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亟需的配套改革
党
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判断。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
转入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这既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关，也与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历史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相关。
社会共识与政绩观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有系统的理念转变，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与高速增长的发展共识相适应，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员工作业绩组织考核、社会评价以及自我认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转为追求质量效率的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新的评价指标，相应地，把GDP更多地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指标。
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问题。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土地市场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户籍、公共服务、社会分层等仍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约因素；资本市场在准入不足的同时，也出现了监管混乱的问题；而行政性垄断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产要素效率导向的流动和配置。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那么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短板就绕不过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
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问题。这类问题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固化、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环境等。中国要成功转入高收入社会，必须旗帜鲜明，以极大的勇气、智慧和毅力，打赢解决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攻坚战。
金融风险形成条件的变化与有效防范问题。在高速增长期，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具有吸收、后推金融风险的功能。转入中速增长后，这种条件难以维系，还会出现相反情况，原来无风险的也转化为有风险了。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首先是终端需求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的减速，带动产业领域的去产能，再带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进而逐步形成与终端需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国能否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过好这一关，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
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的形成问题。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但是要对高知识技术密度要素具有“粘性”，显然对要素市场条件、政府能力、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高的时候，依然能够出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形成了高质量的产业体系以及相配套的发展环境。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地区之间的竞争，特别是领先地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高质量产业体系和相应的地方性要素粘性的竞争。
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企业家精神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一方面，随着与国际技术与产业前沿差距的缩短，可直接借鉴或模仿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等相应减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创新以前未曾有过的要素组合方式，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超过以往。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生存发展的基础并不牢靠，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护、企业家预期、政企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
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优先推动如下一些领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中国这五大基础性成本，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其原因，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必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要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比较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的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放宽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来源：北京日报 2018年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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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宅基地自由流转会带来诸多发展机遇
“大都市圈兴起是一场重大的空间、经济和地理的变革，中国下一步将形成三千万、五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大都市圈”，刘世锦在首届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西咸）国际论坛上表示。
在刘世锦看来，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飞速崛起是我国近几年来城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以北京、上海、深圳等标志性城市的人口大规模净流入为标志，一场大都市圈发展建设正在轰轰烈烈的展开。
自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到去年雄安新区落地，25年间，我国共设立了19个国家级新区。作为国家战略，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初衷是对特定区域的发展做出重新定位，在进一步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发挥该区域的潜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同构化和产能过剩困局，进而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能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经由浦东新区带动上海发展进而辐射周边的长三角经济区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重量一极，成为了大都市圈发展的标杆式范例。从浦东新区向西1200公里， 2014年获得批复设立的西咸新区则承载着我国西向开放的重要任务——官方文件将其表述为“西部大开发新引擎、向西开放重要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四项重大使命。
在城市建设方面，刘世锦直言，大都市圈的发展绝不能采取“摊大饼”的老路，而是要用核心城市加周边小城镇的发展方式，“将原来核心城市中的一部分功能疏解出来，（周边小城镇）可以吸收更多人口，同时可以解决既有的城市病”。
西咸新区的发展显然有意避免上述问题，据介绍，西咸新区创新发展实践当中，严格杜绝城市“摊大饼”，坚持以生态红线、水资源底线框定开发建设边界，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构建绿色生态、职住均衡，组团发展的城市空间格局。
