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麦积山石窟早期勘察活动
晚清和民国时期，是麦积山石窟发展最为低落的时期，香火败落，僧人寥寥，原来的秦州佛教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沦为附近乡民进行简单佛事活动之地。当时山体栈道大多断绝无法登临，外界对麦积山石窟亦所知甚少。
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初八，天水学者冯国瑞先生考察了麦积山石窟，揭开了对麦积山石窟勘察的序幕。此后，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勘察团、一九五二年中央西北文化局勘察团、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化部勘察团以及其他学者的考察，都使外界逐步了解了麦积山石窟在艺术史、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一）冯国瑞先生与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地处深山，交通不便，加之栈道长期毁坏未通，无法登临进入洞窟，故近代以来很少有人涉足，只有附近的山民、香客等偶尔到这里烧香拜佛。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寺院的宗教活动也只是由少数僧人勉强维持。
将麦积山石窟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的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一九一七年（日本大正六年），大村西崖出版了《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在此书中，引用了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国外始知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麦积山建七佛龛一事。但这条资料仅仅是大事记性质的，比较简单，并没有引起人们对麦积山石窟的足够重视。
真正将麦积山石窟引入国人视野的是天水学者冯国瑞先生。冯国瑞，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著名学者，一九二七年毕业。一九四九年前，先生曾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国立西北师范学校教授等职；一九四九年之后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兰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他先后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文史馆馆员和省政协委员等职，著有《绛华楼诗集》《张介侯先生年谱》《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等。
一九四一年初，冯先生开始整理地方历史文献，接触了很多有关麦积山石窟的资料。同年农历四月初八，冯先生和朋友赵尧丞、聂幼莳等同行，首次到麦积山实地考察，以﹃对证古本﹄的方式去找古迹，抄录碑文，勘察地理环境，并对石窟做了编号，发现以前未有人谈到的壁画，颇有收获。随后写成《麦积山石窟志》（下文简称《志》），由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线装本三百册发行。该小册子是国人对麦积山首次考察研究的成果，当时的《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新闻媒体均有相关报道，这对宣传麦积山石窟起到很大作用。麦积山石窟始继敦煌之后显扬于世。兰州大学刘文炳教授所作的序中高度概括了《志》的价值：必待文物劫余之后，而始有《敦煌学》之成学；必待像画劫余之后，而始有云冈、龙门之审存。故在外人未有所著之先，国人皆未之及。唯秦州麦积山石窟之有志，则自天水冯公仲翔始。
《志》中对麦积山石窟的历史沿革、造像、壁画、建筑及有关碑刻铭文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考证。全志包括十二部分：一、甘肃诸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龛。二、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三、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龛。四、北周李允信之建造麦积山七佛龛与庾信之作铭。五、散花楼遗迹间之六朝壁画与藻井画。六、造像。七、建筑。八、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九、宋明清人之石刻。十、瑞应寺。十一、胜迹。十二、艺文附录。全志涉及范围广泛，基本上对麦积山石窟遗存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
为了保护麦积山石窟艺术，先生建议修建保存文物的博物馆，多次给当局负责人于右任、邵力子、吴稚晖、邓宝珊以及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等去信、打报告，拜见西北行辕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提出自己对于保护和维修石窟的意见，并多方请求协助。
