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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以下简称雄安)位于古代燕赵地域的中北部，是少数民族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文化教育发展提供了资源。本文主要探讨雄安古代书院的历史及相关论题，以为雄安传统教育积淀的挖掘及优秀文化遗产的弘扬方面发挥绵薄之力。
一、雄安新区古代书院的历史脉络
雄安古代书院的发展情况，是雄安古代文化的反映。笔者将对雄安古代书院的历史脉络作如下梳理。
唐代是书院发展的萌芽时期，此时的书院主要为政府整理书籍、藏书之地，或者私家读书、研讨学问之所，书院尚未形成制度。宋代书院形成制度，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趋势良好。但是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原因，宋代河北书院的状况与全国形成相悖之势，尚处于书院教育发展的低谷阶段，处于宋辽金征战冲突前线战区的雄安更未出现书院教育的踪影。
元代由蒙古族建立少数民族政权，统一全国。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落后于汉族。为了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元朝统治者积极引导理学北传，在文教政策方面实行“汉化政策”，提倡尊孔崇儒，重用儒士，发展教育，保护书院并采取奖励政策加以倡导。太宗八年(1236)，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主持在北京建立了元代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太极书院收藏了大量宋代理学及其他书籍，包括宋儒周敦颐、程颐、程灏及朱熹等著作，并延请河北大儒赵复主讲其中。这足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元代统一后，一些标榜民族节操的文人不愿到朝中做官，亦不愿到官学讲学，遂择风景秀丽之地，隐居山林，创建书院，授课讲学。由此，北方创建了大量书院。据白新良著《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至元代末年，北方书院中新创建书院达80所，元代政府赐匾额处有16处 [1]36 。
元代统治者在提倡创建书院的同时也加强对其的控制，着力于使书院逐步官学化。元代的雄安亦出现了书院。元大德四年(1300)，安新县三台的静修书院开办，书院以元初哲学家刘因的字命名。随后又在安新县城创建观光书院，即后世的“正学书院”，可惜未有详细的资料记载。
明代书院发展跌宕起伏，但又最具特色。明代初期，统治者重视官学教育与科举选拔，以解决士子求学出仕问题，同时，又对书院加以限制，以加强思想控制。这使得明初书院趋于沉寂。明正统年间(1436—1449)，一些地方官员在官学之外开始兴办书院，提倡程朱理学。受此影响，明代中央统治者一改之前对书院的限制政策，转而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进入正德年间(1506—1521)，书院引起了各阶级、阶层的关注，加之王守仁、湛若水之心学的传播，及其学派弟子对程朱理学的调整和改造，书院发展进入全盛时期。雄安毗邻京师，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思想大师前来讲学。安新县的正学书院，在元代观光书院学术传承与教育活动基础上改造复兴，恰在明正德年间进入鼎盛。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湛若水居于安州(即安新)，在正学书院讲学论道，阐发理学心学学理教义，培养地方人才。
清初封建统治者，禁止“别创书院”及“自由讲学”，书院一度停废。雍正时期(1723—1735)出于笼络限制汉族知识分子的需要，清政府鼓励在各省省会建立书院。于是，各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书院数量急剧增加，分布广泛。各地政府对书院山长的任聘、定期考核，生徒的选录和考课等加以控制，使书院进一步走向官学化。此时的书院与官学的差距缩小，成为科举的附庸。
