器破坏了中东军事力量的平衡和稳定，甚至称中国向中东地区扩散核武器和化学武器。1993年7月，美国认为驶向伊朗的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化学武器原料，要求登船检查，还派军舰围追堵截，最后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武器原料。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往往捕风捉影，甚至不惜歪曲事实，造谣污蔑。事实上，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售的武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美、苏（俄）两国，也赶不上英国和法国。据英国方面的资料，1984～1989年，伊拉克共向中国购买了33亿美元的武器，同期向苏联购买的武器高达140亿美元，向法国购买的武器也有50亿美元。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军火商，仅1991至1994年间，美国向中东地区输出的武器就超过325亿美元。（见表3）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军售问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固然是它们担心中国向中东国家出售高质量和高性能的武器，尤其是担心中国的中远程导弹和核材料、核技术流入中东后，会打破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另一方面则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担心中国武器进入中东军火市场后，将会挤占它们的市场份额，影响它们在中东的武器销售。美国打着控制武器流入中东的旗号，以国际警察自居，对中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但自己却大肆贩卖军火，是典型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为。
表3 1983～1994年中东地区的主要军火供应国（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里查德·格里迈特：《对发展中国家常规军售，1983－1994年》，转引自[以色列]伊扎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第194页。
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在向中东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是有原则的，并且坚持严格的道义标准，中国从未向中东地区提供任何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在中东军控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一是中东军控应遵循“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向中东出售武器最多的国家应承担特别的责任和义务，应充分尊重和听取中东国家的意见和主张；二是中国支持在中东建立无核区和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主张；三是中东军控应该同中东和平进程相联系，是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应是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同时，中国政府还公开了中国的军售三原则，即出售武器的目的是帮助进口国进行防卫；不出售可能破坏中东战略均势的先进武器；不利用出售武器干涉他国内政。对于军品出口，中国政府还严格规定只向主权国家政府出售武器，要求接受国提供最终用户和用途证明，并明确承诺不向第三方转让。中国从来没有向非国家实体和个人出售过武器，避免了中国武器流入地区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之手。多年来，中国在军售问题上一直恪守这些原则。
四、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同中东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发展，并通过对外开放走向世界。而中东国家正好进入石油繁荣时期，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纷纷掀起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同时地区局势不稳，各国开展军备竞赛，两伊爆发军事冲突。这种独特的形势给双方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中国得以在中东扩大出口，开展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和军品贸易。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油价大幅下跌，各国开始紧缩财政，削减进口，压缩基建规模，市场萎缩；同时外部介入增加，中东和平进程启动。而中国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无论是工程承包、劳务输出，还是商品和武器贸易，都有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中东市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增长迅速，保持着较大的顺差。工程承包和劳务出口成为中国同中东开展经济合作的一大亮点，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和创新。中东地区多为不发达国家，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一些石油输出国虽拥有大量资金，但在现代化建设中却缺乏高质素的劳动力、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具有相对较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中国人吃苦耐劳，头脑灵活，但缺乏必要的外汇资本，这些都正好与中东国家工程和劳务市场的需求相吻合。因此，中东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在国外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地区。在中东开展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国国内的劳动就业压力，还获得了大量外汇收入。此外，1982年以后中国与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成功引进了数笔国际资金。1982～1989年，科威特、阿联酋、约旦等国共向中国提供了5.7亿美元的贷款，这不仅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外资项目，而且是优质的长期、低息政府贷款。
这一时期中国在中东最有特色、最具挑战性的活动，就是抓住机遇开展的军品贸易。中东是世界上冲突和战争最频繁的地区，地区多数国家都没有自己的现代军事工业。武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中东国家对外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改革开放前中国流入中东的少量武器都是无偿赠予的。在“军售三原则”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军火贸易取得了重要突破；伊拉克、伊朗、埃及在中国对中东的军售中位列前三名；至80年代后期，沙特阿拉伯也成为中国军售的重要对象国。据统计，1980～1988年间，中国对两伊及埃及军售的数额约在110～120亿美元。中国与埃及的军事交流还不限于武器销售，两国间还开展了军事技术交流、联合举办军事装备展览等活动。除大笔的外汇收入外，武器转让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同购买国之间的关系，也促进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也许并不算一个很大的数目。如2014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已达3,186.6亿美元。但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来说，这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外汇收入，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于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快步走向世界。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在中东地区的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以及军火出口，中国掘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桶金”。
本订阅号关注中东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发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学术信息。
微信ID：MESI_SISU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閱讀更多 上外中東研究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