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把修身与治国、救世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极高境界的精神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曾国藩是按照中国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要求自己的，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曾国藩是中国儒学传统锌铸的典型人物，由此可见，修行与治平在他看来是决不可分的。曾国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名为“八德”。即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
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中又唯勤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不仅率先习劳，而且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寒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刚。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品格。他说：“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明。“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前者看指精明晓畅；从后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冷静权衡的平实态度与眼光。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速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落从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入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后，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衡，心虚则可受人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浑。关于“浑”，曾国落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在此，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而八德的形成，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所谓治心之道。这不仅需要时时事事身体力行，尤其需要一种精神本体上的通达。于是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三个层次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然而，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祥氏入定，冥然周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店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友，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级”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曾国藩对理学的“静”则达到了自我感悟。他认为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致此，神明则如日之升，身定则如鼎之镇。否则，既使深闭固拒，心如灰死，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这也就没有真正的静。
可见，曾国落对理学已有了很深的体悟。其神明如日升，身定如鼎镇已可做为为人的座右铭来遵守了。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苟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使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
要从这三层深入修练，达到“内圣”心法的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与否，盖（大概）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只有自己一
人知道）。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两次说到）慎独。果（真）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努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切实）实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他与人交心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要表达了，还有他没有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的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呢？为什么说人心叵测？道理就在这里：人的心理极而言之就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这种隐秘性，《大学》才讲“诚意”，有诚意才可取，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然的话，这只能伪饰或欺骗；然而，在生活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不诚实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骗别人，他也要显得是真诚的；一方面他确实不真诚，另一方面他极力显示真诚，这就不能不从事说谎或伪装；他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诚的唯一的审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独也。
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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