1895年以后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开学校折》《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主张将书院改为中西学堂。光绪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各省普遍开展了改书院为学堂的活动。但是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致使戊戌变法失败，书院又恢复了旧制。不久，《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下令开展“新政”。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改书院为学堂。至此，有着悠久历史的书院教育，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清代，雄安为直隶省所辖。保定直隶总督署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主政京畿重地的直隶地区，其地位处于各省之冠。在各省书院繁荣时期，清代雄安的书院亦呈现发展景象。清代安新县拥有3所书院。刑部尚书高景为家乡人才培养及文明风尚提升怀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这种桑梓故里的衷肠热望化为兴学设教的行为。他于书院受排斥之时——康熙五年(1666)，在安新县城东大街开办渥城书院，成为康熙朝前期国内新设少数书院之一。嘉庆十九年(1814)，安新县北关桥北路西新设葛乡书院。时在清代中期，乾嘉学派流行，书院在传播理学思想，研读、讨论理学著作的同时，也着意于名物制度、经济民生的知识与技能传授。光绪十六年(1890)，安新县衙西端建立安新书院，系由知州章钧提取全州摊派及罚款修建而成。这已是洋务运动后期，传统教育机构及课程教学内容面临挑战，并日渐削弱。书院办学数年之后，维新运动日趋高涨，西学已由专门技术教育向普通教育延伸。各地旧有书院已处于调整、变动之中，而此时安新却新建书院，说明当时人们对书院价值的肯定。在清代，雄安的其他两个县同样有书院办学的活动。康熙八年(1669)，容城知县赵士麟于县治东(今西大街路北)创办正学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恰在洋务派官僚恭亲王奕 以及新崛起的湘淮系封建大吏曾国藩、李鸿章主持兴学堂、派留学及译西书的“新教育”活动进程之中，雄县知县松龄以县库杂款为资金基础，设九河书院，后改雄文书院。
二、雄安新区古代书院举要
(一)安新县的古代书院
安新县地处华北平原河北省的中部。西、南、北有冲击洼地平原、东有驰名中外的白洋淀、境内土肥水美，素有“北国江南”“华北明珠”“鱼米之乡”之称。安新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与容城、雄县相比，书院教育更为辉煌。
1.元代静修书院
静修书院建于元大德四年(1300)，位于安新三台，元代著名的教育家、诗人刘因曾在此讲学。刘因(1249—1293)，容城人，他曾从学于赵复，与许衡并称为“元代北方大儒”，对元代北方书院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刘因世代业儒，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由于坚持入元不入仕的原则，仅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入朝任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足一年就以母亲生病为由辞退。此后，皆以母疾为由，谢辞不就。一生隐居山林，潜心讲学。刘因推崇两宋的理学人物，谓“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 [2]114-115 。他认为士与贤在人性上并无差别，通过读书、精修，“士”可以成为“贤人”，“贤人”亦可以成为“圣人”。刘因的著作主要有《四书精要》30卷，《诗》5卷，《易系辞说》以及由其门人辑录之《静修文集》。安新县三台是刘因主要授徒之地，因此得名。元代河北著名学者危素称“保定刘先生以道德学问高于天下，既役之七年，安新县三台乡作颛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庙与明伦堂、诸生斋室，皇庆元年朝廷赐额曰静修书院。静修者，先生之别号也” [3]15 。元政府赐匾“静修书院”，以示敬重与敬仰。元末，因兵马战事，书院、文庙均废。明弘治十二年(1499)，安新县知县周伦重建书院，因已建文庙，周伦认为此地不必再设文庙，遂在文庙基础上新盖房三排，中间设刘因像。此后正德年间知县李升、嘉靖年间知县周冕、隆庆年间知县王德新、崇祯二年(1629)知县胡士栋均有修葺，匾曰“先贤风教之地” [4] 。静修书院在元代延续时段长，明代王朝又不断得到发展，对地方教育史及区域学术文化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2.明代正学书院
