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驛堡 圖源：李永宏博客
鞍山驛堡 圖源：李永宏博客
鞍山驛堡 圖源：李永宏博客
明朝為了遼東的穩固和貿易發展，從初期便開始在遼東開闢驛路，廣設驛站、遞運所和急遞鋪等機構。值得一提的是,驛路的廣泛開闢影響到後來修建的遼東長城的走勢。
明代全國驛路圖
明初奴兒干都司及附近地區驛路分佈圖
明代遼東驛路分佈圖
驛站、遞運所、急遞鋪組成明代遼東龐大遞運體系
鞍山市千山區鞍山城村明代鞍山驛古城門遺蹟是目前遼寧所保存的明代驛站遺址中最為完好的一處。鞍山驛，位於當時的東、西鞍山兩座山之間的楊柳河谷地。此處山路狹窄，地勢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控制南北通道的要塞，明朝初年設立，萬曆六年（1578年）重修。
根據勘測，鞍山驛是一座不規則的方形城垣。東西牆長276米，南牆長290米，北牆長283米，周長1125米。現城牆高十餘米。原有南北二門，現只存南門，南門高13米，門洞寬4米。原來門券上面有 鞍山驛堡門額，下書萬曆六年重修。但早已不見，現在的門額是1986年重修時用墨玉雕刻的。
明朝在遼東開闢了多條驛路，並設置大量的驛站，鞍山驛就是明代遼東驛路上較為重要的一個站，這裡不僅設置了驛站，還修築了城堡，設置了一處鞍山遞運所。
《明太祖實錄》記載，遼東驛路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開通的。當年七月，朱元璋“命左軍都督府自山海衛至遼東，置馬驛一十四驛，各給官馬三十匹，以贖罪囚徒為驛夫，驛百二十人，仍令田其旁近地以自給”。
後來，隨著驛路的開闢，驛站不斷增加，據《遼東志》記載：遼東共有35個驛站，有的設置在城中，如遼陽驛、瀋陽驛、蓋州驛等，有的設置在荒山峻嶺中，如鞍山驛。
遼東驛路的起點為山海關，終點北到開原，南到旅順，從旅順過海可以直達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省蓬萊市）。各驛站的距離一般來說是40裡到60裡，但是由於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也有超過七八十里的。
與驛站配套的是遞運所，有的和驛站同處一城，鞍山驛就是這樣設置的，有的則和驛站分城設置。
驛站主要是輸送人員和信息，來往官員可以住宿。而遞運所主要輸送物資，是明朝專門運送軍需物資和上貢物品的運輸機構。
據《明會典》記載：“（遞運所）洪武九年始置……乃命兵部增置各處遞運所，以便遞送”“每所設置車輛不等，如大車一輛載米十石者，人夫三名，牛三頭，布袋十條。小車一輛載米三石者，人夫一名，牛一頭”。
遞運所有專門負責的官員，設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運遞糧物。根據《遼東志》記載，遼東地區設置遞運所33個，集中在遼南和遼西地區。
除了遞運所，明朝還在遼東設立了急遞鋪，急遞鋪的功能就簡單得多，就是負責傳遞地方公文，與驛站的功能有些重合。急遞鋪的人員很少，一般每個急遞鋪只有一兩名鋪兵，急遞鋪的間距也較驛站和遞運所更短，一般是10裡到20裡不等，如遼陽南15裡設置了首山鋪，繼續往南15裡是沙河鋪（今鞍山市立山區沙河街道一帶），然後相距15裡是長甸鋪（今鞍山市鐵東區長甸街道一帶），南邊10裡便到了鞍山驛。
相比驛站和遞運所，遼東急遞鋪的數量更多，據《遼東志》記載：遼東的急遞鋪共55鋪，分佈不均。如遼陽有8鋪、海州（今海城市）14鋪、蓋州6鋪、復州（今瓦房店市復州城鎮）7鋪，遼陽南部一帶的急遞鋪最為密集，而錦州至山海關之間則沒有急遞鋪。
明朝在遼東設置的遞運所和急遞鋪兩種機構，主要是遞運官方物資及軍需用品，是作為驛站的補充形式存在的。急遞鋪多以衛所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連接周邊鄰衛所，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快速郵遞網絡。