一九四四年二月，冯先生偕同刘文炳教授再次赴麦积山石窟考察。这次考察，主要完成石窟的编号及草图测绘工作。随后他写成《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提出研究和保护方案，并呈报甘肃省政府。
一九四五年，冯国瑞对山体正面（即东崖）洞窟情况进行整理并在《和平日报》上报道后，驻榆林的邓宝珊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对自发组织保管运动和补修栈道曾给予大力支持，次年（一九四六年）九月拨付了一定的资金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修缮。同年秋天，冯国瑞邀请甘肃省第四区（天水）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在山中小住，争取到政府少量资金。十月对东崖卧佛洞到牛儿堂的栈道工程进行了维护。同时在僧人的配合下，补修瑞应寺房屋及僧房，并建设山馆五间，工程历时两月有余，为来往的学者和游客提供基本的参观和考察条件，并请吴稚晖先生题写“麦积山馆”，还请于右任先生题“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的对联。
一九四七年初，冯国瑞先生邀请天水县长方定中上山考察，并联合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拟定对有重要史迹洞窟的补修计划。这是首次对麦积山石窟从维修保护和周边环境治理诸方面考虑较为全面的一次保护计划，惜时局以及资金问题，这些计划都没有落实。
此次上山时，通过与僧人交谈，得知麦积山西崖有“万佛洞”，由于栈道断绝，百年来无人登临。遂请来当地木匠文得权，于二月十日“挟长板，架败栈间，递接而进，至穷处，引索攀援”，于此发现了麦积山最大的洞窟（现编号一三三窟）。冯先生依据文得权的口述，认为此洞即是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中描述的万菩萨堂，欣喜之余立即用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的原韵撰写《天水麦积山西窟万佛洞铭并序》，后以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的名义刻石于山中，现保存于瑞应寺。次年（一九四八年）还为文得权题写中堂及对联各一。对联写道：“洞窟猿升山上下，莲花鱼戏叶东西。”
一九五二年十月，冯先生陪同西北考察团对炳灵寺石窟考察后，又对麦积山石窟进行勘察，发现并编号洞窟有一百五十七个，摩崖石刻题记最早为唐代大中七年（八五二年），并对发现的一三三洞窟的第十号造像碑在内容、建筑、装饰、雕刻、艺术等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中央文化部组织以吴作人为首的专家组对麦积山石窟做进一步的勘察研究。七月二十九日正式开始调查工作，勘察团主要以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志》为重要文献依据，对麦积山进行了历时三十二天的考察，冯先生随行。这次勘察收获很大，后来冯先生也随团到北京，继续做资料的整理工作。他写的《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和考察团的报告一起发表于一九五四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二期。从此，众多专家对麦积山石窟的研究都以冯国瑞先生的考证为依据。
一九六〇年生活困难时期，冯先生身体日渐衰弱。他自觉来日无多，特命儿孙将家藏的各类文物及书画、拓片共十余箱，悉数捐赠给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收藏。他相信这些藏品只有交给麦积山才会永久保存，如此方不负当年收藏之初衷。冯先生捐赠的藏品不乏精品，极大丰富了麦积山石窟艺术的内容，并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二）王子云带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麦积山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的一个针对西北各省的艺术文物调研的学术考察团体。该团于一九四〇年成立，由留法归国的艺术家王子云提议组团并担任团长。历经四年多的时间，对川、陕、豫、甘、青各省尚未遭到日本侵略者损毁的古代艺术文物进行全面勘察与清理，以文字记录、测绘、写生、模铸、拓印、临摹等田野调查方法展开对西北古代艺术史的基础性研究。
一九四三年秋，王子云先生带领团队考察了麦积山石窟，由于栈道败绝，大部分洞窟都无法登临。王子云等绘制了麦积山石窟全图，并且对东崖可以登临位置的刻石进行了拓印，拍摄了照片。这是麦积山石窟的首次摄影记录，后行文报告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时甘肃省政府迫于当时全国文化界抢救麦积山石窟的呼声，命令天水中学校长范沁勘察石窟、绘图，提出保管办法。但限于时局，都没有具体保护措施。