正学书院由元代的观光书院发展而来。观光书院建于元代安新县城东北角，具体创建时间无史料记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翰林院编修、“心学”哲学流派思想家——湛若水客居于此，并在旧有观光书院讲学论道。不久，书院被尼僧所占，嘉靖十年(1531)，时任安州知州的郑朝辅请示巡抚林有孚另觅它处安置尼僧，又改为书院。此时，官任礼部尚书的湛若水再次来书院讲学，并为书院提匾“正学”。正学书院据此得名。中外教育史上都曾不断出现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之间的纠葛，正学书院恰是一个典型例证。郑朝辅奉调它任，鸠占鹊巢之剧重又上演，尼僧卷土重来，以书院为佛教场所。两年后(1534)，新任知州张寅又逐走尼僧改为书院，木鱼诵经、静坐默念重又回归至书声朗朗、礼仪揖让及研学修身的理学教育场景。两者之间的波折纷争终告平息。至明末，在战争的军事冲突形势下，正学书院受战火蹂躏，学舍倾塌，书院废弛。
明代书院以讲学论辩为教学特色，讲学的盛行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书院又促进了学派交流、讲学争鸣的繁荣，二者相辅相成。以湛若水为代表的王门“心学”中的甘泉学派最负盛名。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明代心学思想家、书院教育家，因家居广东增城县甘泉都，遂自号甘泉。弘治十八年(1505)，湛若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擢编修。湛若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将“心”作为宇宙本体，“心”不仅是主体之心，更是天地万物之心。又强调“立志”“知本”，从而“体认天理”。学习修身更要“事上磨炼”“煎销其心”。弟子门徒整理其文稿书札，汇辑为《湛甘泉先生文集》。他的思想及活动对明代书院的发展、讲会的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湛若水讲学安新正学书院，不仅推动了地方学术繁荣，传播了心学思想，而且从一个侧面也发挥了讲学论道对当地教化的作用。
3.清代渥城书院、葛乡书院
(1)渥城书院
渥城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年(1666)，位于安新县城东大街，原为渥城义学，是刑部尚书高景怀抱家乡情愫而创建的。康熙十年(1671)，生员杨尔嘉捐地50亩。康熙十八年(1679)，知县杨对捐俸银修葺。嘉庆十二年(1807)，知县侯宗秩重修院舍并题匾“渥城书院”。
道光十二年(1832)，安新再次撤县建州，书院闲置。咸丰元年(1851)，乡绅武嘉谟劝捐重修。光绪十六年(1880)，安州知州章钧考虑安新乡下考生赴试安州童生试考棚凭添诸多不便，加之州文庙年久失修，于是采纳乡学禀生管倬等人的意见，重修渥城书院。为此，又专访驻扎在保定直隶总督署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李批示“据禀安州书院设在州城，乡学生童应课不便，因从乡学禀生管倬等之请，将旧渥城书院捐复，业已落成，应准分课” [5]251 。由于书院声名日隆，远播它方，生员、举贡接踵而至，达到书院办学的高潮。后任知州刘璠，与书院教师交往甚密，常来书院视学交流学术，并亲授理学。为充实书院文献资源，便利师生讲学、自学及讨论，他还将珍藏价值不菲的书籍捐给了书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及直隶，书院在外敌铁蹄践踏的浩劫中关闭，院址沦为德法军需处，书籍大多亡佚。
(2)葛乡书院
葛乡书院始建于嘉庆十九年(1814)，位于安州北关桥北路西。乾隆初年，安州陈懿长在其家塾基础之上，扩大规模，提高层次，改办书院。书院聘请县学教谕陈淑起等有名望的地方学者任山长，历时40余年的风雨岁月，后不幸中断。嘉庆十九年(1814)，书院复兴，公举俞星溪为山长，重启培育地方英才硕彦之路，办学活动有声有色。10余年之后，俞星溪父亲俞士杰在北关外捐学舍一所，并在东河涯捐园地田亩以备修增院舍所用，题匾“葛乡书院”。此后，书院入学生员突破了家族乃至地域的限制，不但本地从学者很多，外地来此求学的莘莘学子亦络绎不绝。葛乡书院教学课程以理学经典及时文制艺的科目训练为主，但并未完全受限于科举举业，而是增设了实学、经济及少量自然知识的内容。因此，办学质量及绩效深受社会各界的赞誉，尤其是受到士林学者的称颂。这表明嘉庆至道光以后，理学、经学传统教育观及价值取向已有所松动，多元学科知识及实用经济的教育作用已受人关注，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内在诱因加剧。
(二)容城县的正学书院
容城县地处冀中平原西南方，位于大清河水系冲击扇中心。区域内地形平坦，海拔高度7.9～19.5米，地势呈斜坡状，由西北向东南平缓下降。县界除西部偏北侧以外，北、东、南三面有南拒马河、大清河、白洋淀，水系资源丰富。容城县历史悠久，拥有灿烂的文化：磁山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文化等四个文化遗址;曾是燕国重要都邑，秦属上谷郡。汉高帝六年(前201)封赵将深泽候国，景帝三年(前154)封匈奴降王有荣氏(一云徐卢)于容城，此后废置不一。明后期置容城，至清不改。容城的地理人文积淀为历代教育提供了物化依托，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自然有其存在基础。但是历史上容城作为独立行政单位常受冲击，不时融入安新、雄县，致使独立办理书院历史到了清代才揭开序幕。