為了保障驛路的安全暢通，明朝在驛路兩側修築了大量的路臺。據《全遼志》記載共有173座路臺，而《全遼備考》則記載有278座路臺，究竟遼東驛路上有多少路臺，現在已無法考證。一般來說，驛路上每隔五里當有一臺，在要衝之地可能加密到二三里一臺。
究其原因，這與當時的蒙古和女真各部族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時，東北地區的蒙古、女真各部族經常要到北京朝貢，東北的土特產，如失剌孫(土豹)、貂鼠皮、金錢豹、阿膠、人參等，通過驛路、驛站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內地。內地漢族的先進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如鐵鍋、鐵鏟、瓷器、絹、布、米等，也通過驛路大量地輸送到蒙古、女真各部。
《明神宗實錄》記載，通過朝貢，蒙古、女真各部族獲得了明朝皇帝大量的賞賜，同時也買入大量的所需物品，滿載而歸，“行李多至千櫃，少亦數百”，可見明朝東北各路驛站擔負著繁重的接待和運輸任務。
著名考古學家，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王綿厚認為，明代遼東驛路的開闢，驛站、遞運所和急遞鋪的建立，不但加強了明朝對東北的經營管理，也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遼東乃至東北地區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先闢驛路，後築長城，二者走向一致
明代遼東驛路是以遼陽、廣寧、開原為中心，道路四通八達。特別是遼陽一直是遼東都司的政治中心所在，因此，以遼陽為中心形成了向四周輻射的交通網絡，最後通向東北的奴兒干地區和東南部的朝鮮。
經過多年的研究和調查，王綿厚得出結論，明代遼東驛路有四條主要道路，以遼陽為中心向四周輻射。
從遼陽南行是到旅順的驛路，主要驛站有遼陽驛、鞍山驛（由此西行牛莊驛可至遼西）、海州驛、耀州驛（今大石橋市嶽州城村）、蓋州驛、熊嶽驛、復州驛、金州驛、旅順口驛等。
從遼陽北行是到開原的驛路，主要驛站有瀋陽驛、懿路驛（今鐵嶺縣新臺子鎮懿路村）、銀州驛（今鐵嶺）、開原驛等。
從遼陽向西南方向是到山海關的驛路，主要驛站有鞍山驛（是由遼陽通往遼南、遼西的重要中轉驛站）、廣寧驛、小黑山驛（今黑山縣）、小淩河驛（今錦州城南小淩河畔）、寧遠驛（今興城）等。
最後就是從遼陽向東南方向通往朝鮮的驛路，是中朝使臣來往必經之路，也是明軍防備女真各部的最前線。主要驛站有連山關（今本溪南連山關鎮）、鳳凰城、鎮江城等。
遼東驛路四通八達，開闢時間也早於遼東長城，所以從時間上看，遼東驛路和遼東長城形成於不同時期，兩者之間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但事實恰恰相反，正因為先有驛路，後來為保護驛路和驛路沿線的衛所屯堡，才形成了遼東長城現在的走勢。
遼東長城西接薊鎮長城，東迄鴨綠江邊，全長2000多里，其走向幾乎與驛路一致，並把驛路保護在其內側，像一字長蛇蜿蜒於遼東驛路的北部，從整體上看，它和遼東驛路一樣，也是個大大的“凹”字形。
明朝收復遼東後，最早修築的是城。城的功能是作為防禦工事，是保護人口和物資的據點。從洪武元年（1368年）開始，明朝就陸續在遼東建城。洪武后期，遼東驛路開通，驛站、遞運所、急遞鋪相繼建設，正是這些站鋪的建設把遼東的各個城、衛所聯結起來，使其防禦開始走向體系化。在這個以城為核心，以衛所為點，以驛路為紐帶的體系中，幾乎集中了遼東全部的物資和人口。但是到了明朝中期，遼東邊疆蒙古、女真部落崛起，邊患增加，為保護遼東的物資和人口，防禦成為明朝在遼東的首要任務，修築防禦工程的事情逐漸提到日程上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遼東長城在正統二年（1437年）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陸續修築完成，一個完整而嚴密的陸海防禦體系至此形成。