一九五三年，王子云、何正璜等再次来到麦积山石窟考察，由于之前的西北考察团架设了部分栈道，西崖的部分洞窟及一二八、一三三、一三五窟都能到达，此行则对一九四三年未能到达的洞窟，特别是西崖洞窟进行了考察。西北考察团当时编号一百五十七个，虽然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是在学术界还是有流传，当时王子云采用的编号正是一九五二年西北考察团的编号。随后，何正璜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旅游杂志》上发表了长篇的《一串被遗忘了的珍珠—— 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一文，文中分麦积山石窟兴衰史话、洞窟现状、艺术作品介绍等三个部分对麦积山进行全面介绍，其中艺术作品介绍中又分为麦积山石窟的作品特点、建筑、造像、石刻、壁画等几个小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工作。文章整体对麦积山石窟的艺术价值评价很高，对开凿年代、历史演变、造像风格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刻的认识，是麦积山早期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三）敦煌文物研究所阎文儒、李浴及其他学者考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敦煌后，敦煌艺术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离职东返。在这个过程中，阎文儒、李浴共同考察了麦积山石窟。
阎文儒最先离开敦煌东返，一九四五年初冬，李浴离开敦煌东返，沿途首先考察了安西榆林窟，之后东行。他在兰州遇到了阎文儒，时阎先生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上古史。稍作停留后二人遂结伴东返，目标就是天水麦积山石窟。
到达天水后，二人首先拜访熟悉麦积山石窟的冯国瑞先生，了解了麦积山石窟的基本情况。后二人乘坐马车费时两天（在甘泉镇住一宿）到达麦积山石窟，因当时寺院荒僻，僧人将他们安排在附近农家住宿，条件非常简陋，阎先生在后来的描述中说：“时山内荒烟蔓草，景色黯然。”
因当时西崖栈道不通，阎文儒和李浴考察的主要还是东崖的洞窟，记录了洞窟内容，并且绘制了石窟分布示意图，对保存的碑刻也进行了考察，在麦积山停留的时间为八天。
李浴撰写麦积山调查报告，内容有三项：
（一）石窟寺创修源流考， 说明石窟创建年代及麦积山石窟历史地理环境。
（二）石窟内容记略，对部分洞窟内容进行记录。
（三）碑记摩崖录识， 抄录麦积山各种碑文题记，报告约万字。
辜其一先生是四川荣县人，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四川大学教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育、建筑系主任，专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一九五一年，辜其一先生考察了麦积山石窟，之后发表关于麦积山石窟建筑艺术的专论《麦积山石窟及窟檐记略》，内容包括：石窟历史、石窟及佛龛、装饰及妆銮、石造窟廊之制度。这是学者首次对麦积山建筑艺术的专题研究论文，在文章中引用了王子云一九四三年拍摄的麦积山石窟照片和测绘图。
（四）西北考察团和中央考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考察
一九五二年，冯国瑞发表了一些炳灵寺石窟的基本情况，在此影响下，九月中旬，由中央政府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家单位组成的考察团，对永靖炳灵寺进行了首次勘察。月底返回兰州后，冯国瑞先生建议，利用此次调查的人力对麦积山石窟进行考察。后决定由常书鸿先生带队，参加人员有段文杰、史苇湘、范文藻、王去非、孙儒僩 、窦占彪等， 冯国瑞先生随队考察，时天水行署文教科配合了此次考察。
勘察队从十月中旬开始至十二月一日结束，历时四十余天，对重点洞窟进行摄影、测绘和临摹工作，共发现石窟一百五十七个并进行编号。这是麦积山石窟有组织勘察工作的开始。勘察小组对一三三窟十号造像碑及北魏造像评价极高，对有关建筑装饰艺术材料倍加注重。勘察小组的工作情况汇总为勘察报告，但并没有对外刊发。在当时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西北文化部完成麦积山石窟勘察工作——发现具有民族风格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雕像和壁画》，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也促使中央政府文化部在北京组织相关方面的人员进行下一步的勘察。
常书鸿先生带领的这次考察，是在完成炳灵寺石窟的考察后主动提出对麦积山石窟的考察。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不便，时值寒冬，麦积山寺院破败，并常有大型的动物如豹子、野猪出现，威胁着调查人员的安全，地方相关部门派出持枪民兵做保卫工作。全体勘察队员风餐露宿，不畏风雪，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麦积山石窟首次有组织的科学考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是次年中央勘察团工作的前奏。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麦积山石窟的文物以及保存情况，为后期的保护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一九五三年七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亲自组织麦积山石窟勘察团以做进一步的勘察研究。