康熙八年(1669)，知县赵士麟于容城县北创建正学书院。史载“知县赵士麟建有祀，并约载艺交” [6]303 。赵士麟，云南河阳人，康熙年间任容城知县。赵士麟在职期间，重视教育，创建了正学书院。揭教约十二则，亲自讲学，诸生将其言论辑为《敬一录》。赵士麟极具改革精神，办事从实际出发，对于不便于民的陈规陋俗，一律废罢。他参考刘因、孙奇逢的办学实践和主张，并以明代重臣、保定籍名宦杨继盛事迹为佐证，为正学书院编制了《兴学会约》：“兴学会约列款十二，一辩学，二立志，三明性，四正心，五谨独，六躬行，七笃伦，八改过，九虚受，十读经，十一持久，十二申约。”集诸生讲会于其中，“一时冠冕云合雾涌，几不能容” [3]7 。
正学书院学制并无严格及具体规定，除日常教学及学生自学之外，特别安排每月“初二、二十六辰刻”由造诣精深、学行著称的教师或地方官员在明伦堂内讲学，院内及院外的学生、士大夫聚集于此听讲。书院办学宗旨以选拔选送科举士子为主，培养他们走向仕途管理或成为社会部门专业人才。同时为克服官学科举应试教育的弊端，书院还标榜革除学生内心的情感欲望，教化社会风俗;在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更要躬行道德伦理实践。书院办学活动曾在当地繁盛一时，出现了每逢“诸生讲论”，必显“观者如堵”的情形 [5]179 。
正学书院建筑布局结构西正厅五楹，颜曰“敬一堂”，东厢为经义斋，西厢为治事斋，前后共三十一楹 [6]303 。书院分为前后南北两个院落。后院西房为正厅，即“敬一堂”，“经义斋”为注讲课试之所;“治事斋”科目课程突破理学经典和八股制艺，而注重实用民生及经济事功的知识技能，体现该书院有实学教育的特点及办学倾向。书院的经费来源多样化，共有三种途径：一为政府拨款。方志文献所载，书院创办时“诸邑候禀请大吏共拨公款京钱一万余吊”。二为收纳地租。“书院地六十四亩，四十八亩，坐落县东;五里十六亩坐落县北。王家庄村民耕种免差役岁延掌教收其籽粒”。三为绅民资助。“东四庄义学观音寺僧人广林捐地五十九亩，为延师膏火之资邑候章有碑志”。“东四庄义学朱万盛及其子明先后捐地五十六亩，设立邑候何有碑志” [6]303-306 。三条渠道筹措的办学经费共同维系书院的正常运转，发挥经费依托的统合作用，至于以何者为主，尚难分清。这也说明官学化的书院不同于官学，仍有其民间资本的投入，由此也必然会带有办学思想、内容及方法上的相对自由及宽松的一面。正学书院重视书院管理对办学质量的维系及保障作用。院内设有校董。《正学书院记》记载:“有院董张君传薪、杨君巨卿、梁君倬峰始知书院之兴起，虽不尽关夫三人之力，然非三君之经营筹画则又未必若今日之美备也。” [6]303 同时，延请德才兼备、声誉遐迩者出任院长，主持院务及主讲教学，教学人员除专任教师外，还请县学教谕来书院兼课。在管理模式上，由院长主持，并加大师生参与的民主化管理，从而促进了书院办学效益及影响的提升。
清代后期，西学东渐，价值观剧烈震荡，书院教育日渐滑坡。沿至维新变法时期，正学书院一片萧瑟，仅存正厅3廊，祠文昌帝庙、讲堂斋舍皆倾祀无存，濒临关闭，名存实亡。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延续200余年的正学书院停办，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正学书院从此进入了历史的记忆中。
正学书院对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优秀醇厚民俗的积淀、学术与道德教化的文明进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雄安教育史的宝贵财富。
(三)雄县的雄文书院
雄县地处冀中平原，战国为燕国之易邑地，县域行政隶属及名称设置不断变更，明洪武二年(1569)七月，由归信县改称雄州，1574年降州为县。清朝统一全国后，继续沿用旧制。雄县的历史及文化教育变迁状况与容城颇有相类似之处。
