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總醫院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王黎（左一）和同事值夜班時在病房查看重症患者病情。
本報記者 邱超奕攝
陪病人比陪家人多
“今晚這裡有23張病床。1床的患者是腹部外傷，肝臟、胰腺、腸管損傷，接受器官吻合手術後生命體徵不穩定，處於膿毒症休克狀態；14床的患者病情較重，是一位28歲男性，前陣子在高溫下得了熱射病；最需要注意的是11床的患者，這位26歲女性患有重症肺炎，正通過體外人工膜肺來維持生命……”
晚上9點15分，王黎穿上無菌衣，站在解放軍總醫院外科樓四層重症醫學科的玻璃病房裡。他是該院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23位患者的病情，他全部清清楚楚。患者何時來的？如今什麼狀況？檢查結果怎樣？治療手段是啥？……這些問題，他每次值夜班都要實時瞭解。
解放軍總醫院重症醫學科住滿了生命垂危的患者，例如多器官功能不全、膿毒症、重症呼吸窘迫綜合徵等患者。情況最重的患者，全身都插著管子，四五臺機器圍著床沿，十幾袋藥水掛滿支架，連血流和呼吸都依靠機器進行，日夜需要嚴密看護。
上班期間，王黎精神高度緊張，基本合不了眼。“4天一個班，上24小時。早上8點上班，次日中午下班，實際接近28個小時。”王黎參加工作7年，由於總是超負荷工作，需要喝咖啡提神，所以打得一手好咖啡。
王黎有個5歲的女兒。去年冬天，他被抽調到海南三亞院區，農曆臘月二十九，醫院收治了一位重症肺炎患者。當天中午，王黎開車去機場接家人來過年，結果剛見面，手機就響了。“王醫生，患者病情惡化，呼吸機全力支持也無法改善氧合！”電話那頭的聲音很急切。
王黎拉上家人直奔醫院，說好的一起吃大餐也變成了吃食堂。“這時女兒不高興了，抱著我不撒手。”救人要緊，王黎一狠心，把女兒塞給妻子，扭頭就走。“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女兒在身後傷心地哭喊，王黎的淚水也在眼眶裡打轉：“但我必須要走啊，救人是我的職責。”
5年前，女兒出生那天，王黎也在值班，結果妻子產後大出血，負責陪護的家人又臨時不在，醫生跑出來找人，竟發現門外沒有家屬。“像我這樣因工作放棄家事的醫生太多了，哪個科室都有。”王黎說，“家人是否理解我的辛苦？我覺得能理解，但情感上不容易接受，這需要我花時間、花精力去爭取支持。”
解放軍總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賈立靜一說起孩子，總有些愧疚。她的女兒7歲，經常在她出門時拉著她說：“媽媽別去上夜班了，你陪陪我吧！”她只好蹲下來告訴女兒：“媽媽必須去上班呀，醫院還有很多患者等著媽媽去救呢。”賈立靜每4天一個夜班，經常不能陪女兒。她以前給女兒報了個輔導班，有一次去接女兒，輔導老師說：“原來您就是她媽媽啊，孩子都學習兩年了，還是第一次見您呢！”
10年急診，賈立靜有6年沒回老家過年。五棵松商圈離醫院很近，可過去5年裡她沒去逛過一次街。“夜班後回家，我累得不想說話。一開始爸媽還開玩笑，說我以前挺活潑的，如今怎麼不吭聲了？後來他們到醫院來看我工作那麼忙，從此特別理解我。”
“因為夜班，我不能好好陪父母和妻子，工作7年只休過3次年假。”朝陽醫院胸外科主治醫師胡曉星說，他是個足球迷，但經常因為上夜班，不能按時參加和朋友們約定的足球賽。“上夜班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一些影響，但既然當初選擇了從醫這條路，就要克服困難，堅定地走下去。”
難忘棘手的“第一次”
“只有多經歷挑戰，心中才不會慌。從生疏到熟練，從緊張到沉穩，都是一個個夜班磨出來的。”
“夜班是很辛苦，但這份工作也讓我得到了歷練。”北京協和醫院外科總值班醫師姚儒上任3個多月，感覺自己進步很快。協和醫院的外科總值班，負責全院所有的外科急會診，晚上常有危重患者需要急救。
“今年6月3日是我第一天當班，心裡有些忐忑。之前我沒有處理過危重病例，更沒在緊急情況下獨自做過任何決定。”姚儒說，外科總值班需要評估患者的病情有沒有手術指徵，有沒有禁忌以及能否從手術中獲益，而這些判斷，光憑書本知識是不夠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歷練。“有的患者確實有手術指徵，但身體耐受性很差，手術風險就很高。另外，與家屬的溝通也很重要，需要考慮患者的家庭組成、經濟情況等，同樣的病情發生在不同患者身上，治療選擇也可能不同。”
“每個晚上我都會遇見不同患者，必須用所學知識及時給出治療意見，每次值班都是對綜合能力的考驗。”姚儒說。8月底，有位患者反覆嘔吐，經過內鏡、CT檢查後判斷是機械性腸梗阻，很可能有腸道扭轉或粘連。經保守治療無效後，姚儒參加了這臺急診手術。“切開患者腹部一看，他的小腸被一層繭樣薄膜整個包裹，這和術前的推斷完全不同，並不是扭轉、粘連，而是感染所致。這說明，醫生對看似常規的病例也要多留個心眼，即使是先進的影像技術也不一定能完全探明病因。”