团长吴作人，团员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李瑞年、罗工柳、邓白、孙宗慰、萧淑芳、戴泽、陆鸿年、吴为、张鸿宾、程新民、张建关等共十五人。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为研究组，罗工柳、李瑞年、孙宗慰、萧淑芳等为绘画摄影组，张建关、程新民、张鸿宾为翻模测绘组。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勘察团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写出《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工作报告》和《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日记》。
勘察团成员的临摹、特写、外景照片、翻模作品及测绘洞窟图纸等研究成果，后于一九五四年均选编入《麦积山石窟》图册刊印。研究者们编录的《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共录编一百九十四个窟龛，相比西北文化部勘察小组新增三十七个窟，每个编号洞窟内容均涉及窟形、时代、建筑、造像、壁画、题记诸方面。勘察团的《报告》《日记》及《内容总录》的发表，引起国内外研究我国古代佛教艺术、古代雕塑史和美术史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并一致肯定了麦积山石窟的重要性，它可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三大石窟齐名。
勘察团研究成果的公布，将麦积山石窟再次推介给世人，麦积山石窟渐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和考察的兴趣，这是麦积山石窟研究得以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后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诸多学者发表麦积山石窟相关的文章都是依据中央勘察团对外发表的成果。雕塑家刘开渠把麦积山石窟誉为“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塑馆”。麦积山石窟能够在一九六一年成为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诸多前辈多次调查后的结果。
二、庐江草堂藏麦积山石窟旧影的时间和价值
（一）庐江草堂藏麦积山石窟旧影的时间考订
在中央考察团考察麦积山石窟之后，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负责石窟日常管理等工作。由于中央勘察团考察成果陆续对社会公布，引起了诸多美术、历史、考古等方面专业人员的注意，并相继到麦积山石窟进行考察。其中部分学者用在当时条件下甚为贵重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外景和洞窟文物的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不同时期洞窟塑像和壁画的保存状态，都有重要的价值。
庐江草堂保存有二百余张麦积山石窟早期的照片，拍摄时间和作者不明，但是通过照片中反映出的各种信息，还是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照片的拍摄时间，为这些照片的价值阐述提供佐证。
照片反映的麦积山石窟外观全部是木质栈道。麦积山石窟自一九七七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山体加固工程，山体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栈道也逐步建造为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形式，所以，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在一九七七年之前。
麦积山石窟在历史上一直是传统的木质栈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由于香火败落，长期失于修缮，石窟栈道多数断绝无法通行，仅东崖的中七佛龛和上七佛龛可以通达，其他位置都是只能远观而不能进入洞窟。从一九四三年王子云先生拍摄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到麦积山石窟最初的面貌，西崖完全无法通达，东崖也只有部分洞窟可以勉强通达。一九五二年，西北勘察团对西崖的栈道进行了修建，最高一层的一二七等窟都可以到达；一九五三年，中央勘察团又对东崖的栈道进行了修建，至此，除中区的个别洞窟外，大部分洞窟都可以到达。从庐江草堂藏麦积山照片看，东、西崖的栈道都已经进行了修建，以此可以判断，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份之后。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于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在之前的十年中，因为国家经济困难，石窟保护工作一直处于简单的看护阶段，较少有一定规模的建设工程，所以这一时期石窟的外貌变化不大。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归属甘肃省文化局。同年六月，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视察麦积山，此后国家文物局开始对麦积山石窟在资金等方面进行直接扶持。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对石窟栈道的维修，使得山体外貌逐步发生改变。一九六六年完成了整个山体最危险的一段栈道（五窟— 天桥— 一三五窟）的维修工作，石窟面貌改变明显。但是在庐江草堂藏的照片中仍然是天桥栈道维修前的面貌，可以肯定是一九六六年前拍摄的照片。