雄县书院教育自清代创立开始，名曰雄文书院。据文献所载：“同治十二年(1873)，知县松龄提县库亲款创建讲堂号舍。” [7]168 雄文书院位于文廊东，文昌祠西。原名“九河书院”，“书院盖以九河下游而名之也” [7]168 。书院初创时期修建了讲堂号舍，因为没有余款聘请山长掌院，知县往往以“县署圮毁”为由，将其作为讼庭。光绪三年(1877)，书院办学经济状况得以改善。清河道叶伯英等人捐赠1500两作膏火银，发商生息，动利存本，又将田出租，以租金作为日常开支的依托，经费日渐充裕。由此，雄文书院得以繁兴，“月官斋两课，集生童数十人，会课官课由知县评文，斋课由山长评文，自是以后文连日兴” [7]168-169 。近代以来，国门被迫渐开，国家内忧外患，雄县毗邻京师，冲击及动荡不可避免。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法侵略军以平定义和团运动为由进入雄县，占领县城。雄文书院建筑设施损毁严重，办学资金的本息银两尽数散尽。书院经此浩劫而被迫时断时续地维持经营。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政”运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推行“书院改学堂”，于是书院资源的残余部分转化为学堂，“兴学令下而雄文书院遂易名为雄县小学堂矣” [7]169 。至此，存在了100余年的雄文书院结束了其艰难而沧桑的历史。
清代中后期书院总体上出现繁荣的盛况，但各地发展及布局仍不平衡，也不合理。与河北乃至全国书院比较，雄安书院仍显示出其卓尔不凡的风采。同时，雄安毗邻京师，京师的政治朝向会第一时间影响此地。所以，在清政府作垂死挣扎进行“新政”改革时，城内书院大多变革为新式学堂。这既是古代书院的不幸，却又为近代新教育增添资源，促进了近代雄安新教育的发展。
三、雄安新区古代书院的现实启迪
(一)弘扬书院办学精神，促进雄安教育事业的进步
自元代起雄安已创建书院，并具有较大影响力。其中，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书院、静修书院被称为环白洋淀四大书院。众多书院的办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雄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并由此从中培养造就了众多的能人贤士。如明朝雄县人刘观，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袁宗儒，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清代安州“陈氏三进士”：陈德荣、陈德正、陈德华。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瑰宝，对今天大学精神的发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见。诚如学者所言：“今天的大学精神如果只强调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而抛弃可贵的理想主义，那就没有进步可言。” [8] 书院是自由讲学论道之地，这种学术传统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雄安古代书院承袭两宋书院学术交流的传统，广延名师，博采众长。刘因、湛若水等名硕鸿儒先后讲学论辩，争鸣探讨，活跃了学术交流与思想对话。同时，书院又强调学生自学与读书指导。例如容城县正学书院主持者赵士麟编撰了《兴学会约》督导书院弟子，发挥书院育人的规范引导之功，取得了积极的教育成效。雄安新区在今后的高等教育建设中要继续传承书院精神，开展文化沙龙活动，促进学术研究，延请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探讨。据此，一方面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与吸收西方当代科技文明及富有正能量的思想观念，实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契合。
(二)挖掘书院文化资源，提升雄安城市文化品位
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应秉承“城市发展，文化先行”的原则，开展对雄安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和保护工程。党和国家对城区改造和新区规划提出“时刻坚守安全红线，时刻坚守生态红线，时刻坚守文化红线”的原则。加大雄安新区文化资源挖掘开发，是一项“以文养城”的策略，对雄安古代书院的研究是挖掘文化资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书院文化内涵丰富，除了教育记忆与传承的意义之外，从文化资源角度来看，既有属于历史古迹遗产的建筑古迹，又有属于民俗文化遗产的精神传承。雄安书院古迹承载着书院文化的信息内容，从而实现了书院古迹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复活，与现代人们的认知方式接轨，使其成为雄安城市建设的某种文化地标。因此，加强对书院古迹的保护与修复，不搞“一次性开发”，才能在更大范围发挥古迹的价值与作用。
