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因為元朝統治者的殘酷和他的不屈、節烈，另一方面，江南故國自己人對其殉國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終被押上刑場。
從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儘快捨生取義了。
喊出這種“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曾是文天祥軍中的幕僚，卻很快因為母親有病而回歸鄉里，並“躲過”了在文天祥部隊失敗捐軀或者被俘的命運。
“唯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文天祥
當時28歲的王炎午，聞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1800餘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炎午將此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於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經過的贛州、吉安、櫸樹、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牆、店壁等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用權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氣餒”，“豈不惜哉”！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去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氣節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後，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這種氣節觀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並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在其後更甚，但是像王炎午這樣大膽地直接提出希望，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的，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次。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終於殺身取義，壯烈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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