一九六三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划归到甘肃省文化局之前，省文化局、天水行署等单位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石窟的人员、资产、管理、文物保护等情况进行调研。调研报告中称有五十五身大型造像呈前倾倒伏的危险状态，需要进行支护。从一九六三年之后，文管所组织人力对这些塑像进行简单的支护。但是在庐江草堂藏的照片中没有看到大型造像被支护的现象，所以可以肯定，这些照片是拍摄于一九六三年前。
图片中有天王殿内部的照片，可以看到该建筑的窗棂破坏现象。在查阅到的有关天王殿建设的资料中，一九五四年九月对该建筑的屋顶进行过修缮活动。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对建筑门窗的维修，但是如对损坏窗棂这类的小的维修活动完全是可以在屋顶的维修中一并修理的。如此，或可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推定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之前。
（二）关于作者
拍摄者不详，但是我们仍是可以从照片中推测到一些信息。
作者应该是从事雕塑的美术工作者。拍摄的照片反映塑像雕塑特点的较多，甚至一个塑像从多个角度拍摄，重视表现塑像的结构等特点。而照片中反映壁画的则极少，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身份。
作者在石窟的停留时间比较长，大约为一个星期，并得到了文管所的充分协助。在第一四窟金刚照片中，其中一张是金刚自然状态的照片，而另外一张则是为了防止塑像前倾倒伏，在胸口位置采用铁丝捆绑的方法进行固定。这显然是拍摄过程中发现了塑像有前倾倒伏现象，报告文管所后采取了固定措施。另外还拍摄了一些当时被收进文物库房的散件造像，这些都是需要文管所协助才能进行的。
（三）照片的价值
这些照片是在西北勘察团和中央勘察团完成麦积山石窟的勘察之后，比较早的以个人名义对麦积山石窟所做的照片记录，这些资料都是对两次有组织的考察图片资料的补充。虽然洞窟内的塑像图片有重复现象，但是由于拍摄者的理解不同，拍摄的角度也各自不同，所以这些照片可以相互印证，从多个角度反映洞窟内塑像的面貌和保存状态。
敦煌研究院保存有一九五二年西北勘察团拍摄的照片。但是从提供的照片看，在中央勘察团搭设完东西崖的栈道之后，又派人拍摄了一些照片，两次或者是多次的照片存放在一起，批次已无法分辨；时过境迁，也无法确定之后拍摄的时间和人员。在庐江草堂保存的九四窟的照片中，塑像背后的一块壁画尚有保存，而在敦煌研究院保存的照片中，九四窟塑像背后的壁画已经脱落，说明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一九五二年的勘察之后再一次拍摄了麦积山石窟的照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庐江草堂所藏的照片拍摄时间不会太晚。
麦积山下的瑞应寺是一组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建筑群，各个殿内保存了部分明代的塑像，因为年代相对较晚，所以多次考察都很少拍摄寺院中的塑像。而在庐江草堂保存的照片中，却有瑞应寺天王殿内的多张天王和菩萨像。这些塑像现在已经不存，这些珍贵的照片使我们得以了解明代麦积山石窟寺院中的造像艺术。
在麦积山石窟西侧，直线距离约两公里的位置，有一处北宋时期开凿的石窟，依据其位置被称为豆积山石窟或者是罗汉崖石窟。该石窟仅保存一个摩崖窟龛、三尊宋代塑像，规模较小。因位置较为偏僻，所以少有人涉足，在早期的勘察中都没有学者对这一处石窟进行考察。但是在庐江草堂所藏的图片中就有多张罗汉崖石窟的照片，这应该是最早反映罗汉崖石窟的照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前，麦积山石窟是处于早期勘察时期，除了西北勘察团和中央勘察团，一些从事美术工作的学者，或是在单位的支持下或是自己独立考察，都不远千里来到麦积山石窟考察。当时交通条件很差，需要从城区步行或者是雇佣骡马车到麦积山；住宿都是在简陋的寺院里，条件都非常艰苦；简易栈道安全性也存在隐患。但是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许多美术界的学者为麦积山石窟积累了大量的早期资料。这些考察对麦积山石窟文化影响向外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许多学者通过这些照片了解到麦积山石窟，而这些照片也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麦积山石窟文物保存状态的直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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