书院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魅力、价值追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雄安地区的人民，这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文化财富。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更要加以发扬与继承。杨继盛(容城三贤之一)的第十四代传人杨园合老先生，为了感念祖先的无畏精神，修复重建了杨继盛祠堂 [9] 。建成之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众多游客。这不仅仅是古迹的复修，更体现出对乡贤先人精神的敬畏与传承。
(三)规划书院文化旅游，发展雄安地方产业经济
文化旅游成为近年来的新趋势。雄安书院资源丰富，着力打造“书院文化”，成为促进雄安“书院文化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
晚唐以来，读书人读书山林，佛教禅林研修佛理等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因素深深影响了后来书院的选址与建筑。书院多建在自然风光优美的山林之地，远离人间俗尘纷扰，在大自然中修身养性、讲学传道。书院不仅注重院址选择，而且注重空间布局结构和风景建设。书院的主要建筑都位于书院建筑群垂直的中轴线上，少则两三进，多则四五进，根据书院规模而定。这些建筑功能不同、形态各异，形成明显的书院教育环境设计格局。这些空间布局层层推进，是儒家文化中“礼”的体现。书院内的环境建设亦追求唯美风格，亭台轩榭、曲径通幽、花草丛生，美轮美奂。书院建筑是民俗建筑与庙宇建筑的复合体，以园林环境、民俗建筑风格为主体，庙宇建筑风格为重点，极具乡土文化建筑的观赏性。因此，书院不仅具有内在的教育功能，也具有人文景观的审美价值，反映了书院建筑与园林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以及环境育人的永恒追求。
书院文化旅游，注重自然与人文交互融合，在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的同时，因其作为古代兴学育才的特定场所，展现出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缘此，又能发挥道德感化及伦理规范的教育意蕴。通过融观光、益智、美感、怡情及修身涵养为一体的书院文化旅游，旅行者感受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自由谈论的教学环境、人文与自然结合的书院建筑，陶冶、洗涤及净化旅行者浮躁喧嚣的心灵，体验和再现古代纯净朴素学风，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体认。同时，书院文化旅游还能大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总之，书院是一个地区宝贵的文化教育资源，应加以保护、继承与开发。雄安历史文化悠久，积淀深厚，对区域内书院教育资源进行梳理研究，不仅能够为雄安当今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启迪。而且，通过大力挖掘书院文化积淀，将能够有效形塑雄安新区的文化名片，提升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效能。(保定学院学报 吴洪成)
参考文献：
[1]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36.
[2]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14-115.
[3]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15.
[4]安新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5]吴洪成.河北书院史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251.
[6]吴思忠.容城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7]刘崇本.雄县新志·卷 4[M].台北：成文出版社，1929.
[8]王术臻.书院传统与中国大学精神的重建[J].山东高等教育，2017(4)：54-58.
[9]范周.雄安新区研究的新理论增长点——基于文化、产业、民生的现实维度[J].山东大学学报，2017(5)：1-14.
作者简介：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学原理研究。
源自安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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