“城镇化进程不是简单的征地造城，而是要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共享发展红利。西咸新区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村民’变‘市民’后，不仅住有所居，还能劳有所得，保障他们的长远生计。”西咸新区管委会主任康军说。
他表示，城市建设一定要由过去“摊大饼”式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生态型、智慧型、环保型的内涵式发展。下一步，西咸新区要为中国和世界探索出城市创新发展战新路子。
显然，上述发展方式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涉及到宅基地，小产权房等众多当下看来争议颇多的制度设计。“像北京，相当一部分人想到农村去买个房子，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可以吗？有人也买了，但法律不保护小产权房，该拆的时候照样要给你拆”，刘世锦举例道。
不仅生活上如此，在投资建设上也存在很多争议，“资金要到农村去，城乡工商资本下乡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土地能不能直接用呢？过去我们是先征成国有土地再建设，这么多年进展不快，还有很多争议，现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到底靠谁？钱从哪儿来？地从哪儿来？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认为，应考虑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宅基地自由流转。如此，可以吸引城乡两方面资金，“农民可以搞所谓乡村振兴，城里面的也可以”。“在宅基地流转，城里人下乡置业创业，城乡资本进入乡村等方面要开口子，要有大突破，这也是下一步城乡供给侧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于去年设立的雄安新区致力于在土地征收制度上有所突破，据媒体报道，“一锤子买卖”式的传统拆迁补偿方式将在雄安新区终结，为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雄安新区对农民的占地补偿将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农民的一次性补偿，还有一部分是折成“股份”，农民每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红。
而在西咸新区在实践中，针对辖区内有大量村庄和农业人口的实际情况，将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推进被征地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推广征迁补偿有现金、闲置房屋有租金、商业面积分股金、区内就业挣薪金、老年生活有保障金“五金”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让‘村民’变‘市民’后不仅住有所居，还能劳有所得。
当然，在刘世锦看来，除上述政策选择外，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宅基地自由流转会带来更多方面的发展机遇，例如可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营商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的成本，在农村方面，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拓展房地产产业的合理增长潜能。
“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土地、资金、人员、技术等等双向流动，那么中国就有了很大一块增长潜力”，刘世锦说。
来源：新浪财经综合 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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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要让农村宅基地流转 给小产权房出路
“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给出路、城里人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开口子，要有大的突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9月15-16日举行的第三届野三坡论坛上建议。
他认为，这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也有助于降低城市房价和营商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成本，保护提升产业竞争力。做到这些，甚至都“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关键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刘世锦指出，中国发展正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城市房价过高乃至房地产泡沫，实体经济成本过高，农民进城住房难，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慢，如何推动小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如何发掘经济增长新动能。这些问题都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关。
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农村土地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能够流转。但是，至今改革进展缓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些流传已久，但似是而非的观点。
刘世锦举例说，有人担心，农民把宅基地卖了，去买酒喝，房子没了，无立身之本，以后会出大事，影响整个社会。“这样的人，一百个里面能有几个？农村有这样的人，城里难道没有？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人，就把其他九十八、九十七个人抹杀掉。”
还有观点认为，不开放农村土地市场，不让转让宅基地，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刘世锦说：“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不流转、不交易，它到底值多少钱谁知道？农民都搞不清楚，我们连农民利益是多少都不清楚，谈何保护。”
对于小产权房未经批准不符合规划的说法，刘世锦说：“确实如此，不允许盖的房子当然不可能有规划。但是，我们有一个起点，农民是否有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房的权利......如果你认为他有这个权利，对如此之多的‘规外之物’是否要给出路？”
对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会掠夺农民的说法，刘世锦表示，资本或资金到任何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在城市里出的问题更多。比如，房地产泡沫就是因为资金把价格推高了，但根本原因是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有关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因噎废食，不让城市或外部的资金到农村去，是否还能够实现乡村振兴。
刘世锦认为，现在需要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是，十九大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现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什么？一方面农民想进城，另一方面城里面的人也想下乡。大城市建设需要农民参与，小城镇和乡村振兴也需要城里人参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是城市和乡村都要分享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这样的前景，要求城乡之间打通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通道，允许相互流动，优化配置资源。”刘世锦说。
他认为，改革要重视调动地方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基层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和政策。改革就是创新，就面临着不确定性，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刘世锦强调，不同时期面临不同难题，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城乡要素通道，是“当下面对的新的河流，改革还要过大河”。这方面大的改革将会带来多方面的好处，这将会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具潜力的增长领域，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更有利于加快小城镇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拓展基建、房地产的合理增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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