遼東驛站實行軍事化管理
明代遼東驛路上最多時有35個驛站，33個遞運所，55個急遞鋪，這些機構對明朝建設遼東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綿厚認為，遼東驛站的軍事性質非常突出。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為軍事服務，尤其是開國之初建立的驛站，其目的是將邊防重鎮連接起來，以保證公文傳遞的暢通和軍隊、軍需物資的迅速調動。
據《遼東志》記載：“各處例有驛丞遞運所大使，惟遼東驛遞以本百戶所軍充役。”可見遼東的驛站是由軍隊管理，不再另設驛丞和大使等職，而且根據驛站的大小靈活配置，如遼陽、瀋陽、廣寧等驛各設帶管驛遞百戶一員，而較小的驛站則兩三驛設帶管驛遞百戶一員，遼東驛站的軍事化管理程度很高。
明代驛站中的驛夫被稱為衛軍或餘軍，他們是軍人，可以在驛站地屯田，驛夫一般是父子相承的世襲制，也有個別驛站的驛夫由囚犯擔當。
在驛站中，除了驛夫外，最為重要的就是馬和驢等交通工具。《明會典》記載：“凡馬驛設置馬驢不等。如衝要去處或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餘雖非衝要，或設馬二十匹、十匹、五匹。”可見，驛站位置重要與否關係到所配置的馬和驢數量的多少。
在明朝，使用驛站的手續也很簡單，只要持有“符驗關券”等憑證就可以使用驛站，“符驗關券”包括符驗、勘合和火票三種。
符驗由兵部發給，所差人員填好姓名、官職親自領取，完事後繳回。勘合，也稱半印勘合，是政府防止利用文書作弊而實行的制度。勘合分為兩半，用時需相併驗對騎縫印信作為憑證。驛傳勘合上填寫乘驛人的姓名、職務、到達地點、往返日期以及應得的馬匹、車船數量等。火票則是軍務緊急情況下使用的憑證。
隨著遼東經濟的發展，往來客商的增多，驛站對往來客商提供了便利，但因客商太多，也加重了驛站的負擔。
清代遼東驛路大變，對遼南先棄後用
明朝滅亡後，遼東的驛路和驛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驛路改道，有些驛站繼續使用，有些驛站則完全荒棄。
清代時，東北地區的政治中心轉移到了盛京（今瀋陽），所以交通線路開始以盛京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除了明代原有的驛路，清朝又開闢了四條驛路，它們分別是盛京至山海關線，盛京至開原線，盛京至鳳凰城線，盛京至興京（今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老城村）線。
耐人尋味的是，清朝在遼南地區沒有設置驛站，而是以急遞鋪代替，包括遼陽、海州、蓋州、金州、復州等地。康熙年間編纂的《蓋平縣誌》記載：清政府覺得“蓋邑非往來之衝，而前代置驛皆省。檄書傳送一二鋪司事耳”。意思是說清政府認為遼南並不是重要之地，驛站能省則省，有急遞鋪就可以了，因此從遼陽到旅順的道路上始終沒有設置驛站，“凡往來公文俱由鋪兵傳遞”。
但是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遼南地區的地位對清政府越來越重要，為了改變遼南沒有驛站傳送公文不便的狀況，盛京將軍才在遼陽、牛莊、熊嶽、復州、金州等地設立了10個腰站（驛站的中間站，以便休息或換馬，也稱腰頓），當時的蓋州設立一個腰臺，作為驛站使用。
在清代，遼東的驛站只供官員食宿休息，不對往來客商開放。商旅們只得借住民宅。乾隆、嘉慶時期東北地區人口增加，往來客商逐漸增多，驛站附近出現了旅店。旅店的興起彌補了驛站的不足，併為民間交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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