姚儒說，當了總值班才體會到，醫學探索永無止境。同幾個月前相比，如今他對急診危重病例的處理更成熟，思考問題更全面，手術操作也更熟練。“剛開始總是心裡沒底，現在已經完全適應了外科總值班的工作。”
2015年，那時還在北京協和醫院心臟重症病房值夜班的趙丹青遭遇了驚魂一刻：一位心梗患者突然室性心動過速，經反覆實施除顫後仍不見效，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趙丹青一時難以應對，急忙打電話找值班主治醫師，主治醫師趕到後馬上對患者進行再血管化治療並留置主動脈球囊反搏，經過緊張搶救，患者脫離了危險。
“聽同事們說，當時電話裡我的嗓音都在顫抖！”而今，趙丹青也成了協和醫院內科總住院醫師，管理著內科樓裡11個病房。“回想這幾年，那些棘手的‘第一次’碰得多了，心態和能力才逐漸成熟起來。”
“醫學界流傳著一句話，叫‘嚴於術前，精於術中，勤於術後’。也就是說，手術前後，患者隨時都需要精心照料，而晚上往往只有少數醫生在崗，面臨的挑戰更大，對醫術的鍛鍊也就更多。”胡曉星說。
7年來，胡曉星在夜班中先後遇見各種從未處理過的病情，有刀刺傷、膈疝、咳血、血氣胸等。“只有多經歷挑戰，心中才不會慌。從生疏到熟練，從慌張到沉穩，都是一個個夜班磨出來的。”胡曉星說。
醫患需要相互理解
“如果醫生在盡最大努力救人時，卻遭到對方的冷眼、誤解甚至對抗，這會傷害醫生，也會影響對患者的救治。”
2012年的一天，晚上8點多，王黎剛到重症醫學科獨立值班，病房收治了一位頜面部腫瘤患者。“她嘴裡插著氣管，為了讓她舒服些，我就給她輸了點鎮痛藥，好讓她睡一會兒，然後又按照常規，把她的雙手束縛在床邊，防止睡夢中抓撓氣管。”王黎說。
半夜，這位患者醒了。王黎剛好在病房，聽見她不停用手拍打床沿，就湊上去問：“是不是覺得不舒服？”患者直勾勾地看著他，微微點頭。於是他又問：“是因為管子插著疼嗎？”患者搖搖頭。“那是不是覺得手綁著很難受？”患者又點點頭。
王黎陷入了糾結：如果給患者鬆綁，她可能會抓撓氣管，甚至脫落後造成嚴重後果；但如果不給她鬆開，她又確實難受。“最後我叮囑她，可以把手鬆開，但一定要聽我的話，不能亂動。”當晚，王黎和護士們加倍小心，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一下，防止氣管脫落。
後來，這位患者治療得不錯，轉到普通病房。又過了一週，她專程回來找到王黎道謝。“患者說，手術當晚醒來，肢體束縛讓她很難受，而我剛好出現，幫她解開了束縛。雖然病痛中昏昏沉沉，但那天的場景她記得很清楚。”這件小事讓王黎備受鼓舞，後來查房時，他也會經常問自己，怎樣才能更好地瞭解患者，幫助患者減輕痛苦？
“醫生看起來‘冷漠’，其實更多是‘冷靜’。”趙丹青說，面對患者，醫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判斷危險、處理病情上。“醫生也有同情心，但內心必須更加堅強，把救人當作第一要務。”趙丹青只有在一個人時，才會放下壓力，甚至默默為患者哭泣。
在急診搶救區，患者病情複雜多變，由此產生的誤會也不少。“前陣子我收治一位65歲的男性患者。他和同伴來北京旅遊，結果突然身體不適被送進醫院。我看他持續胸痛、大汗淋漓、心電圖明顯異常，判斷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建議馬上手術。”賈立靜回憶。
可到了手術簽字時，患者以為不要緊，不願做手術。他的同伴也不簽字，認為醫院只想多賺錢。賈立靜只好打電話給患者的兒子請他授權簽字，可對方竟以為是詐騙，沒說兩句就掛機了。賈立靜當時又心急又委屈，她深知，心梗每耽誤一小時，就會損害恢復效果，甚至直接危及性命。而患者和家屬的誤解，硬是把半小時內就能治的病，拖延了幾個小時。
“最後，患者的一位朋友趕來勸他簽字，他還在較著勁，結果突發室顫心臟停跳，我們趕緊實施手術，才把他救了回來。”賈立靜說，對於不知情的人而言，可能覺得有些病拖幾分鐘沒事，但對於醫生來說，每拖延一分鐘，都是對良心的煎熬。“如果醫生在盡最大努力救人時，卻遭到冷眼、誤解甚至對抗，這會傷害醫生，也會影響對患者的救治。”
“希望醫患之間能多些理解、尊重和信任。”王黎說，他每天上班都要花很長時間同患者及家屬充分溝通。“說到底，醫患本不該有矛盾——醫生和患者及家屬共同的敵人是疾病，沒必要互相猜忌。”
“醫患雙方都需要換位思考。”胡曉星說，“患者有時抱怨排隊2小時，看病5分鐘，好像醫生匆匆打發人走。但絕大多數醫生在患者等待的這2小時裡，其實一直在給其他患者看病。當然，醫生也要體諒患者的痛苦和焦急，在細節上給予患者更多關懷。”
原標題：夜班醫生有苦更有樂（聚焦·跟著醫生值夜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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